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中国新诗在当下的问题，答案或许就在它的产生之初。
1917年，胡适26岁。他的新诗开山之作《两只蝴蝶》是这样的——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无心再上天，天上太孤单。
而后，白话诗创作渐成风气。除了《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等刊物都曾经发表过白话新诗。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刘大白、周作人、朱自清都曾经积极投身白话诗歌创作。
诗人们的初衷，是要直白地描写生活，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突破传统的诗体限制。
正如胡适在1919年发表的《谈新诗》说的那样：“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
打破当然不易。其实，在胡适开始创作白话诗之时，争议已如影随形。1920年3月《尝试集》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集出版之后，胡适所面对的，有颂扬也有冷嘲热讽。
今天回看，胡适的新诗并不高明。
这一点，胡适本人也不否认，他曾经说过：“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放脚的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胡适也有新诗发表，这一次，共同出现的还有陈独秀、沈尹默、刘半农三位北大教授，他们以“除夕”为题。
“那天孟和请我吃年饭，记不清楚几只碗；但记海参银鱼下饺子，听说这是北方的习惯！”这是胡适的“除夕”，白话是真白话。周策纵曾经写有《论胡适的诗》，其中有这样一句评价：“清新者有之，朦胧耐人寻味者则无；轻巧者有之，深沉厚重者则无；智慧可喜者有之，切肤动人挚情者则无”。
《新诗百年诗抄》中，选用的第一首诗是胡适的《梦与诗》。
谭五昌说，胡适的很多白话诗因为比较直白粗浅而遭人诟病。但这首《梦与诗》却体现了胡适非凡的创作才情，该诗语言鲜活、生动，表达精准有力，意境优美深邃，称得上是中国新诗草创阶段的罕见佳作。
“胡适的早期白话诗，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当然显得比较稚气。”但谭五昌认为，评价一位现代诗人，尤其是胡适这样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现代诗人，就不能这样主观武断了。
“我们一定要回到诗人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实际上，胡适在一百年前能够写出《两只蝴蝶》《乌鸦》这类的白话诗，还是很有功力与底蕴的，它们展示了中国新诗开拓者孤独寂寞的时代心境。中国新诗产生之初，不少诗人写作白话诗，他们在语言、技艺层面还不够成熟，尚处于探索阶段，但诗人们那种率性、坦诚、充满个性的精神状态还是值得肯定的。”
确实，胡适开一代诗风。中国上千年的诗歌传统，需要一个改变的契机和引路人，胡适恰好“经过”那个时代，也打定了主意。
“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下一座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所以我当时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胡适：《逼上梁山》。原载1934年1月1日《东方杂志》第3卷第1期。）
正因如此，从胡适等新诗草创者开始，大约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新诗有初现繁荣迹象，“主要表征就是新月派的出现。当时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等一批诗人都在创作格律体新诗。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胡适等人的早期白话诗过于直白，缺少形式美感，追求唯美的新月诗人们便努力建构新诗的形式秩序，对早期白话诗进行有效而有力的审美反拨。”谭五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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