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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父子诗选

【作　者】：（三国）曹操、曹丕、曹植撰

【丛编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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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项】：无

【ISBN号】：无

【原书定价】：　

【主题词】：诗集－作品－中国－三国时代－选集

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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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汉末建安峙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

　　诗自三百篇以来，曾经历了楚绯、汉乐府民歌等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其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汉朝辞赋盛行以后，文人崇赋而轻诗，文人诗作者不多，“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钟嵘《诗品》）。到了汉末建安则忽然改观，诗坛上涌现出大量作家，其中曹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足这俐时期的重耍代表。他们而对着极度动乱的社会现实，不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写出不少反映社会现实，富有峙代气息的作品，打破了汉代诗坛的沉寂局面，使诗歌创作进入一个划时代的里程。而曹魏父子则是这个时代的开山祖帅，他们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出许多动人的诗篇，开创了建安新诗风，深刻而富有创造性地反映了那个动乱的时代，表现了他们积极进取，要建功立业，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使作品充满了新的气息，新的格调，新的精神，形成了诗歌创作“彬彬之盛”。（钟嵘《诗品》）

　　汉末建安时期，是一个极动乱的历史时期，处在这一时代的作家，他们深感各种社会矛盾在激化，从而产生改变这种状况的政冶理想。这种理想表现在创作上，就构成建安文学“慷慨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独特风格，即所谓“建安风骨”。曹魏父子是这个时代的先驱者，不论在政冶上，或在文学创作上都处在领导地位，而他们的诗“志深而笔长”，“慷慨而多气”，语言精练质朴而富有文采，代表着建安文学的主流。所以曹魏父子的话最能体现“建安风骨“的特色。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建安时期又是诗歌形式多样化的一个时期。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诗歌的语言形式已从四言发展到五言。到了建安时朗，五言诗已成为文人诗的主要形式。而最能体现这一时期诗歌形式特点的又是曹魏父子的诗。他们创作技巧纯熟，不但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他们的作品中，四言、五言、七言、杂言也无不具备。曹操的四言，曹丕的七言，曹植的五言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对我国古典诗歌形式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曹魏父子诗选》所选入的诗，计曹操十三首，曹丕二十三首，曹植五十三首，共八十九首。这些作品内容比较丰富，有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人民疾苦的，有表现作者建功立业的理想和志向的，有描写思妇幽怨、游子思乡的，还有幻想神仙遨游和欢宴行乐的；艺术形式也较多样化。-读书网|DuShu.com

【作者简介】
　　曹操（公元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他的父亲曹嵩，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只知道他是汉桓帝时曹腾的养子，后来官至太尉。曹操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二十岁举孝廉，曾因“能明古学“被汉灵帝任为议郎。黄巾起义时，任骑都尉，起兵镇压黄巾军。献帝初，军阀董卓专权﹒欲发帝自立。他又加入讨伐董卓的联军。后来打败黄巾，收编农民起义军三十多万，壮大自己的实力，便成为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一。到了建安元年（公元１９６），他迎献帝都许（今河南省许昌东），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击败了吕布、袁绍、袁术等各个敌手，而成为北中国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是东汉末期的政冶家和军事家。又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文学家。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魏志。荀彧传》引《魏氏春秋》），不但把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集中在自己的手下，而且还收揽大批文人学士。当时集中在邺（今河南省安阳北）

　　下的文人，很多都是有才华的诗人，而曹操则是他们的保护人和诗歌创作的先导者。

　　《文心雕龙。时序》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他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和政治远见，深刻地洞察社会，创造性地写出许多揭露社会矛盾、反映乱离现贯，被称为具有“建安风骨”的诗篇，为“建安文学”奠定了基础。

　　曹操现存的二十多首诗全是乐府歌辞。史家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见《三国志》注引《魏书》），可见他不仅是个诗家，而且是个爱好音乐的行家。尤为突出的是，他继承了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现实主义传统，用乐府旧调旧题写新内容，把当时动乱的政治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形象深刻地反映出来﹒因而被称为“汉末实录”和“诗史“（钟惺《古诗归》）。例如，《薤露行》和《窝里行》是以挽歌写时事的。它们通过对那个丧乱时代的真切描写表露了诗人伤时悯世的感情，写得苍凉激楚，形象鲜明。又如《苦寒行》和《劫东西门行》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汉末军旅征戍生活的痛苦。前者描写山路行军的艰苦，后者抒发征夫怀乡之情，这是作者战争生活的真实写照，读来如历其境，深切感人。《短歌行》和《龟虽寿》则表现了他统一大下的雄心和进取精神。这两首是曹诗中的四言名篇，作者悲凉慷慨，以浓烈的抒情气氛表达自己统一天下的志向，以及为完成末竟的事业继缤奋发的胸怀。

　　曹操的另一部份乐府诗，如《对酒》和《度关山》，是他的政治理想的反映。在《对酒》篇里，作者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这个社会，为君的贤明，为臣的忠良，个个都讲礼让，无是非争讼，官吏不上门催租迫债，执政者赏罚严明，都像父兄一样爱护百姓；老百姓则安心农业生产，不再被役使而奔走四方，大家都过着丰衣足食的和平生活，老人得终其天年。这是作者所想像出来的社会，自然这只是小生产者的社会理想。曹操是个政治家，今天读他这一类的诗，有助于对他政治思想的了解。

　　他的四言抒情诗尤为人们所称颂，后人说他是“复兴四言诗”的作家。沈德潜说：“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因为四言诗自《诗经》以后，日趋萎靡，遂渐为五言诗所代替，很少有佳作出现，而曹操却创造了几篇动人的佳作，使四言诗再度新生，重现奇彩。除了上面所举两首四言诗外，《观沧海》也是四言名篇。这是一首较完整的写景诗，其中作者通过“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辽阔雄肚的沧海景色的描绘，披露他开阔的胸襟。这种完全写景的诗在他以前是不曾有过的。因而曹操又是写景诗的创始者。后人如嵇康、陶渊明等有成就的四言诗都深受其影响。

　　总之，曹操的诗，表现了他豪迈纵横、苍凉悲壮的独特风格，是那个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他的诗不仅开创了建安文学一代诗风，对后来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他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作法，也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例如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诗和白居易等人所掀起的新乐府运动，都可以追溯到曹操的乐府歌辞上来。

　　曹丕（公元１８７－２２６），字子桓，曹操次子。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二十二年立为太子（曹操长子曹昂早死）。二十五年曹操死，继为丞相及魏王，不久即窜汉自立为皇帝，年号黄初，在位七年多。

　　曹丕的抱负远不及曹操，他缺乏曹操的雄才大略和进取精神，在政冶上向往汉文帝式的“无为而治”；但他很有文才，博通群书，爱好文学，努力于著述。他认为：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他在给王朗的书信里说：“人生有七尺之躯，死为一棺之土，惟有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着编籍。”据史书记载，他写过许多辞赋、诗歌及散文，“所勒成垂百篇。”（《三国志。文帝纪》）现存的诗歌，完整的约有四十首，或全或缺的词赋约有三十篇，其中《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享有较高地位的重要文献。常时邺下文人集团，都以他为中心，开展著述和创作。这对于促进建安文学的发展繁荣，起了积极的作用。

　　曹丕生活的主耍时期是在三分天下既定之后，环境比较安定，政冶生活也比较平稳。他和文士们结成诗朋酒侣，“出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

　　（《与吴质书》），所以他的诗歌内容远不及曹操丰富，也不如曹植泓深。但就作家而论，曹丕也不失为建安诗人中成就较高的一个，一些诗也称得上时代的名篇。例如《燕歌行》和《杂诗》等。

　　民歌学习是建安诗人的一个共同点，曹丕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他的诗取材于“闾里小事”，偏重抒情，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妇题材的作品较多，写得也比较好；而且形式多样化，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有，语言通俗明快，有较浓郁的民歌风味。如《清河作》、《代刘勋出妻王氏作》、《清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和《杂诗》等等，都是模仿民歌来抒情叙事的。例如《杂诗》其二，写客子（游子）思乡之情，用比兴手法把客户身不由主、流落他乡的境遇和惴惴不安的心理，表现得真切感人。尤其《燕歌行》其一，用细腻而委婉的笔法，刻划秋夜思妇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深细入神，全诗声调铿锵，语言清丽而富于抒情色彩，是它以前的作品所不能企及的。这首诗是现存文人诗作中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诗句完全摆脱楚辞句中夹“兮”字和张衡《四愁诗》中第一句夹“兮”字的作法而进入七言诗的范畴。它对七古诗的形成是作出过贡献的。

　　曹丕善于摹仿乐府民歌，语言明白如话，最倾向民歌化，而成就较高的是五言和七言。全集中以五言为主，但四言、六言、杂言也不少。有些诗歌的形式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大墙上蒿行》，长达三百六十四字，气魄不凡，句式有长有短（短的三字，长的十三字），参差变化，灵活自由，尤为后人所仿效。唐人李白的许多长篇杰作，都从此得到借鉴。所以王夫之评这首诗道：“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古诗评选》），说得中肯。

　　曹植（公元１９２－２３２），字子建，曹操第三子，封陈王，谥思，世称陈思王。他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钟嵘《诗品》称为“建安之杰”，在我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现存的作品也是建安诗人中最多的一个，诗有八十多首，辞赋、散文完全的或残缺的共四十余篇。这些作品词采华茂而劲健质朴，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气息和他自己的独特风格，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

　　曹植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他从小就爱好文学，十多岁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并能“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在他的传记里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曹操在邺城筑成了铜雀台，命诸子登台，各人为赋。曹植援笔立成，文章写得好，曹操看了都为之惊异。可见他少年时就很有才华。他在《文章序》里说∶“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他自己曾删定少年时代作品编成《前录》十八篇。

　　正因为他“少小好为文章”（《与杨德祖书》），长于文学，在兄弟中又表现得最有才能，所以曹操认为他“最可定大事”（《三国志》注引《魏武帝故事》），曾几次想立他为太子。但因为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引起了曹操的不满，结果立了曹丕为太子。曹植作太子不成，反为曹丕所猜忌。曹丕当了皇帝后，就不断对他进行打击迫害。首先杀了一向拥护他的丁仪和丁翼，然后又借故贬了他的爵位，接着又不断变换他的封地﹒并对他严密监视，不许他参与朝廷政事，不许他与其他亲王来往。尤其是任城王曹彰（曹植亲哥哥）无故暴死后，曹植更加提心吊胆，朝不虑夕。曹丕死后，明帝曹叡（曹丕之子，曹植之侄）

　　即位，曹植抱着报国的理想要求试用，反引起曹叡的猜忌，所遭的打击迫害有增无已。最后他“汲汲无欢”，再又活了四年，便忧愤而死，死时四十一岁。

　　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公元２２０年前），他在邺城，生活比较安定，又得到曹操的宠爱，所以做在邺下文人集团宴饮赋诗的生活中表现很活跃。这时的作品，情调开朗而豪迈，但内容不如后期深刻，“但美遨游，不及世事”（谢灵运《拟邺中集序》）。如《公宴》、《斗鸡》、《侍太子坐》、《箜篌引》等篇，都是诗酒流连，志得意满生活的留影。但也有少数几篇，如《送应氏》、《名都篇》、《白马篇》等，接触了社会现实。最值得注意的是《送应氏》第一首，作者描写了洛阳为董卓焚烧后的惨状，深刻地暴露了战乱带来的灾难，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代表着建安诗人的主要倾向。后期（公元２２０－２３２）

　　。他在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下，“抑郁不得志”。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比前充实，一方面表达他“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的政治理想，另方面则反映他对“萁豆相煎”，骨肉相残的苦闷和反抗。

　　曹植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功名事业心，是因为他“生于乱，长于军”，自幼就跟随曹操南征北战，深受曹操创业精神的影响。加上他少年得志，才气过人，所以他一生所追求的是如何实现自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雄心壮志。这一思想贯通在他的前后期作品之中，只因生活境遇的不同，作品的情调风貌也不同罢了。例如《白马篇》，塑造一个武艺高强，为国立功，不惜牺牲的少年游侠形象：“羽书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作者歌颂扬声边塞，为国捐躯的游侠儿，表达了他对壮烈事业和英雄生活的向往。后期这方面的作品更多的是表现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愤激之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慷慨多悲心”（《赠徐干》）。例如《杂诗》之五：“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愿欲一经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很明显，这里和前期不同的是，作者的豪迈乐观精神已为悲愤所代替，情调也转为跌宕悲凉。这时期最能代表他的思想风格的是《赠白马王彪》。这首诗里交织著作者的哀伤、愤慨和恐惧之情，真切动人。

　　可贵的是，作者虽在忧患之中却不曾厌弃人生，在报国理想不断遭受挫折时，也不想逃避现实和放弃自己的责任。为了实现他保卫国家建立功勋的雄心壮志，他不甘闲居。留经上《求自试表》给明帝，要求出征，西灭“违命之蜀”，东灭“不臣之吴”，“混同宇内”，统一天下。但他越是表现自己的才能，越是想建立功业，就越遭到明帝的防范和迫害，在希望全然破灭之后，他仍想“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薤露行》），以著述传之不朽，表现了决不自暴自弃的精神。这种对理想的追求，壮志难酬的悲愤以及自强不息的决心，贯串在曹植的主要作品中，构成他的诗歌的基调。就算是写思妇哀怨，游子思乡，甚至幻游仙境之类的题材，那离不开这一主调。

　　例如《吁嗟篇》以转蓬为喻，形象地描写了他“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的生活处境和“汲汲无欢”的痛苦心情。《种葛篇》、《浮萍篇》、《杂诗》（揽衣出中闺）等篇，都以怨女思妇的口吻，借夫妇的相弃写君臣的相间，表白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曲。他的游仙诗，像《五游》中的“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远游》中的“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仙人篇》中的“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游仙》中的“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等句，都不是真的写神仙，而是借言神仙写自己不甘作“圈牢之养物”，而奋飞不得的痛苦心境。他对“松子久吾欺”（《赠白马王彪》）的认识更说明这些诗并不是真的向往成仙的乐趣，而是仿效屈原《远游》“悲时俗之迫扼”的忧患之辞。

　　此外，还要提及的是《泰山梁甫行》，这是一首独一无二的描写海边人民贫困生活的诗篇，写得生动深刻，形象鲜明，足一首反映社会现实的好诗。

　　对曹植诗的艺术风格，钟嵘《诗品》中有一句这样的评语：“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所谓“骨气”是指立身处世报国建功的志气。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曹植是个有志之士，他一生虽然遭过各种挫折，但始终没有放弃他对理想的追求和渴望。他的诗充满着愤激之情。这种愤激之情正构成他的诗歌富有气势的慷慨情调。“词采华茂”则是指他在艺术手法和语言提炼上所取得的成就。曹植和建安诗人一样，善于吸取民歌中清新流丽、质朴自然的气质，并加以创造和发展，形成“文彩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黄侃《诗品》义疏》）的艺术风格。他善于运用比喻来抒写山己的复杂感情。例如以“转蓬离本根”喻迁移不定的生活，以“盛年女子独处空闺”喻怀才不遇等等，所用比喻，多而贴切。在语言上，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如“秋兰被长板，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公宴》），“被”、“冒”二字甚见作者的匠心；而“秋兰”、“绿池”、“鱼跃”、“鸟鸣”更是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此外，曹植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工于起调，善为警句”。如“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野田黄雀行》），“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杂诗六首》其一），“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赠徐干》），“明月照高楼，流正徘徊”（《七哀》），这些为前人称道的名句，每每以高屋建瓴之势，振起了全篇。

　　前人把建安诗歌的思想风格称为“建安风力”，而曹植的诗更因为它如前所说“骨气奇高，诗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质文”而为后人倾倒。他的诗历两晋南北朝，成为唐代诗歌创作的榜样。自陈子昂之后，李白、杜甫、韩愈都深受其影响。他的乐府歌行“意厚词赡，气格雄浑”，为杜甫、韩愈所崇尚，各得其超诣之境。他的诗虽然又“被后人盗袭滥熟，几成习见陈言”（方东树《昭昧詹言》），这不过是历来的模拟者对前代名家采取错误的态度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表明曹植诗对后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