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荒唐年代的苦日子

　　那一天全城如鸟兽散

　　林彪签署“一号令”，下达了“关于加强戒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红头文件一声令下，战备需要，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去。北京各机关学校一律要在国庆节前撤离京城，期限在1969年9月30日。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结婚一周年。

　　在十 年九涝的牛蹄河村落户

　　颠颠簸簸地到了十年九涝的牛蹄河村，才知这村名儿真是名副其实。县城叫宝坻，位于河北省以东。自从1962年窦家庄来了个女知青侯隽，从此出了名。从宝坻改乘单位的卡车，一路坑洼不平，足有五十里地。一到夏天这里汪洋一片，负责回北京取工资的人，回村得高举着用雨衣包裹的钞票捆，活像董存瑞高举炸药包。

　　我们刚进村子，村里连电线杆都没架，家家户户全靠点煤油灯度日。一到晚上，整个村子黑糊糊一片，只能上炕做娃。

　　只有我们“五七”战士能做到“不食人间烟火”。到了干校第二站，大家照旧分性别分散住在各户腾出的空房里，一住就是一年。单位里有几个正坐月子的女职工，不等孩子断奶非要她们下来，我眼看她们的衣服前襟天天被充盈的奶水淌湿。

　　每天出工先要在“当街”上排队集合再开步走。道旁站着围观的村民、光屁股的小孩和光膀子的村妇。他们好奇这些城里来的干部哪来这么多套袖、假领子（70年代从上海流行起来的）和补丁衣裤。而我们更不能理解这些小媳妇们，怎么可以大摇大摆地颠两只大奶，这是什么风俗，让我们的男学员都不敢抬头。一天，一个小媳妇听说几个女学员都结了婚，就上前一把要扯开她们的衣襟，还念叨：“老娘儿们了，还怕啥？”吓得她们直躲闪。

　　只有我不会遭此袭击。我太像个未婚姑娘了，老乡们都爱唤我：“俊闺女”。

　　俺们不信这样俊的闺女是反革命！

　　干校迁到牛蹄河村不久，对我的审查真的升级了。1970年，全国掀起名为“一打三反”的运动新高潮。动员不几天，大字报糊满牛蹄河村当街的院墙上。人们像中了邪似的，抢先揭发所谓触目惊心的却难辨真伪的罪行材料，用词极端且上纲上线，一时间成了一股歪风，弄得人人如惊弓之鸟。

　　斗大醒目的标语上倒写着我的名字，名字上画了大红叉。

　　我这才知道舅舅杨家益舅母戴乃迭两年前就已入袱，专案组去监狱找过他们。我成了化成美女的“蛇”，天天要我对着毛选交代罪行。当时我所在的小班有漫画家米谷，他很同情我，每次天完批判会后，他总是暗自叹气。他不能表示什么态度，他自己也在被管制当中。后来单位北上离开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这位面容亲切的老人，听说他早去世了。

　　一天我被叫去审问，说根据我的问题发展，也为了更好挽救我，从今天起成立我的专案组。随后，我搬到村过的一家小院里，一条炕上，我睡当中，两个女组员一边夹一个。

　　被隔离起来的我，是不能自己去伙房打饭的，得和专案驵的人一起吃。我更不可能去帮厨，我想也许他们怕我给锅里下毒。

　　这时收到了师兄张奎斌从丈夫那边写来的一封信。信很短，意思是说我丈夫也受到了审查，他很委屈，常哭。他要我千万相信我的丈夫不会是反革命。随信还寄来丈夫傅给我买的军用磨压鞋，鞋里盛满了剥掉壳的核桃，可惜都染上了胶皮怪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