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节 大西军出滇抗清

南明史 作者:顾诚


  大西军的由云南开赴抗清前线,一般史籍都记载于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这是就同清军交锋而言的。由于云南和清方占领区之间还有一批南明军阀控制着四川、贵州等地,大西军不仅必须突破他们的阻挠才能到达抗清前线;为了消除内讧,稳定后方,统一军令也需要对南明残留武装实行改编。孙可望部署出兵之际,曾经派中书舍人杨惺先赴行在疏报出师,奉旨:“览奏整旅东征,为朝廷剿除逆虏,朕心嘉悦。今恭顺(原注:谓孔有德)入犯武汉,盘踞长、岳,卿率锐出楚,建瓴直下,廓扫中原,以奏光复。该部知道。”①孙可望还利用胡执恭送来的伪敕中的“监国”、“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字样,以永历年号“驰金龙牌,抄敕册文遍调土、汉官军皆为之下”②,“自称监国秦王臣,布告云、贵、楚、粤诸勋镇”③,要求贵州、四川、湖广等地的南明军队会盟,听从节制。

  早在1649年,孙可望就派白文选率领先头部队进入了贵州。康熙《贵州通志》记:“己丑(即1649)八月,孙可望遣白文选取安顺府,遂入贵阳。”并加小字注云:“以通好为辞,旋撤去。”④1650年四月,白文选部再次进入贵阳⑤,接着李定国也来到贵阳,同南明匡国公皮熊、贵州巡抚范鑛结盟。同年八月,孙可望亲自统领大军进入贵阳⑥。皮熊自知兵力不敌,派遣使者李之华来“通好称盟”,意在阻止大西军入黔。孙可望回信道:

  贵爵坐拥貔貅,战则可以摧坚,守则足资保障。独是不肖有司罔知国本,征派日烦,民生日蹙。黔中多敌兵出入之途,宁无救灾恤邻之念?而疑不谷为假道长发之举。若黔若滇,总属朝廷封疆;留守留兵,无非绸缪粮糗。惟欲与行在声息相通,何有一毫私意于其间。若止以一盟了局,为燕雀处堂之计,非不谷所望于君侯也。①

  南明忠国公王祥也“遣官请盟”。大西军将领冯双礼向孙可望请示是否应该推迟进兵②。由于皮熊、王祥之流只知盘踞地方,殃民自肥,既不积极对清方作战,又堵住了大西军出黔抗清的通道③,因此,孙可望决定不理睬皮、王“请盟”的虚礼,下令以武力强行改编。于是,冯双礼、王自奇统兵从间道攻平越,活捉皮熊。九月,刘文秀、白文选北上遵义、永宁。明永宁总兵侯天锡归附④;“王祥乌合六七万,分为三十六镇,与滇兵一战于乌江河而大溃,祥避死真州,遂下遵义”⑤。皮熊、王祥阻挡大西军出黔抗清的图谋被粉碎以后,孙可望下令把他们部下的兵将收编,“不得逃避,一体入营关粮”⑥。这样既扩充了兵员,又防止了散兵游勇生活无着,为害地方。到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十二月,孙可望已进至贵州东部的铜仁,贵州全省都处于原大西军管辖之下。

  四川的情况也与此相仿。《宜宾县志》载:“庚寅岁(1650)贼首孙可望在滇假翊戴之名,怀窥窃之志,监国贵阳,凡楚、蜀、滇、黔勋爵悉归节制。乃致书樊公(指南明川陕总督樊一蘅),语多矜肆。”樊一蘅派中军都督佥事彭明杨、筠连县知县魏鸣玉充使者前往贵阳,“可望盛陈仪卫召见便殿,于时一二大臣在坐,皆东林旧人也。可望卒然问曰:‘樊某为国大臣,经略秦蜀,所办何事?’先生(指彭明扬)翘首曰:‘老臣尽瘁同于武侯,乃心王室同于郗鉴。但兵势有强弱,故成功有迟早耳。殿下若肯相容,大事尚可济也。若必加兵,诚恐来归之人皆解体矣。不几负率土之望乎?’望怒乃解,赐锦币而还”。次年,樊一蘅病卒,所部均为孙可望改编①。当时正在武大定幕中的欧阳直记载孙可望招抚武大定、袁韬的情况颇详:“孙可望差官至嘉定,称奉旨联络,内有‘会猎岷峨’等语。”盘踞于嘉定、青神一带的军阀武大定、袁韬犹豫不决。明四川巡抚李乾德说:“此矫诏也,其心未可测。令武(大定)复书,略曰:‘自入蚕丛,荆棘塞道,万里烟绝,一望凄凉,茂草荒林,惟有马迹,狐游虎逐,罕见人踪。间有一二遗黎,又皆五官残废,割耳截鼻,刖足剁手,如游异域,忽睹罗刹,形不类人,喘延余息。备询厥故,始知令先君(指张献忠)之造福于川,盖功德若此其惨毒也。乃曾不旋踵,君之先君身首异处,尸饱馋鸦,可见天之所报,人之所为,已足昭鉴。公等碌碌,犹尚不悛,欲挟令以欺天,逞前奸之故智,词多悖谬,意实险深。窃揣中藏,岂以皮(熊)、王(祥)视我也。倘修邻好,奉教有期;如云会猎岷峨,则水路可通舟楫,陆路可容车马,弟惟有叉手瞠目而听之矣。’”①显然,李乾德授意下写的回信对原大西军充满了敌意,断然拒绝孙可望提议的会盟。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孙可望派抚南将军刘文秀总统兵马,分两路入川。刘文秀率部渡金沙江,取道建昌;将军王自奇从毕节取道永宁,大举进攻。武大定亲率全营赴雅州(今雅安),抽调精锐士卒交部将张林秀带往荣经堵截大西军。袁韬和李乾德坐镇嘉定(今乐山市),分兵一支守叙府(今宜宾市)。这年八月,刘文秀指挥的军队在荣经县鹿角坝全歼武大定精锐,张林秀也被击毙。武大定大惊失色,连夜逃回嘉定;袁韬、李乾德眼看大势已去,三人抱头痛哭,随即下令放火烧毁嘉定城内房舍,次日早晨弃城逃走。由于家口牵累,走了七天才到达井研、仁寿。刘文秀进抵嘉定,派轻骑日夜兼程追击,一天之内就赶到仁寿县。袁韬、李乾德被活捉,押回嘉定。武大定连妻子家属也顾不上,带领十余骑落荒而逃。文秀命大定之子武国治、侄儿武国用招回武大定,以礼相待。免袁韬死罪,发往部下听用;李乾德和他的弟弟李九德押往贵阳治罪,走到犍为县时,二人投水而死②。

  平定四川南部地方以后,刘文秀领兵顺流而下,派使者带着孙可望“秦王、监国”名义的文书联络川东各支抗清武装,“假首会盟”。夔东“伪爵贺珍、王光兴、张尧翠等一十四家各拥重兵,阴附孙逆”①。盘踞涪州(今涪陵)、忠州地区的明定川侯李占春、靖南侯于大海②因义父曾英于1647年初在重庆被南撤的大西军击杀,坚决拒绝会盟。刘文秀派部将卢明臣领兵进攻,占春、大海大败,七月间带领马步士卒三万余名和家属乘船逃往湖北向清方投降③。途中遭到参与会盟的夔东抗清武装的拦击,十月十一日才进入湖北清方管辖区。清荆州总兵郑四维安置李、于二部于松滋县百里洲,由于未给粮饷,李占春于十四日夜间抛弃妻子部众,入山当了一段时间和尚,后来又在清朝招徕下出任过安陆副将、黄州总兵等职④。此外,据守万县一带的谭文、谭诣、谭宏,夔东(长江三峡两岸川鄂接境地区)的王光兴、王友进、刘体纯、塔天宝等都“扼险自守,差人申好”⑤。这样,刘文秀的出兵四川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割据自雄的大小军阀被消灭或收编,同以大顺军余部为主体的夔东抗清武装建立了联系,把四川大部分地区经营成了比较稳定的抗清基地。时人杨鸿基对大西军入川有一段概括性的叙述:

  适至孙可望自滇据黔,辛卯(1651年,顺治八年,永历五年)遣兵逼遵(义);刘文秀自建南出黎雅,杨景星(按,当作杨璟新,杨展之子)奔投保宁;下兵犍为,擒袁韬而降武大定;再合遵、渝之兵东下,余大海(当作于大海)、李占春放舟而奔楚;他如三谭、(侯)天锡之辈或降或遁。自此三川之阻兵者皆尽。虽杀运犹未尽,民难犹未弭,而回视向之日月捋虎、霜雪衣裘、倾耳戴目、东窜西奔,以赊须臾之死者,已不啻水火衽席之不侔矣。①

  可见,大西军的再度入川给当地残存百姓带来了生机,有可能重整家园,逐步恢复社会生产,过上安定的生活。

  孙可望部署的出兵川、黔,凭借武力收编永历朝廷残存的地方割据武装,是完全正义的。不把这些祸国殃民的军阀势力扫掉,大西军就不可能进入抗清前线,南明的残疆剩土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抗清基地。孙可望接管贵州和四川南部地区以后,采取了果断措施加以整顿,在很短时间内就把黔、川治理得井井有序。他派白文选镇守贵州,收编当地的散兵游勇。对永历朝廷滥发的文、武官员劄付全部收缴,裁革了一大批鱼肉人民的冗官,如派员“会勘平越各官,戮奸蠹民者”②,可望令蒋克远会冯双礼安抚人民,招徕商贾。又令所属文武呈缴滥劄,武职加授总制、参游,文官加授监军、督饷、部卿、佥宪,概行裁革。各官作奸蠹民者戮之。令督学刘鸣凤考试贡生,分别伪滥”①,从而荡涤了永历朝廷留下的污泥浊水,改善了吏治。同时,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保护商业流通。有的史籍记载,孙可望收取遵义、石阡、平溪等地以后,“安抚遗黎,大兴屯田,远近多归之”②。在四川綦江县也“差官丈田,……变牛种为粮数”,并委任贵州拔贡张师素为知县,张到任时见城内“荆榛满目”,乃“招抚遗黎,殷勤保爱”。后来又“发难民千余安插于杜石沙坪一带,多垫江人”。③为了活跃经济,互通有无,孙可望下令“招徕商贾④,令征虏将军(冯双礼)招通平越商贾,失货物者量偿之”。⑤从一些史料来看,孙可望在贵州征收的赋税相当重,如在施秉“临田征租,劫去取十之七”⑥。“庚寅(1650,顺治七年)九月,秦王遣张扈卫复招士民,……条银变输谷米共计二石有余,又有皇草、皇柴折价至黔中上纳;所征调银十两,帮补义兵一名器械银五十余两,不敢不从。一切五谷六畜丝麻之类,无隙可逃”⑦。这类材料除了反映当时用兵之际军需孔亟,不得不多征派赋税以外,也表明贵州等地的农业生产已经有所恢复。经过孙可望大刀阔斧的整顿,贵州的面貌为之一新,史载:

  孙可望在黔,凡官员犯法,重则斩首、剥皮,轻者捆打数十,仍令复任管事。除去革降罚俸等罪,兵民亦如之,无流徒笞杖之法。盖事尚苟简,文案不繁。官绝贪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攘夺之端。一时反以为便①。

  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畅通无阻和百姓安居乐业,孙可望非常注意修筑道路,“凡街衢桥道,务令修葺端整,令民家家植树于门,冬夏常蔚葱可观”。②同时,实行路引制度,防止清方间谍混入云贵。原大西军领导人把治理云南的经验推广到贵州全省和四川部分地区,从而扩大了抗清基地,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为此后在抗清事业中取得辉煌战果奠定了基础。

  ① 《滇缅录》附《黔记》。

  ②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列传》。

  ③ 查继佐《国寿录》便记《永历始事》。

  ④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记》;又见道光三十年《贵阳府志》卷二《大事记》中。

  ⑤ 《滇缅录》附《黔记》载这年五月,“命前军都督白文选抚安贵州百姓”。

  ⑥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记》。

  ① 《爝火录》卷二十;《存信编》卷三,二书所载文字稍有不同。《滇缅录》附《黔记》载:“秋八月壬午朔,义师东下发谕贵州。师发云南;师至关岭祀关圣。”当指孙可望亲统大军入贵州。

  ② 《滇缅录》附《黔记》。

  ③ 黄宗羲《永历纪年》说:皮、王“两帅接壤,时相构衅,亦不能有所效力。”

  ④ 欧阳直《蜀乱》。

  ⑤ 黄宗羲《永历纪年》。沈荀蔚《蜀难叙略》记:“九月,孙可望遣其将白文选引兵攻王祥,至乌江。祥率众拒之。文选致书通好,祥报许之。往来相馈遗者数日。祥开宴召文选,文选赴之。及报宴,祥不敢赴,乃引归。文选蹑之,祥众无复部伍,遂溃于道。祥之散走数十里,乃自刎死,其众亦降。于是,遵义、重庆皆属可望。”道光十五年《綦江县志》卷五《武备》记:顺治七年九月“刘文秀、白文选以兵至乌江。王祥战不胜,遂自刎,其众二十万尽降。”

  ⑥ 《黔记》云:“冬十月己丑,赦王爵(即王祥)标镇兵不得逃避,一体入营关粮。”十一月初五日又“赦王爵营镇兵一体录用”。欧阳直《蜀乱》也记载皮熊被迫投降后,可望“分其兵,据其地”。

  ① 嘉庆十七年《宜宾县志》卷四十八,艺文,李洪霁《彭明扬传》。

  ① 欧阳直《蜀乱》。

  ② 欧阳直《蜀乱》说李乾德兄弟是被大西军“沉之江”。沈荀蔚《蜀难叙略》所记情节与《蜀乱》大致相符,但说袁“韬走荣县被擒,李乾德亦被执,后与其弟升德赴水死”。

  ① 顺治十三年六月左都督暂管郧襄水师事于大海揭帖。

  ② 顺治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大海奏本自称“四川靖南侯加封郑国公、今投诚臣于大海”,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第七九九页。

  ③ 康熙五十三年《涪州志》卷四《艺文》记:“至辛卯(顺治八年,1651)献孽孙可望称秦王,从滇下黔入蜀,势并诸营。檄连占春,不听。七月内,贼至,占春溃,遂同于大海放舟下楚,投诚于国朝,而涪已空矣。”

  ④ 上引顺治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大海奏本云:“不意占春臣于十月十四日夜飘然远遁,询其由来,总为三军饷匮,……”

  ⑤ 欧阳直《蜀乱》。

  ① 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卷五,杨鸿基《蜀难纪实》。

  ② 《黔记》。

  ① 《存信编》卷三。

  ② 《存信编》卷三。《黔记》卷四也记载:顺治“八年,可望遣官清丈思(州府)、石(阡府)、黄(平州)施江内外屯田,征租。”

  ③ 道光十五年《綦江县志》卷十。

  ④ 《存信编》卷三。

  ⑤ 《黔记》。

  ⑥ 《黔记》卷四。

  ⑦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十七引《杨明吾谱序》。

  ① 《爝火录》卷二十一。

  ② 《爝火录》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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