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的梁漱溟与阎宗临先生

　　“新儒家”，当系坚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理念，于传统思想和文化在现代中国“花果飘零”之际，掉背孤行、执着地捍守那一脉道统和学统的三二先生。这几位老先生中，人称“现代三圣”的是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当“文化保守主义”被当下的时流看好时，他们的价值重新得到了评价，尽管当下的道德价值失落、终 极信念的匮乏、存在的惶惑仍然呈严重的态势，“全球化”、“市场化”大势所趋，说什么“中国文化的复兴”或“返本开新”蝶兮梦兮仍然不切实际，不过，我们心头存有几位真正为中国文化的流布、为真理的探寻而九死不悔的大师、哲人，究竟胜过“一无所有”或“一地鸡毛”的吧。

　　熊、梁、马，说他们的学问是笔者不敢的，说他们的人格和气象也是一篇文章打不住的，好在文字和活在文字中的记忆都在，我是读了熊先生的一封信、梁先生的日记，以及《博览群书》上阎先生的哲嗣阎守诚《阎宗临的〈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才忽然想到要写写家乡的阎先生（也是我在故乡时的邻居）的。

　　五台阎宗临是“曾经沧海”的人，他在执教两广时就与熊、梁两位学术和思想巨子相交，因而也就进入了大师们的世界，可惜在阎先生生前他没有留下甚至是吉光片羽的回忆，在阎先生逝去十六年后，有一册《阎宗临史学文集》出版，可惜那里面也没有一句说及此。这本书的序言，分由饶宗颐和姚奠中两位先生执笔，饶先生是当下仅存的国学研究的泰斗之一，他曾与阎先生共事于战时的广西，那也正是阎先生得与熊、梁相识时，后来饶先生居海外，阎先生如其所云是“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不过那也不独一个阎先生了。姚先生的序言成书前似曾刊登在《山西大学学报》上，记得受读之余，印象最深的是姚先生回忆阎先生的一句“名言”，或许这可以解释饶先生所以为之“深惜”的，那是关于“船”和“岸”关系的借喻（“党是岸，知识分子是船”，“哪有船不靠岸的道理”），相信这对无数从“思想改造”诸“运动”中过来的知识分子们都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了，不过阎先生文集成书，姚先生序言中就没有了这段话，我还诧异：这是为什么呢？不过再想想，也就释然了。今天说起这事，是因为新近披露的熊先生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一封信。

　　熊先生信的背景是无需诠释的了，那时，他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决定留下来，而且不久前他的乡人董必武和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已邀请他北上，熊先生有阔大的气象，他不“熊”却“牛”，与我们已经熟悉的陈寅恪一样（这是托《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广为流布的福），他竟回答说：“如不以官府名义相加，而听吾回北大，课本、钟点、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时北还，一切照旧例，吾决北上，否则不欲北行”，他又致唐君毅信，内称：“吾年已高，何至以风烛余光为衣食二字而尽丧平生之所守？吾中国人也。中共既已统一中国，如不容吾侪教书，只可作夷、齐。如尚容吾侪教书，则吾侪无有‘自经沟壑’而不去教书之理。”熊先生不是一个赶时髦的人，也不是见猎心喜的人，他有操守，也是书生，所以他会持“不变吾之所学而为教”为誓言，因为“年近古稀，岂能变面孔冒充时髦”，教书可以，只是“世事吾决不谈”，写这信时他还说：“艮与宗临亦赞同此意”，即他北上前听过友人的意见了，“艮”是黄艮庸（广东人，参加过“五四”、北伐、福建事变，后追随熊、梁从事乡村建设，与阎先生相交于中山大学），“宗临”就是阎先生了。熊先生这封信是他沧桑鼎革之际一个心迹的剖白，他回答了当时外界对他的种种猜疑，他说：“吾一向为学即尽吾教学之责，以坦然至诚之态度立乎庠序，不必预先先猜疑共党不相容。若彼果不相容，吾再洁身而退，饿死亦不足惜。”他的思想和立场和陈寅恪们是一样的，在捍卫、宏扬中国文化这一层面，他们是与新政权有共愿的。不过，我的感觉却是：何以当年那位赞同于熊大师的阎先生，后来却说出“没有‘岸’靠船，只有‘船’靠‘岸’”的话来呢？而且，他们（这又让我想起先父）这种由衷的体会是入骨的呵。于是，世纪之后，似乎可以问一下了：他们得到什么、丧失了什么？这就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了。比如同样是过来人、当然又比阎先生更加坎坷得多的萧乾先生，在他的晚年，就感慨地说：“若把国家比作船，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划船手，他还一边划，一边高瞻远瞩，关心船的方向”（见邢小群《凝望夕阳》），这里，“船”也好，“划船手”也好，或是“岸”和“船”的关系也好，都不能只是简单到“皮”与“毛”的从属关系，即使是出于赤诚，也不能完全丧失主体的独立性，因为那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使命决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