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塔下三僧人的悲欢浮沉

　　1999年初秋的一个傍晚，我坐上开往西安的列车。我意识到这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

　　清晨我到了西安。

　　出了火车站，放眼望去，一下子就看到西安那古老而厚重的城墙。其中大部分有七百多年的 历史了，还有一段年代更加久远，可以追溯到玄？那个时候。在中国，像西安这样的大城市，饱经战火和灾难，还能保留下来这么完整的古城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长安南郊的大慈恩寺是玄？当年住持的寺庙，时过境迁，今天的大慈恩寺比我想像的小得多，惟有从那雄踞中央的大雁塔上才能联想到大慈恩寺昔日的辉煌。

　　我这次来大慈恩寺，不光是为了了解玄？，还想了解佛教和现代僧人。

　　寺院的左边是一排传统风格的庭院，不时有一两个僧人进进出出。看到一个年轻的僧人出来时，我双手合十，问他方丈在哪儿，他向我指了指前边的庭院。不过方丈不在，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想找一个了解大雁塔历史的僧人聊聊。

　　“你可以找段先生，他知道得很多。他就住在寺庙外的村子里，到那儿一打听，谁都知道以前当过和尚的那个老人。”

　　段先生住的村子和寺庙只有一街之隔，我向一个正和邻居聊得火热的老太太打听，说来也巧，她就是段先生的老伴。她说段先生正在打坐。

　　后来，她邀请我去他们家。进了他们家门，我和段先生就从打坐的事开始谈起来。

　　“他打坐打了三十年，”段大妈气哼哼地说。“即使雷劈到他头上，也一动不动。”

　　“别听她瞎说，太夸张了。”老段边说边瞅着段大妈。“我不过是个让俗念分心的俗人罢了。哎，别说我了，你想了解什么呀？”

　　我告诉他我来西安的目的。当我提到玄奘时，我发现他的眼睛一亮。

　　“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舍生忘死去印度取经，我们现在读的很多经还是他译的呢！当年我在寺庙里，一碰到难题就绕着大雁塔转，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现在也不过是坐在屋子里打打坐，这算什么呀。”

　　老段这么虔诚，他为什么还俗了呢？我怕这个话题会勾起他的伤心事，但还是提了出来。

　　“说来话长，”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沉重，“你还年轻，可能不会明白的。”

　　过去在中国，寺庙拥有很多土地，所以土改时就成了斗争的对象。寺庙的土地被剥夺了，剩下很少，几乎不够僧人们维持生存。香火钱原来是寺庙很重要的生活来源，也几乎断绝了。僧人们不断受到警告，禁止“利用迷信赚钱”。在中国西北的一座寺庙，僧人们被迫在庙门口贴出这样一张告示：

　　别觉得佛和菩萨能保佑你们好运常来，无病无灾。无论你们捐献多少钱，他们都实现不了你们的愿望。用你们的钱买国债吧，这样你们能为社会创造无限的幸福。

　　饥饿迫使许多僧人还俗。到了1958年，绝大多数的僧人都离开寺庙了，有些饿死了，就连大雁塔的方丈也被赶回家去，只能靠推着小车沿街卖煤为生。老段是个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宗教局合并寺庙时，把他分配到大雁塔。因为大雁塔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西安市文化局的四名干部常驻这里，除了保护大雁塔，他们也兼管老段和其他三名僧人。他们禁止僧人剃头，穿袈裟，拜佛，以及在大殿里做早晚课，大殿只能用来搞政治学习和开批斗会。僧人们只有在自己屋里念经，但也只能小声念，不能让干部们听见，否则他们说僧人们故意影响他们的工作。

　　不过，一年当中，老段他们也能享受几天正常的寺庙生活：剃头，吃斋，念佛，做法事。佛教有助于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同日本、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每当有外国佛教代表团来参观，干部们就把西安市里其他寺庙的僧人们调到大雁塔来，使寺庙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对可能问到的问题，老段他们都事先进行认真的准备，按统一口径回答。

　　老段甚至被派到北京中国佛学院学习，以便提供政治觉悟。“外国代表团说，玄？大师是我们手中的王牌，”老段回忆道。“事实上，他是我们惟一能谈的。我们给代表团成员看玄？大师翻译的佛经，带他们参观大雁塔，向他们介绍我们纪念玄？大师的特别仪式——这当然是假话。他们走之前，我们送给他们每人一张拓印的玄？像。在这整个过程中，干部们一直紧张地盯着我们，恐怕出一点差错。最后代表团走了，相信我们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甚至还很羡慕我们。”

　　老段的日常生活基本上被紧张的政治学习占据了。他回忆说：“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们一天到晚就是政治学习，开批判会，唱革命歌曲，你没有一点时间考虑别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脱胎换骨，用黑心换忠于党的红心，做一个对新社会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