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尘昏枉乞灵"

　　在中国，“敬惜字纸”的观念起源大概甚早，说不定还同蔡伦造纸的年代一样古远呢。

　　蔡伦的名声是与造纸事业共存的。他当年向汉代皇帝奏上造纸术，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伟大事件之一。而当珍贵而且紧俏的白纸，被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少数读书人写上黑字以后，那字纸霎时也就成了一种知识的载体。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时代，随即演变成老百姓心中的圣物。这一方面当然是古代纸张珍罕难得，六朝时仍为贡品；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纸张从一开始就是用来写经记史、著书立说的。明代金陵散曲家陈铎在《滑稽余韵》中有一曲，单道当日纸铺的好处，调寄《小桃红》：

　　蔡伦创造已多年，雅称文房便。今古诗书万千卷，托流传。鹅溪十丈真堪羡，临池漫展。莹洁如练，不数锦江笺。

　　颜之推在其家训中教导颜家子弟道：“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他在卷三《勉学》中还说，有一个叫做臧逢世的青年，曾经很想读班固的《汉书》，苦于借看时间局促，就找到他做官的姐夫，求要来往客人投送的名帖书信，裁割其周边余纸以抄录，最终有志者事竟成，还成了《汉书》研究的著名专家。

　　那么，这是先贤利用故纸勤学的故事了。

　　南京张微庐先生曾在发表于《开卷》上的一篇文章中说起，苏州居民直到20世纪初还承袭着前人“敬惜字纸”的遗风。他说：

　　记得我上小学的那几年，到校的一路上，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墙上刷有这四字的标语。我家大门内放着两只比我当时还高的大竹篓，就是供附近人家倾倒字纸用的。我现在珍藏的一册残缺不全的王梦楼书白莲诗七页，便是先父在焚化那些字纸时，意外捡到而付装潢成册的。

　　王梦楼是清代江苏丹徒人氏王文治（1730—1808年）的号，他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平生能诗善画，其《梦楼诗集》和《赏雨轩题跋》历来为士林所宝。这得自字纸焚化炉边的残叶，在百年前就被目为“绥山半桃、瑶池片玉”的“至宝”（周星诒题跋）了。

　　那么，这是先贤从故纸堆中觅宝的故事了。

　　吴世昌先生是浙江海宁人，他曾经回忆说，自己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尽管小时候家里很穷，家中惟一的一本书是挂在灶墙上的俗呼为“历本”的“时宪书”，但他想要读书的念头一直没有放弃过；当然那念头的产生，也不是无本之木，而是有原因的。他说，有一次，四哥从“敬惜字纸”的一米多高的大废纸篓里捡到半部《传习录》，看得寝食俱忘，后来弄到一本缩印的《经义述闻》，又如饥似渴地把它看完。正是在好读书的“四哥”的勉励下，吴世昌从似懂非懂的半部扫叶山房石印的《文选》起头，开始读古书，为日后进入中学和大学求学打下了基础。

　　那么，这是先贤在故纸堆中求知的动人故事了。

　　唐达成先生是湖南长沙人，他在题为《敬惜字纸》的文章中，也曾回忆自己在湖南一个偏僻小县读小学时见到过的情形：

　　校门口有个砖砌的垃圾箱，上书四个大字“敬惜字纸”。无论冬寒夏暑，常常见一位驼背老人，将沿街拾来的字纸，从竹篓中倒在箱中，然后点火烧化，满脸是虔诚的神色。有一次，我好奇地伫脚观看，只听他喃喃地自言自语：“把有字的纸乱丢乱扔，罪过呀，罪过呀！”当他抬头看见背着书包的我，又喃喃地说：“好好念书罢，会念书会写字，是福分呀。”我故意挑衅说：“念书写字有什么好，又要考试，又要背书，累死了。”他摇摇头说：“罪过呀，罪过呀！”他那对于有字的纸的敬畏虔诚神态，和他一面拨火一面喃喃自语的形象，至今仍留在记忆中。

　　那么，这就是老人利用故纸堆劝学的真实故事了。

　　1916年11月，还在“愤青”时期的胡适（1891—1962年）在异邦以半天功夫写作了《文学改良刍议》，次年元旦发表在《新青年》上，从而“一文成名天下知”，干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不仅惊天动地，而且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名义上是倡言“改良文学”，实际上不啻是领军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也。

　　文章发表以后不到一年，胡适不仅一改揭竿而起、纽约首义时“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文学改良刍议》）的踌躇犹疑，而且挟攻城掠地之余威，得陇而望蜀，由“文学改良”之口号一改而为“文学革命”之大旄，决心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于是他认为，当此时代那些“以古为邻”钻故纸堆的人，其实不过是“以鬼为邻”而已。胡先生要做“文学革命”的领袖，也难怪张嘴一骂就如此狠绝！但是我们也不必过于介意，那不过是青年胡适的一时之怒，“愤青”之语与“愤激”之言，本来都该一笑置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