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逍遥游——读周汝昌《红楼夺目红》

　　武侠小说中描写第一流剑侠，其剑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时，有所谓“人剑合一”之说。其实，无论从事何种艺术创造或学术研究，道理都是相通的。创造者、研究者和所创造、研究的对象，当达到可以用“合一”评鉴时，那也就是达到了其创造、研究的最佳胜境，其成果也必然是最具个性的，妙言泉涌汩出，胜义纷纭叠现。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不就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之具体实现吗？刚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新著《红楼夺目红》（作家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翻阅检读之际，就油然而生“人书合一，解味红楼”之感慨。

　　周先生今年已经八十有六，这本20万字的书却用了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就“珠联璧合”，其辞丰意雄确实让人惊叹不置。如究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周先生毕生研究《红楼梦》，周汝昌其人与《红楼梦》其书，确实已经“合一”。周先生写研红之书，那诚如苏子瞻所谓“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不过，在周先生的所有研红著作中，《红楼夺目红》这方面的特色又格外明显，正如作者《后记》中所说：“平生写论《红》文字数量不小，经验也不算不多，总计一下，觉得都不及写这本书的心境和笔境这么良好。……这回写得特觉舒畅、自如、潇洒、尽兴尽情。……无论学术，还是艺术，都需要从‘灵性’上交流，不仅仅是什么‘知识’、‘学问’的问题。不能有所感，有所受，又何从谈到交流？”毕竟“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已经到了21世纪，昔日那种撰著时“著败絮行荆棘中，可谓步步维艰，需要兢兢业业”的情境已经不复存在。而周先生也确实历尽沧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红楼梦》本身，一切流言、暗箭和误解都可以无须顾及，不在话下，而自由抒发，我手写我心了。这种心态，自然是达到“人书合一”的前提条件。我以为，周先生这本研红书的这个“特点”，是首先需要我们了解和注意的。

　　“人书合一”的境界，就是研究者超越了“知识”和“学问”的界面，而达到了与研究对象“灵性”的交流。这就特别能逸出常规的思路，破除各种教条的束缚，特别是对那些已经积淀下来的“人人都这么说”的所谓“定论”性说法。佛家是讲究破除“智障”的，红学的一个特点是“红障”很多，而周先生这本书就有破除“红障”的功能。比如书中有不少章节讲论了史湘云是小说中“实际女主人公”的意见，对已经积非成是的“《红楼梦》的主题是写宝玉、黛玉和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之“常说”就不啻醍醐灌顶，当头棒喝。这是“周派红学”的一个核心论点，周先生的这本新书的确提供了不少新的佐证，让人耳目一新，产生“我怎么没想到”之叹。为什么“我就没想到”呢？说到底，是我们都没有像周先生进入“人书合一”的境界啊。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位青年红友拜谒周府，青年红友与周夫人谈到《红楼梦》以外的一些话题，谈了一会儿，周先生就忍不住打断说：“我们还是谈《红楼梦》吧。”事后红友与我笑说，周先生真是全部身心都融入《红楼梦》中间了。周先生从小说文本的一些细微末节中都时常发现新义，抉出曹雪芹的文心之秘，比如“四春与八鬟”和“宝玉的十小厮和四男仆”等节，真让人叹为观止。关键词是“文心匠意”，即通过感悟和研究，努力与曹雪芹的创作灵感相契合。没有人能比周先生更本己地“进入文本”了，感悟，思索，考据，索隐……都是“进入文本”的筌蹄和手段，比如“芳官与湘云”，比如“龟大何首乌”，你说这是考证？是索隐？还是感悟？周先生引录了青年学人高飏关于《乐中悲》曲子的“好见解”后赋诗，其中有句云：“若教锦瑟成胶柱，何怪生龙变死鼋。”这不仅体现了周先生一贯的提携后学奖掖新人的伯乐风范，而且点出治学特别是治红学，所有的方法和门径都要以“灵”和“悟”为中心，理论才不会变成死搬硬套的“胶柱”，考证才不会变成“形式逻辑”的“死鼋”。这一点，是格外发人深省的。怎样才能“灵”和“悟”？那当然和本人的天赋条件有关，而最要紧的一点是要有“人书合一”的追求。

　　这也就是“人书合一”的另一义，即作者与文本的“合一”，也就是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合一”。这又是红学的一大独特之处，这也就是争论了几十年的所谓红学定义、红外学、红内学等庸谈。其实“理路”十分简单：曹学、版本与脂批研究、探佚学等红学“四支柱”的“外学”与文本的思想、艺术等“内学”是“合一”的。它们互相联手，共同实现区分出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续书“两种《红楼梦》”的两种境界这一目标，也就是让曹雪芹、续书者各与自己的著作“合一”，不同的读者当然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彰显发扬出《红楼梦》的文本价值和文化价值，文学史意义和文化史意义。周先生的这册新著正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种“作者与文本合一观”，也就是“家史自传说”与“小说文本”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一《红楼梦》的文本特色，以及由此衍生的红学的个性。“义忠亲王老千岁”、“座上珠玑‘照’日月”、“康熙太子与《红楼梦》”……以及其他章节的字里行间，索隐与自传，感悟与义理，思索与赏会，也都“合一”了。索隐和自传说本身都没有错，关键是你的索隐和自传说能否与曹雪芹“通灵”，能否“悟”得恰到好处。当然书中有一些篇目是探索讨论性质的，正如《自序》中所说“本书的一些看法讲法毕竟是个人的意见。有相同，自可喜；有不同，存待商量”，而提出新见的目的是“引发新的思路，揭示新的信息，辅助覃研，促进发展，开拓一些以前未能显现的文心匠意的新区域”。至于某些具体论题是否能够认识一致，那就“仁智何妨有异同”了。不同的认识可以继续争鸣讨论，不过我们也需要反省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素养和对传统文学艺术的悟解能力与周先生相比还有多少差距？我们对《红楼梦》的痴迷程度和痴迷能力有没有达到“人书合一”的境界？说到底，“人书合一”也就是“人人合一”———追求读者、研究者与曹雪芹的“合一”。

　　《红楼夺目红》中有这样的话：“大凡雪芹第一用自创的字法句法，就有人不许他独创自铸伟词，定要乱改，把伟词拉向一般化的庸言常语。悲乎！……雪芹时常有意运化成语，偏要改动其中一二字；有时是力避俗套陈言，出一点新意———均为腐儒下士之辈‘不接受’，提笔乱改，改‘回’那个千篇一律的腐俗处，还自鸣得意，以为自己建立了功勋。”我以为，这种居高临下的点拨比那些涉及到小说具体情节思想艺术的解说更值得我们回味。读解《红楼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发现和保卫曹雪芹的创笔创意不被庸常见解歪曲篡变的不间断的斗争。这里面的问题也是考证与悟解要“合一”的，任何脱离了对文本的生动艺术感觉，脱离了与作家心灵契合的所谓“科学考证”，必然是胶柱鼓瑟的“死”考证，必然是打着“科学”幌子的伪科学，这种情况在红学的考证中是不乏其例的。现在更是变本加厉，老八股又加上新教条、洋教条，在“信息爆炸”和实用功利的背景下，学术垃圾成批量生产出来，铺天盖地，而灵悟之文如隋珠楚璧一般稀缺，学界的“论文”已经形成了一种新“制艺”（即明清时为猎取功名利禄的“八股文”）。面对如此现实，读一读周先生的这册新著，不仅限于红学，也许对整个人文学术界都会有喝一剂清凉散之感吧？《红楼夺目红》是“学术随笔”，但这“随”不是信笔由之没有规矩的自为的“随便”之义，而是在经过毕生研究积累后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逍遥游”的自在的“随意”之义。它有意扬弃了“论文”的“规范”，却有“学术”的内核，超越了“技”的层面而进入“道”的层面。

　　读周先生的这册书，我想起了俞平伯先生的《读〈红楼梦〉随笔》。我曾经说过，最能体现俞平伯先生学术水平的不是《〈红楼梦〉研究》（《〈红楼梦〉辨》），而是《读〈红楼梦〉随笔》和《〈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显然，《红楼夺目红》比起《读〈红楼梦〉随笔》来，无论思致和境界，还是深度和广度，都更上层楼了，这当然也是红学“历史性进程”的自然发展。我也说过，其实周汝昌才是俞平伯“文学考证”和“红学的文学批评范式”之真正的继承人并予以进一步发扬光大。可以说，两本“随笔”是两位红学研究者的红学研究由基础的考辨论证而进入高级的“自由”状态的表征。因为只有“随笔”，才能完全摆脱“论文”的“智障”，才能真正进入“人书合一”的境界，才能由“学”而跻“灵”。最高的学术境界是“随笔”而不是“论文”，我们曾经义无反顾地抛弃传统的“评点”和“笔记”，而全身心追逐西方“逻辑性”和“体系化”的“论文”，那当然也是历史的进步，但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需要“否定之否定”的另一个历史新时段了？我提出这一大胆“谬论”，是否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人书合一，解味红楼。”周先生在书中解释自己的别号“解味道人”是“解味道的人”，不是“解味”的“道人”。要对《红楼梦》“解味道”，那就追求“人书合一”之境吧。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读者诸君，勉旃！

　　（本文作者单位系辽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