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胡适先生

　　适之先生不肯接受此言，而且后来连他表过同意的卒年（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也撤消了（仍主卒于壬年）。当时我年少气盛，说话莽撞，但他并不介意，依然和蔼“对话”。

　　更有严重者，是我在文稿中讥讽了他的“白话文”的主张，批评他赞赏“程乙本”。这回措辞更是太欠委婉，态度太不平和了。他的反应是只将这一页用紫色笔打了个大“×”①，加了一句批语，后托孔楷第先生捎还给我。此后也并无芥蒂的迹象可寻。

　　再讲一层更为麻烦的“关系”。拙著《红楼梦新证》创作于1947年，完成于1948年，稿内涉及胡适名字之处，原是一概敬称先生，亦无不恭之词。学术见解略有分歧，从未触伤交谊情分。但到正式印制成书时，已是有1953年之9月，这期间已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革命变化。主编者当然要把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关，就将稿内的敬称删净，说“胡适，可以不提，亦不必用尊崇的口吻”，“这是分清敌我的问题，亦即‘立场’之谓也”。

　　其实，想和胡适“划清界限”只用这点儿办法是不灵的——后来的运动中，“与胡适的关系”成为我所生地村镇中的一桩特大政治案件，家兄祜昌因与我合作校勘真本《红楼梦》遭人“告密”，说是写作“反动的书”，与胡适有“政治关系”，以致三次抄家，书籍稿件片纸无存，最后连人都被“扫地出门”了！

　　与此成为“遥映”的情景发生在当时的“海外”。据后来传悉：台湾有一位人士，买了一部《红楼梦新证》送给胡适先生，意在“挑逗”——让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惹他的恼怒。谁知，胡先生读了此书，大加称赞，却要他再为代购几部，以便分赠友人。据传他说：此书虽有“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并云：撰者的治学功力，令人佩服；是他的“一个好徒弟”。

　　胡先生在雪芹生卒年问题上与拙见虽有小异，但作为学者前辈，还更有丛善如流的一面，令人感动。例如他接受《红梦楼新证》的内涵至少可举三点：一、他改变了曹頫乃曹寅次子的旧说，承认是其过继子。二、不再主张脂砚斋是雪芹本人的化名，而承认“可能是雪芹的太太或朋友”。三、承认了曹家的曾遭巨变不是“坐吃山空”的结果。

　　再据我后来所见他文章中叙及戚蓼生时，完全是采用了拙著中《戚蓼生考》的研究收获。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他是有仁者之心的厚道人，不计较那些历史造成的琐末细故。若是一个鸡虫得失、气量狭小的卑流人物，就会“怀恨在心”，找个什么机会也要施以报复之计，方为称怀快意。

　　从这一点，我可以进而说明，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惟有胡适之先生能够称得上一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