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性伙伴的结构功能解释——评《中国多性伙伴个案研究》

　　个人行为受社会控制，政治行为、经济行为是这样，其他行为也同样如此，性行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最主要行为之一，自然也不会例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控制，就会有什么样的个人性行为。社会控制有变，个人性行为的形式和内容或迟或早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何谓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是指一个社会的统治者，以社会组织体系为中介，运用社会规范以及与之相应的手段和方式，对社会成员（个人、群体、组织）的社会行为以及价值观念进行制导和约束，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的行为，其目的是使社会按符合统治者利益的规则运转。”（方刚《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调查》第１２页，以下简称《调查》）人们的性行为，虽然隐秘不彰，却不是如表面上看来那样能够完全自主的，而是从来就受到严格的社会控制的。即以性对象来说，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个人的性对象总是限定在封建礼法所规定的婚姻格局内，富豪显宦的妻妾成群自不用说，即便文人才子的青楼调笑、诗酒征逐也只是这一部分具特殊身份者的“边缘”性性行为，既为社会控制所包容，也为社会环境所允许。自１９４９年中国大陆废除了一夫多妻制以后，人们的性对象几乎毫无例外地限于个人所合法拥有的单一配偶。若有出格者，轻则名誉扫地为众人不齿，重则身败名裂，无法在社会秩序中正常的生存。很显然，这一时期倡导的严厉刻板的性道德、性禁忌，是与当时社会追求高度的整齐划一和集中控制相一致的。

　　然而，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体制转型，社会形态变迁，在这一大背景下，以往针对个人性行为的社会控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松弛甚至解体，人们的性行为也开始逸出制度化的规范尺度。正如某些性研究者所言，中国人近年来的性行为表现，与西方社会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性解放”所经历的如出一辙，虽然西方是公开张扬的社会解放运动，中国只是随社会变迁顺势而行的悄然变化，但在内容上、在具体表现上却没有根本的差异，例如，多性伙伴现象。

　　多性伙伴，这一新创的动宾词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个人先后或同时拥有多个性对象、性伴侣，无论婚前和婚后。性伙伴多至十人，甚至几十人上百人（《调查》确定的调查对象为有性伙伴十人以上者）。这在常人看来恐怕要惊异，然而却是确凿的现实存在。尽管在整个社会上，多性伙伴者只是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一个小群体。对于这一现象，作为理论工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惊骇或愤怒，而应从学理上探究，为何在我们这个历来对性行为管制严厉的社会中竟会出现这样一个小群体？这一小群体的产生和存在又是如何可能的？若说原因有许多，什么是其最主要成因？所有这些，正是《调查》作者所要回答的问题。

　　社会对于人们性行为的控制，可分为三种：自我控制、非正式控制和正式控制。《调查》作者注重的是前二者，他在众多个案调查的基础上，剔伪存真，分类整合，将自我控制和非正式控制作因变量，将多性伙伴行为作自变量，在个人性行为与社会控制之间做成了一个相关结构，然后将这一小群体的产生置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大背景中，用这几十个具代表性的个案，来具体分析和说明这一群体产生的原因和机制，解释多性伙伴者的性行为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联。

　　个人性行为与社会控制两者之间如何形成相关？使这一结构得以成立的关键性功能何在？在此，作者引入了西方的交换理论，这也是《调查》一书的核心解析工具。

　　交换理论源自两个基础：行为心理学和市场经济学；通常也在两个层次上加以运用，即微观层次上的个人行为和宏观层次上的群体行为。交换理论具有很强的解析力，不仅可分层次运用，而且广泛普适，可适用于很大范围的个人行为分析，若与其他西方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理论如强化理论、互动理论相比较，这一特色就更为明显了。而且，在市场原则弥散渗透到了社会上下各个角落的今日中国，交换原则也更易为人们所理解。若说交换原则在过去只是人们对性行为“自律”的下意识控制，那么，在今天就会代之以头脑中明确的现实考虑。不过，这只是一个大前提，理论运用是否合适，最根本还在研究对象和理论之间的契合与否。由此来看，作者选择了一个合适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