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扣昔日少年心扉触摸沉重历史一页——初读《红底金字》

　　青年人生活在对明天的憧憬中，老年人生活在对昨天的回忆里。虽说记不清是谁说的大意如此的话，但它描述的应该是一种常规。所以，述说往事、撰写回忆录，通常是老者的“专利”。从唐代诗篇所见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 宗”，到今天数不胜数的回忆录，莫不如此。而且所回忆的内容，大多与高层、大人物有关。这一常规，随着《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一书的出版问世而受到冲击。这是一部中年人写的回忆录，追记了“北京孩子”在那个充满激情与荒唐的年代里的生活，包括他们“复课闹革命”的学习插曲，课外活动，各种自得其乐乃至于不乏恶作剧的“玩”法，由电影、小人书、字书构成的“精神食粮”，以乒乓球、自行车、游泳构成的“三大运动”，简单而又酸甜兼备的日常生活，以穿戴、打群架、烟酒“享受”构成的当年“时尚”。书中没有正面记载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而是把当年“小人国”里面的种种“风情”、甚至是有点难登大雅之堂的“鸡零狗碎”，细细地拣选出来，以散淡而优美的文笔，串连成别具特色的“少年社会实录”。它依靠细节的挖掘、精妙的点评，令人遐思不已。

　　单说《红底金字》的封面设计，就颇具匠心。以“毛体”书写的四个金字，题压在以红色为基调、间有黑色相杂的混沌世界之上，太容易使人联想到“红卫兵”袖章、特定年代的“红色恐怖”、令人敬畏的城墙。它在纷乱、浮躁之中，隐现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无处不在的“皇家威严”。《红底金字》尽管不是小说，但它以“京味”语言书写京城的世俗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它与老舍、邓友梅、刘心武、王朔的京味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在《序》中开篇明义：“北京孩子没多大出息”，如果有谁认为这是一种“谦虚”，那就“上当”了；请看下文：“北京孩子较少‘于连性格’，说得直白一点，是北京孩子散淡”。何谓“散淡”？是不屑于苟苟钻营，是淡泊名利。在当下，难道不是一种美德？所以，作者的开篇自白，即便不是“自诩”，也是潜藏着自得的“自嘲”。北京人有资格自豪、乃至于自傲。即便是在全国大乱的年月，身在北京也可以享受“外地人”所不具备的“待遇”，至少“优越感”是存在的。譬如说，外地的“红卫兵”为了到北京接受“红太阳”的检阅，是要远行千万里的，而北京的孩子则可以安享地利之便。至于书中所说到的，在重大节日，几十万的北京孩子要在广场充当“组字”的人山人海；外国元首来访，从机场到国宾馆几十里的“夹道欢迎”，也要由孩子们来扮演“迎宾”的角色。为了完成这些“政治任务”，当年参与其事的孩子们，现在说起来必定是感叹“太不值了”！然而回想当年，外地的孩子想要获此“殊荣”（或用现在的话来说“受那罪”），那是绝不可能的。生活在京城，你会身不由己地多听到一些什么，多想到一些什么，所以北京人的言谈无意间多了一点政治色彩。如果有意于让地域性、群体性的回忆录，多承荷一些社会意义，北京显然是“首善之地”。又譬如，书中多次讲到的胡同、大院以及发生在其中的故事，也是北京独特地域文化的体现。

　　因此，《红底金字》首先吸引的读者群，应该是现在５０岁上下的北京人。这些被称之为当今社会“中坚”的人群，突然发现这样一部以他们的青少年生涯为记录实体的著作，一定是“眼前一亮”，阅读的过程就是怀旧的心理路程。我的妻子就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人，我携带《红底金字》回家，她一看到书名，就毫不客气地一把抢走“我先看”。她几乎用了一个通宵看完此书，说了一句：“写的有点意思”。随后补充了一句：“里面说的孩子们干的事，我差不多都干过。”眉宇间竟然流露出少见的羞涩和自豪。我吃惊了：“一个女孩子？”回答是：“你以为怎么着？‘文革’最乱的时候，我们一个单元楼的人家，大人不是被关押审查了，就是忙于造反去了，十多个孩子都没有人看管。那会儿我下楼，根本不是走，而是骑在楼梯扶手上一路滑下来！拐弯绝对没有问题，技巧高明极了！”我只有目瞪口呆的份了！她意犹未尽，再次补充：“说到‘打群架’，有个问题书中没有说透：最常见的‘打群架’，是发生在大院孩子与胡同孩子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孩子身上都看得出来。”老天！紧急打住！再说“阶级分析法”就要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