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扣昔日少年心扉触摸沉重历史一页——初读《红底金字》

　　《红底金字》的“京味”属性是明显可见的，但是，生活在其他省区的同龄人，也完全可以从书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也就有理由成为本书的“铁杆”读者。即以本人而言，直到１９７８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山东省胶东半岛的一个农村，当时对北京和北京人是只有向往而没有了解的。但是，现在的我同样对《红底金字》的内容充满了强烈的“认同感”。追寻原因，大概有两个：其一，个人感情因素。我与作者刘仰东以及活跃于书中的黄新原、邢东田等人都是多年好友，看着他们由一部《红底金字》而“进入”历史载录，真是感慨良多。探寻他们孩提时代的点点滴滴，甚至想去发现当年他们“玩坏”的“劣迹”，也是我阅读的“动力”。其二，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我与书中多数主人公的年岁相当，我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心灵深处有着共同的时代烙印，这足以使我们跨越地域的分野而灵犀相通。书中所框定的年代，包含了一段历史上的荒唐时期。北京孩子们所身历目睹的苦难，包括心理创伤，生活在其它地区的孩子们也无法幸免。“斗校长”一节，说到月坛中学的女校长在被剃了“阴阳头”之后，唱着“语录歌”，从学校的楼顶上跳楼自杀。我读到此处，记忆立刻被牵回了“文革”初期。我当时是山东偏远农村四、五年级的小学生。村头有一所中学，不懂世情的初中生们响应号召而“造反”了，将校长和教导主任双双批斗。教导主任不堪人格的羞辱，会后就在操场旁边的树上上吊自杀了。消息传开，我随着人群跑到那里，死者的惨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多年之后，还有知情者以惋惜的口吻告诉我：“那位教导主任，教古文，讲得好极了！”北京的女校长、山东偏远农村中学的教导主任，不约而同走上了黄泉路。“文革”期间，全国有多少老师在自己学生的“革命”冲击之下而死于非命！暂且不说谁应该为此而负责任，《红底金字》把此类现象如实记录下来，就是在保留“信史”的一个侧面。它既是北京的，也是全国的。但愿我们这个民族不要患上健忘症才好；但愿我们还有揭开疮疤看从前的勇气！是否可以把《红底金字》视为孩子们的“文革”博物馆？让我们时常到此巡礼、反省！

　　《红底金字》固然可以视为一幅色彩斑斓的世俗风情画卷，但是，我在展读之际，感受最深的却是：沉重！尽管作者尽量用轻松、调侃的笔调记事，而历史的沉重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掩饰的。孩子是什么？我们听到的优美赞语不知有多少：花朵、宝贝、豆蔻年华、青梅竹马、英俊少年、二八佳人、祖国的希望、人类的明天……而我们通过《红底金字》所看到的孩子们，是面对着怎样的环境？品味着怎样的人生？展现着怎样的人性？鲁迅先生若在，是否一定发出那声呼喊“救救孩子！”

　　让我们看一下出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孩子的形象。“煮茶童子闲胜我，犹得依时把磬敲。”（杜荀鹤《赠元上人》）“童子念经深竹里，猕猴拾虱夕阳中。”（贯休《山居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寻隐者不遇》）“炉烟消尽寒灯晦，童子开门雪满松。”（李商隐《忆住一师》）“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造物何如童子戏，写真聊发使君闲。”（苏轼《和人假山》）这些活跃在唐宋诗作名篇中的孩子们，与天真烂漫、田园牧歌、乃至于闲散雅致融为一体。本来，这才是应该属于他们的生活。

　　在阅读《红底金字》之后，于有意无意之间，翻检唐诗，顿悟以下三首诗作之妙。白居易在年满五十岁时，有《寄山僧》之作，感叹“白首谁能住，青山自不归。百千万劫障，四十九年非。”孔子曾经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说，白居易的通脱潇洒，可以算是真正“知天命”者。不过，还想说一句添堵的话：四十九年皆为非，五十之后又如何？至于那些从来不敢说自己有“非”的人们，实在应该细读《红底金字》。朱元《迎孙刺史》一诗借“童子”的“代际转换”之速，道出了时光无情，“今朝竹马诸童子，尽是当时竹马孙。”此句最切合现在的语境了——《红底金字》当中的孩子，现在已经是为人父母了，人生几何！《红底金字》让我们这一代人，阅读了自己的童年，引发的回忆已经是五味杂陈；那么，假设当着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步入耄耋之年，其中又有人要提笔撰写传统型的回忆录之时，我们的青壮年生涯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度过？我们除了不得不应对环境而首先求得生存之外，又留下了什么值得后人敬重的一点东西？“他年白首当人问，将底言谈对后生？”唐代诗人齐己在《戒小师》一诗中的诘问，几乎是当头棒喝了。为了避免将来的尴尬，还是尽量做点事情吧——以前的那个时代，我们是孩子；而现在，我们不再是孩子了。为了让我们的儿孙不再承受本来不应该承受的迷茫、困惑与羞辱，我们确实有着一份责任。

　　作者以轻松之笔写就的书，怎么我越读越累了？是我把书读错了？还是读出了个中真趣？于恍惚之间，恰恰听得流行歌曲自窗外传来：“我不知道！”

　　（《红底金字》，刘仰东著，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２月版，２２．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