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胡适先生

　　平生一面旧城东

　　我得以拜访胡先生，从记忆中，从一向的想法中，是赵万里（字斐云）先生的盛意介绍，他问我：愿不愿意见见适之先生？我答：当然愿意，但一来尚无机缘，二来不便冒昧。如承商洽安排，则深感美意。

　　详情细节是回忆不起了，总之是蒙赵先生告知：胡先生答应，愿一晤谈，即订于某日某时，请你进城去访问。赵先生所示地址是：北平东城东厂胡同一号胡宅。

　　可是这个应当记得的日期却失忆了。从下一封信中所云“前造谒”来推，应是六月末的一天。

　　那时从西郊海淀燕大要进一趟城（真实的古北京城十分完好），可是件“大事”：没有交通便利，燕大校车一日早晚两次往返，是最好的条件了！但也很费安排——一个赶不好就麻烦了。进趟城，是一整天的忙活事。尤其在我是城里并无亲友，一个站脚喘息之地也无，而地理既不熟悉，行动需雇洋车、人力车。

　　今日想来，赵先生之所以敢兴此念，也许是胡先生接了我那借书的“不情之请”的麻烦信函，又已见了刊出的拙文“生卒年”争论，这都不好回信，既大费笔墨，又不好措词——此时已知我不过是个在校学生，并非什么学者教授，所以回信“深了不是，浅了不是”。但他并未责怪，仍是一片好意相待。

　　话要简捷，那天我总算摸路认门，来到东厂胡同一号大门。

　　什么叫“东厂”？这是明代的遗迹：魏忠贤擅权乱政的“特务机构”所在，是一片可怖的杀人地狱，如今则是一位大学者的住宅，令我感叹。看大门，是木栅栏，简陋古旧——可能那正表明本非居民的住处吧？往北行，来到了客厅。一切朴素平实，绝无“富贵气象”。正面靠墙是一个可坐两三个人的长沙发，前设一矮茶几。胡先生迎出来和我握手，让我坐沙发。他自己呢，却走到我的左方墙边的一个较高的桌后坐下。估量那是他的工作书桌。因为我的左前方有一个小小书架，放着不太多的书——如果这是专只待客的客厅，就不会这么布置。往右看，一位中年先生站在那儿听我们交谈——后来方晓是秘书邓广铭先生。

　　见此光景，我心中暗忖，未免有点儿担心——这样的宾主座位布局，不常见，令人感觉不大自然，不是可以密切交流、天空海阔的“形势”，便拘束起来，只有全神贯注，倾听教言的份儿。

　　胡先生的谈话，大致是可预料的：一、奖赞《懋斋诗钞》的发现，是一大功绩。二、雪芹生卒年问题，不赞成四十岁、生于雍二之新说，那样雪芹就不大可能写出《红楼梦》那样繁华的内容故事了。三、研究学问，要虚心求证，不宜固执己见。四、鼓励我将这项工作进行下去。借阅甲戌本一事，慨然允诺。随即下位亲手将书递给了我。

　　我因要按时赶校车回燕园，即不多打扰，深表谢意，起身作辞。临行，胡先生又从那小书架上取下一部洋装硬皮书，接过看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论学近著》。他说：带回去，空时不妨翻看翻看。有什么感想，可以写信告知。这样，就是“平生一面”的值得纪念的一次晤会的经过。等到我再次身临东厂，再叩木扉，事情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完璧依依

　　由于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写给年轻一代人看的，他们对有些历史实况已不大容易明白，故须多讲几句——这就是老北平城解放前夕的情形，以及我碰巧赶在城中的经过。

　　时当1948年之初冬，有一天同窗周培章兄有事要进城，偶萌邀我同行之意，说：目下战争形势发展甚快，这个老故都还不知变化如何，我有一同学王家，消息较为灵通，可去听听大局预测，住上两三日，他家好客，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