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史研究的反思视角与经学的式微——读《中国经学史十讲》

　　经学在近代式微，可以从两方面找原因，一方面是外来的，即所谓西潮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内部的，即它自身发展的困境。

　　以提倡晚清“自改革”著称的朱维铮先生，在经学研究上并不仅从内部着眼。他关于晚清“自改革”的论述，更多地是为了提示研究者在“冲击—反应”模式外，还有另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贴近 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的思路，不等于“中国中心论”，二者显然判然有别。

　　如果我理解的不错的话，朱维铮先生的经学理论，与其师历史学家、教育家周予同是一脉相承的。而作为五四学生辈一代，周予同的经学研究是在五四新文化反传统的影响下进行的。

　　反传统可以是口号式的，也可以是研究式的。五四老师辈们先是通过口号，然后才诉诸于学术。１９１９年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提倡就属于后一类。对于习惯于口号式的反传统人士来说，研究式的反传统比较间接，没有广场上的呼喊那样热烈，所以就有退步的嫌疑。胡适虽然在《新思潮的意义》中已经说过，“整理国故”的目的是“再造文明”，但面对诸方的压力，他也不能不一再解释。但直到胡适把“整理国故”与“捉妖”、“打鬼”联系在一起，也还有人对此种“向后看”的方式，表示不满。

　　经学是国学的一个支脉，面对经学也有两种取向。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周予同的经学研究是从反传统的视角切入的。它源自现实的刺激。１９１５年以来，各地各类军阀和文化保守派的“读经”鼓吹，让周予同感到有必要“由了解‘经学’而否定‘经学’”（转引自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１５页，以下凡引此书，均仅注页码）。虽则群经不多，但历代的注疏却浩如烟海，所以即使是了解，也实在不易。一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囊括了周予同先生大部分的著作，但也只是开了个头。

　　在周予同、朱维铮二先生看来，经学是古代的帝王之学。正因为如此，它的政治性相当突出。而历代统治者虽无不维护经学的正统地位，但阳奉阴违也不在少数。所以，古代经学的发展，按照朱先生的意见，也时断时续，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传统。这个说法，应该是“音调未定的传统”的另一种表述。

　　经学在晚清的式微，西潮的冲击是不能否认的。正是在新思潮的影响下，１９０５年科举制度废止了，而此举不仅堵塞了士人上升为官的进路，经学（儒学）所赖以维持的体制因素也就此消失。但从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看，清代经学的重要人物，要么与科场保持距离，参与者在科场上也不全是佼佼者，像江藩、方东树，都屡试不中，可是因学人游幕的现实，让他们也有可能发挥思想上的影响力。

　　《中国经学史十讲》中《汉学与反汉学》一文正是分析江藩与方东树的。１８１８年，坚守汉学一派的江藩刻成《汉学师承记》，其本意是为了编定清代汉学传承的一个权威系谱。不想却引来了今文经学派讲经世致用一路的方东树的反驳。方东树以《汉学商兑》来阐述自己今文经学的主张，言辞激烈，底气十足。但是，按照朱先生的意见，无论是江藩还是方东树，彼此的意气之争，正好显示出今古文经学在十九世纪初“都已走向末路”（第１２９页）。

　　晚清经学既有颓势，面对外来压力自然只有取防守的姿态。学者一向以为，今文经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主要是西潮涌入后，民族危机的产物。但其实，有清一代，讲求义理，大多为康雍乾等帝国的统治者所推重，宗汉学的考据学派出现的原因多多，明清统治者的文字狱的威胁也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考据学派通过考索古籍，辨析真伪，也逐渐从学术上镂空了清帝国统治者赖以维护的理论基础。

　　与历代经学家们所做的一样，近代的今文经学家无论是维护王朝统治，还是有意地接纳西学，在客观作用上，都在进一步促进传统经学的式微。今文经学家廖平、康有为就是显例。维护孔夫子的廖平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让孔学包容一切的企图，却使原居正统之外的诸子地位上升，结果是“诸子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９４页）。康有为的问题可能还要复杂一些，他的“旧瓶装新酒”长期被视作“倒退”或“保守”。但从西方思想和政治体制方面的认知看，他绝对是超越时人的。虽然按照朱先生的考辨，其代表作之一《新学伪经考》成书上和著作权上都有问题，可这本著作所起的时代效应却相当的大。这可能也是学术研究与政治影响关系上的一种悖论。康有为无疑是尊孔的，不然他不会在民国建立后仍极力主张定儒教为“国教”。但他的另一部著作《孔子改制考》，却“从思想方面给予中国史学以转变动力”，并且“使‘孔子的地位与经典的尊严发生摇动’，结果导致了史学开始向经学宣告独立。”（第２４０～２４１页）

　　其实，作为帝王之学，经学应在王朝体制崩溃前已经走向分裂，王朝体制崩溃后就更失去其制度依托和社会价值。而经过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作为儒学一支的经学更是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学问上兼顾汉宋之学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钱玄同在今、古文经学两方面都继承了“革命”的精神。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早年的辟孔以及视孔子为“史学家”，将孔子拉下神坛，而今文经学家康有为大胆“疑经”，不拘泥于以经解经，都让钱玄同综合成了反传统的武器。这位“疑古玄同”后来从学问上实践着新文化运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