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不入仕途的刘绍棠

　　每当枝青叶绿时节，我就倍加思念我的良师益友刘绍棠。特别是近来，在纪念刘绍棠逝世10周年的日子里，这种思念之情变得尤为炽烈。我反复激动而甜蜜地 回忆在近20年的相处中，我们一次次海阔天空、无所顾忌的交谈，细细回味我们之间心心相印、兄友弟恭的友情。

　　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我去过绍棠家多少次?我实在是记不清了。特别是在1988年8月5日他中风左体偏瘫以后，为了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的工作和写好《刘绍棠传》，去的次数就更多了，差不多每7-10天我们就要在一起聊上一、两个小时，一周之内碰面两次，也是常有的事。

　　绍棠是个把心挂在胸膛外边的人，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我们俩交谈大多时候都是我听他讲，我觉得他的脑子简直就是一个活电脑。每次谈话，对于我来说都是极好的一课，无论是谈文艺，还是论人生说世情，都给予我莫大的启迪，而几次关于他辞官不就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关于文人不能当官儿，也不可当官儿的话题，更是使我的心弦受到强烈的震颤。那一句句语重心长、极富真知灼见的话语，是我一辈子都要铭记在心的。

　　记得是1984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和绍棠应邀到新侨饭店出席中国作协召开的欢迎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团招待会。我们是乘坐103路无轨电车从府右街去新侨饭店的。路上，绍棠的心情不像平时那样平静，小声地对我说：“可能要给我个官儿当，这事你看行吗?”我知道这是只对知心朋友才能讲的话，因此颇为兴奋，十分认真地回答：“那好嘛!这是件好事，至少能说明有关领导对你有公道的看法，我看可以考虑。”绍棠轻轻地扬眉笑着说：“一当官儿，写小说可就要泡汤了。”我接过他的话说：“未必是那样，别人能干只挂名不出力的事，你为什么不可以也试一试?”绍棠仿佛很有感触地说：“当官儿也能当出官儿瘾，一个作家一旦染上官儿瘾，创作就很难说了……”停片刻，他又转过身来，好像下了决心似地补充说：“不行，还是不能干……”那次在103路无轨电车上关于他是否当官儿的话，说到那儿就结束了。至于有关方面要给他个什么官儿当，他没有说明，我也没有问。但从他的表情和心理活动看，我猜测一定是个很重要的职务。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官儿大或是官儿小，反正他是一概都不想当，他怕从政影响创作，当不了职业文人。这一点我是耳闻目睹，完全可以作证的。

　　一个月后，绍棠给老首长(即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辞官不就的信，坦诚地阐释了他不肯当官儿，一心想在野从文的志向：“您(指胡耀邦同志)打算用我，不过是因为我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使唤起来顺手。如果我在工作中跟您发生分歧，连几十年的交情都耽搁了。”“从政不如从文，在朝不如在野”；“什么员我都敢当，什么长我也当不了。哪怕是只管两个人的小组长，我也当不好。”

　　因为绍棠自青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中外闻名的神童、才子，具有同辈作家不可相比的广泛影响，所以，上级总是时不时地想给他安排个官儿当，直到他中风偏瘫前3个月，即1988年5月，北京市的几位领导还邀请他出任主管北京市文化工作的副市长。对此绍棠依然是毫不动心，对他们的好意依然婉谢不就。婉谢不成，便代之以戏耍，说：“你们叫我当官儿，那就叫我当主管房子的副市长，我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可见，绍棠确确实实是不愿当官儿，而把写小说视为压倒一切的神圣使命，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

　　在与绍棠长期的交往中，我发现，不要因为从政而耽搁写小说固然是他辞官不就最重要的原因，不过，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使他对文人当官儿弊多益少有深刻的了解，了解这一点，也是打开他决不受任何诱惑，一心固守文学家园的心灵秘密之门的一把钥匙。他曾大动感情地掏心窝子：“释迦牟尼在后宫见识的女人太多了，才跑出去当了与女人绝缘的‘和尚’。我16岁就接触官场，官场情态见识得多了，也就产生了不可从政的自知之明。文人犯官迷，古已有之。孔、孟都有官瘾，李(白)杜(甫)官欲甚炽。现代文人中，周作人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不过当了个‘副部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号称创造社‘四君子’之一的三角文人张资平为当个汪伪政权的地矿部司长而附逆。卖身周、张都可耻、可鄙!在国民党那里，文人当特务的大有人在，当大官儿的难得(陈布雷其实是个秉笔‘太监’)。所以，我认定，文人不能当官儿，不可当官儿。屈原的下场太惨。司马迁那个‘秘书长’(中书令)，付出的代价太大。”(《且说“大官人”》)

　　基于这种认识，绍棠给犯了官瘾的官迷们勾画出一幅丑态百出、面目可悲又可笑的漫画：“官瘾大于财迷，甚于色欲，烈于吸毒，也严重污染了知识分子。”(《何日可见三秋树》)而对某些只尊崇大官，瞧不起专家、学者的新潮人士的嘲讽，又是多么尖刻辛辣、发人深省：“令我大惑不解的对官位、官职、官衔、官称最为尊崇叩拜的却是新潮人士。有位以新潮著称的记者，采访一位女部长，竟然问人家：‘您当上了部长，但您的丈夫才是个院士，难道您不觉得心理不平衡吗?’女部长咯咯笑起来，说：‘我这个官儿，他还瞧不上(看不起)哩!’女部长还说她平日一直给丈夫做饭，退休之后还要兼当打字员。这位女部长年近60,50年代中专毕业，思想多么‘陈旧’，竟然认为部长诚可贵，院士价更高，‘妻以夫荣’而甘愿‘夫唱妇随’。在我们那位新潮记者心目中，部长了不起，院士算老几?女部长嫁男院士，跌份又栽面儿。恕我嘴损，我怎么从新潮中嗅出了泔水味?也许是环境污染所致，恐怕要送高碑店污水处理厂转化一下。”(见《四类手记》第538页)

　　绍棠与朋友交往，从不以官职大小、地位高低定厚薄，而是以人的品德、情操、志向作准则。他敢在大厅广众之中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北京市领导忽视运河污水治理造成的巨大损失，他也能与素不相识的街头理发员侃侃而谈，结为朋友，并进而为以这位理发员为代表的百分之十七的低收入群众著文代言，大声发出“我们不否认中国还是个发展中的穷国，那么就不能不承认穷国里面穷人多。治穷，或曰脱贫，才是万事最当先的任务”的呼喊。

　　绍棠担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13载，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官儿，而认为是为人民群众代言的勤务员。原来与他肩膀差不多一般高的人当了官儿，他毫无妒忌之心。18年中，他与我交谈的次数那么多，可从来未说过人家一个不字，相反，倒是时刻不忘少年时代的友情，建议有关方面出面唱一出八仙请寿，重整队伍再振少年行。当然，他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比人家矮了一寸。他身兼的会长、顾问、名誉主编等头衔有一大堆，究竟有多少个，自己怎么也说不清，压根儿他就没统计过。他不认为这些称号给自己增加了多少砝码，只当作自己为别人、别的单位应尽社会义务的信号。他常对我说：“这些头衔、称号只能说明人家需要我刘绍棠出点力，那我就尽力而为之吧，何必费脑筋去记住这些头衔、称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