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胡适先生

　　忠厚之者

　　我是一名村镇里的小后生，不想有幸结识了许多的名流硕学，而且都是比我年长的忘年之交。今日回想起来，这么多位之中，不得推胡适之先生为首位。

　　我于1947年之秋，发现 了《懋斋诗钞》，因而得雪芹的踪迹比先前丰富了很多——此时离胡适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已有26年之久（1921—1947），然而胡适先生的学术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因于报端见到拙文，立即写信给以响应。以此为始，通信频繁，讨论切磋。他从赵万里先生处得知我只是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和他的学术地位实有“云泥”之隔，但他依然以平等的态度相等，信札的语气一贯客气委婉，真率关切。字里行间没有做作的气味。

　　就是这样的交往关系，我竟冒昧地想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四松堂集》两部乾隆钞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这三部书，一经我写信请借，他毫不迟疑地借给我，或托名教授孙楷第先生带给了我。

　　甲戌本这部书，今日人人皆知，乃是连城之璧，无价之珍。（1980年美国的国际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大家惊为奇珍异宝；听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而在1947年尚未为世人所见之珍本，我说了一句话，就慷慨地借给了我——而且，从此以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是忘了它！

　　对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也许有人会说：胡先生当时并不重视此书，故视之淡然。是这样吗？反面的证据可以举出两点：第一是他告诉我说，此书将来要献给公家，第二是他于解放前夕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两部书，其中一部即是甲戌本《石头记》古钞。说他未加重视，显然不是事实了。

　　当我见到了甲戌本之后，感触实在太深了，就写信说：您得到此本之后，写了《考证》，未对它再作研究，迄今已有二十几年。观此雪芹原本真相，被后人变动篡改得太厉害了，亟应校订出一部新版来，恢复雪芹的本来面目，此为一件大事（大意）。

　　此原是我向他建议之意。很快接到了回信，他对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这就是说，他的身份地位，已不容他去做这种浩繁而琐细的校勘工作了，他将我之建议转而让给了我，并附以热情的支持——这种支持也并非空头话，后来果然又借给我大字有正戚序本，当时已十分难得。书上印有“胡适的书”四字白话印。

　　从一开始，讨论新发现的《懋斋诗钞》所显示的雪芹生卒年问题，胡先生只同意拙见的一半（卒年），而不赞成我的生于“雍正二年”说，理由是若生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我即与之辩论，若依他的假设将生年提前5年（即康熙朝之末），那时曹家已十分不幸，寅、父亲相继病亡，过继一个幼侄頫勉支门户，两世孤孀，家口零落，生计艰难——哪儿还有什么“繁华”可赶？

著者手绘胡适先生故居东厂胡同一号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