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家庭内部的权力之争

　　婆婆权威的合法性

　　在农村，衡量一个家庭兴衰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土地（包括住房）的多少，二是子孙的多少。前者的责任在男性，后者的责任在女性，两者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家族运势。假如碰上一个“败家子”，有可能将家族的土地败掉（教子无方也是父亲的责任）。不过，只要还有一 群儿孙在那里，问题就不大，还可以东山再起。农民最害怕的就是没有儿孙（断香火），因为这会使土地等财产彻底丧失意义。所以，女性在家族公共价值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她肩负着生儿育女（生产力的再生产）、维持家庭和睦、缓解家庭矛盾（组织生产的基本前提）的重任。因此，她必须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她将个人的喜好和欲望，转变成家族的喜欢和欲望。实际上就是将女人的个性（爱炫耀、爱休闲、爱漂亮、生性嫉妒等）压抑下去。这是一件十分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但只要她的生育功能正常，那么她还有希望，那就是儿孙满堂，自己最终当上真正的家庭主宰者。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熬”就是忍气吞声、任劳任怨地接受乡村对女性的一系列限制，对自己的小女子个性进行彻底的改造，而且还不能变态。他们从一个在家得宠的女孩，变成一个伺候丈夫及其家人的妇女；从一个父母身边的消费者和休闲者，变成一个生产者（劳动和生儿子）；从一个满怀梦想的少女，变成一个养育儿女、为生计操劳的妈妈。从儿子生下来，长大成人再到结婚，正常情况下也要“熬”18年。可见熬成婆婆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女人在家族里面原本是没有自身价值的，她的价值是随着儿子的出现而出身的。当儿子长大成人之后，娶了媳妇，女人的价值才得到真正的实现。

　　20世纪下半叶，土地问题被暂时搁置，子孙问题变成惟一的问题。于是男性的责任减轻了（只要有一幢房屋就行），女性独自担起了家族兴旺的重任。事实上问题已经出来了。农村广义的生产（包括土地和人口再生产），变成了狭义的人口生产。土地再生产的责任转交给了一个现代制度的产物——生产队和乡政府，与家庭没有关系了。既然生产从土地上转移到了床上、从整体的自然转到了狭义的自然（人体），那么生多生少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生物学问题了。接下来的矛盾是，谁解决儿孙的生计问题？婆婆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于是，婆婆的权威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其合法性。媳妇（包括儿子）造反的事情经常发生。

　　媳妇的反叛和新枷锁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能产生女权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女人的死敌不是男人，而是女人自身。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女性，由于教育水平比较低，容易被一些表象（比如婆婆的性别）所蒙蔽。她们不知道“婆婆”实际上是一种男权文化的代言人。媳妇以为女人是她们的天敌。其实那些压迫她们的所谓女性的性别，已经完全被乡土制度彻底地改造了。婆婆在一种貌似女性的外表下（性征已经消失），对女性（媳妇）进行男性化的压迫。准确地说，婆婆应该是一种“雌雄同体”的中性（制度化）身份。他们的身体已经得到转换，在一群儿孙身上得到了延续，变成了“宗族身体”。

　　尚未生育的媳妇，应该是一种完整的女性身体。她的身体是她自己的，还没有得到转换，还没有成为宗族身体。媳妇的这种“自然身体”、“欲望身体”遭到了以婆婆为代表的“宗族身体”、“公共身体”的压抑和打击，目的是要将小媳妇的“自然身体”改造为“宗族身体”。还有一种隐秘的原因，就是婆婆几十年来受到的压迫，如今都要新媳妇来偿还。

　　在20世纪的中国乡村，媳妇的反叛已经成为公开事件。她们的反叛，采用了与传统乡村制度相同的逻辑，也就是以否定自己的身体和欲望为前提。因为她们在反叛开始之际，就悄悄地将自己的身体掩藏起来了。她们不是通过肯定自己的个人欲望、独特性、需求来进行反叛的，而是借助于男人的力量来分庭抗礼。比如，唆使丈夫与家庭产生矛盾，私下里积攒钱财和首饰，为分家做准备。当自己成了婆婆之后，她会采用同样的压迫手段来对付新媳妇。

　　由于传统乡村土地制度的瓦解而导致的家庭瓦解，分家并非不光彩的事情。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媳妇闹独立是伴随着婚姻而产生的。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流失，使分家的意义变得十分可疑。几亩贫瘠的土地已经无法自给自足了，也就没有管理价值和分配价值。所以，媳妇一开始就被新的生计困境的枷锁套住了。分家或者反叛，并不意味着能从家族获利，而是意味着独自承担自己不家庭的命运。作为传统家族掌门人的婆婆，除了给媳妇当保姆，为她出门打工提供便利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见。所以，媳妇反叛的对象已经消失，压抑她们的不是婆婆，而是窘迫而艰难的生活本身。她们逃避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坏处，也没有得到现代社会的好处。她们失去了旧有的庇护，尚未找到新的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