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肆的抄袭，悲哀的出版

  
辜鸿铭（左）与涉嫌抄袭的《中国人的 精神》（中）、《中国人的精神（贰）》（右）

　　近日，笔者在书店看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推出的《中国人的精神（贰）》一书，先是甚感迷惑，因为从来不曾得知辜鸿铭还有过又一部以《中国人的精神》为名的著作。开卷方知，这部所谓《中国人的精神（贰）》，其实不过是将辜氏《尊王篇》和《清流传》两部译著进行的“再包装”而已。如此这般忽悠读者的拙劣手法，已让人感到相当不快。待阅其编排和内容，见其粗制滥造，且对筚路蓝缕的先驱译者竟采取“故作不知，掩耳盗铃”的无赖损招，更是平添恶感。于是将书买下，连同去年所购由同一出版社所出的《中国人的精神》中英文对照本，一并加以审核。

　　笔者之所以购买此两书，因为家中藏有1996年黄兴涛和宋小庆翻译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首译本和2001年的重印本，另存有黄兴涛主持翻译的厚重的两卷本《辜鸿铭文集》（均为海南出版社出版）。两相对读之下，不禁感慨四端：既为抄袭者“耻”，复为原译者“愤”，更为出版社“怜”和出版业“叹”。关于《中国人的精神》

　　先来看看署名“陈高华译”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该书出版于2005年10月。但凡是较难一点的诗歌翻译，尤其是拉丁、法文和德文的诗歌，都一律照抄黄兴涛的译本，且一字不漏。其他的地方也可看出是在黄兴涛等人的译本基础上直接进行“来料加工”，其在文字上略施花招，不仅多属无谓，反而破坏了原译的严整和流畅。尤其可叹的是，这位“译者”毫无中国近代历史常识，为了在一些人名翻译上造成不同于黄译的假象，直如吃错药一般，故意把一些通行的固定译名改得面目全非。例如，义和团运动期间被杀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生硬地改译为“科特勒”，著名法国汉学家儒莲被改为“于连”，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大臣毛奇莫名其妙地被改译为“威尔海姆”和“莫尔特克”，甚至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都改译成“陈尤金”，清末的“外务部尚书”则被改为“外务部长”，“海关总税务司”被改为“海关检查长”，等等，不一而足（可参见该书第8、13、17、24、204页）。而且这种改动前后还并不统一，甚至一篇之中也是混乱不堪，如附录“群盲崇拜教或战争与战争的出路”中反复出现的热爱中国文化的剑桥大学教授迪金逊（Lowes Dickinson），这位新“译者”译作“狄金森”原也未尝不可，但这篇附录中却忽而“狄金森”，忽而又“迪克逊”，完全是随意乱用（参见226、232、233、239等页）。前文提及的法国汉学家儒莲在正文中被改为“于连”，而后面所附的注释却仍然是“儒莲”；英国历史名家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被故意改为“佛禄德”，而后面的注释部分竟然又回到“弗劳德”！凡此种种，实在不能不让读者怀疑，此译编很可能不是一人所为，而是多人胡乱东抄西凑而成的“伪劣品”。

　　说到译著后面的注释，就更不能不为原译者生“愤”了。黄兴涛等人的译本包含了很多精心的注释，尤其是那些考证性的注释，如理雅各弄错了《皇清经解》完成的时间，翟理斯《古今姓氏族谱》一书的内容介绍，以及那些古文词句的对译之类，都是真正的专家功夫。没想到这些在专业圈子里都难能可贵的注释，如今竟被人要么全盘照抄，要么随意胡乱删减，不仅从不注明来源，且抄错的地方比比皆是。如影响辜鸿铭很深的马修·阿诺德，黄兴涛等原译者曾在注释中介绍说“他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十分厌恶”，新“译者”所做的注释却是“[他]批评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厌恶”（该书254页），令人啼笑皆非。另有的地方，在黄氏原译本中属于未能校出的古文排印错误，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厚”字被误写成了“属”字，这位“陈高华”竟然也亦步亦趋，错得毫无差别（该书第111页）。这如果不是盲目抄袭，谁能有更好的解释？关于《中国人的精神（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