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俄罗斯

　　对于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苏联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什么让他们在自己的青春年华对苏联倾注了那么多的爱、迷恋和向往？又是什么给他们的漫漫人生带来深重的迷惑、痛苦乃 至恐怖？

　　散文集《苏联祭》记录了作家王蒙隐秘而曲折的心灵历史。王蒙先生曾两次访问前苏联，前后相隔20年，他特殊的身份与敏锐的观察力，为他解读不同阶层人物，以及政治、文化、风情提供了独特而深切的感受。

　　没有

　　2004年11月15日，我坐在俄航的北京--莫斯科航班上，戴上耳机寻找一个哪怕只是听着熟悉一点的，没有苏联味道，但是至少有一点俄罗斯民歌味道的歌曲，我找不着。

　　有意大利歌剧，有百老汇音乐剧，有交响乐，有爵士乐，大概也有俄罗斯的流行歌曲，摇滚风格的，都是我不熟悉的了。我想起了那种前朝“遗老”的悲哀。我自嘲像是苏联的遗老。

　　但是飞机的服务极好，至少飞机上没有我国民航上常见的那种飞行小姐扎堆聊天的。飞机起飞十多分钟了，空中小姐们仍然紧紧系住安全带，端坐在特定的位子上，也不是我国特有的那种把最好的座位留给机组人员，先为自己再为人民服务的路子。直到统一宣布了可以不系安全带了，她们才开始走动，厕所也才开始启用，这是全球飞行业务中极严格的一批人，毕竟是俄罗斯人，没有中国人那么“灵活”。

　　八个半小时以后，到达莫斯科。我弄明白了，莫斯科国际机场旁边仍然是密密的令人感觉是原始的大片白桦林，而不是我想象的山毛榉。机场的屋顶仍然像是悬挂着金属易拉罐式的铜铸圆环，像我二十年前看到过的那样。当然，机场里已经大大增加了商业气氛，而且许多是英语的标志、广告和霓虹灯，品牌也是国际化了的了，例如耐克的对号与苏格兰威士忌的“红方”“黑方”和更昂贵的“蓝方”，好像还有维多利亚的秘密牌的女子内衣。

　　我想到，一个商品的名牌竟然比五十年代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的气壮山河的长篇讲演更持久？半个多世纪前，大概也只有我这样的中华少年革命人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位据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立过功劳的同志的宏文谠论。现在，不论俄国还是中国，有几个人像我这样还念念不忘他老人家？

　　宇宙饭店

　　我和妻与原来的助手崔建飞一行三人住在COSMOS--“宇宙”饭店，一个四星级大饭店，大堂里明晃晃地设有赌博场地。最难忘的是宇宙饭店的餐厅：柯林卡。柯林卡就是雪球树，就是俄罗斯那首令我眩迷痴醉的民歌，先是高耸入云得近于孤单，而又委婉多情得近于凄凉的男高音的领唱，你原以为已经没有可能给这样的领唱以回应了，它只能曲高和寡地悬挂在那里了；然而狂欢式的近于暴烈的火一样的合唱响起，于是孤高的英雄与广场和四乡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扭成了可畏的扫荡一切的宇宙伟力。

　　11月16日与17日，我有两个晚上在这个餐厅里吃饭。两个晚上都有民歌民乐。一个男子用弹拨乐器伴奏，两个青春无瑕的姑娘唱歌。她们唱了喀秋莎，唱了山楂树，唱了红莓花开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我不用书名号因为这就是她们唱的内容与心情，而不仅是歌曲题目。她们唱的却又有很大的不同，更接近民歌的原汁原味，十分欢快活泼，接近说话--诉说--呼唤，似乎这些歌曲并没有固定的乐谱。

　　尤其是她们唱的《 有谁知道他呢 》，韵味悠长，纯情无限，一面唱一面轻轻摇着身体，像是微风中的花朵，自语自叹，却又俏皮谐谑，灵动随意。每句词都是以啊、呀、nia、lia、达、掐押韵，比中文词唱起来动人得多开放得多也热烈得多。这样的歌声是无法抵挡的，声声入耳入心，令人心荡神迷，难以自已，挥之不去。

　　我想起了1953年十九岁时候的冬季，我每周到什刹海冰场滑冰。那是我陷入初恋的一年，我在什刹海冰场上听到原汁原味的苏联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演唱的《 有谁知道他呢 》。在宇宙饭店的雪球树餐厅听到的演唱给了我十九岁在滑冰场上的感觉，苏联就是我的十九岁，就是我的初恋。我告诉崔建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知道苏联已经“变修”，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感到的是撕裂灵魂的痛苦。

　　而在她们唱起雪球树的时候，我更加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苏联不存在了，但是雪球树还在，《 有谁知道他呢 》还在，红莓花儿还在，俄罗斯姑娘的头饰与衣服花边还在，她们的天真与微笑还在，比“时代的荣誉、智慧和良心”（ 苏联共产党不断自诩的一个套话 ）更天长地久。

　　我赶紧布置要给她们小费。我毕竟是跟上了时代。艺术与小费不沾边，友谊、青春、爱情与梦里都不包含小费。然而，艺术的创造者传达者是人，艺人是在乎利益的，俄罗斯的唱歌的姑娘们是不拒绝小费的。给小费的行为中还包含了显示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的崇高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