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

　　1982年8月，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的重印本序中调侃说：“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

　　他随后指出：“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被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

　　钱先生还进一步回忆说：

　　《写在人生边上》是四十年前写的。那《人·兽·鬼》是三十六七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仄的边缘感觉，对人、兽、鬼等事物的区别还有非辩证的机械看法。写完了《围城》，我曾修改一下这两本书的文字；改本后来都遗失了。这也表示我不很爱惜旧作。四年前，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陈梦熊同志向我游说，建议重印这两本书。他知道我手边没有存书，特意在上海设法复制了原本寄给我。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

　　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大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

　　殊不知，类似作者此种对旧作进行“零星枝节地削补”的行为，正是在制造“版本”的源头活水呢，为人们研究作者思想的变迁、文笔的润饰乃至艺术的追求提供了不竭的个案———这如何能够叫人不搞什么“汇校本”呢？

　　这里，先来说说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学人们有关版本学问题的一次小争鸣。争鸣发生在生活书店主办的《太白》杂志上。

　　先是，上海藏书家周越然（1885—1962年）发表一文曰《版本》，提出“真能读书者，必求精善的本子”。他认为版本这一“学问”，“不论新、旧学者都应研究”，“研究版本，就是审视刻得好、印得好的书籍”。他自然是针对线装书的阅读和收藏而言的。

　　宋云彬（1897—1979年）闻言后，随即发表回应文章与之商榷。他在《我也谈谈版本》中说：“我的写作的目的，是在说明版本的研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学问，研究版本的人虽不可少，但版本绝不是‘不论新、旧学者都应研究’的学科，尤其是眼前摆着许多大问题，亟待头脑清楚的学者来研究解决的现在。”

　　阿英（1900—1977年）随后以《版本小言》一文加入两人笔争。他以自己十余年书摊掇拾的经验，在肯定“版本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一半要靠实际的经验”之外，更敏锐地提出了跟“旧书”（古籍旧版）相对的“新书”版本问题，拓宽了这一话题。

　　他指出，“旧书固然如此，新书又何独例外？版本对于新书，是一样有道理的”，“无论研究新旧学问，中外学问，对于版本，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他还建言说，不同书籍的装帧，以及“现在流行着签名本，希望得到作家手迹的人，当然也有用处，和曾由作者盖章发行的古书类似。至于新的禁版书，自费刻本，也许印得很少，也许将来难以得到，尤应加以注意”。

　　需要注意的是，1935年阿英说的这一番话，是对于新文学版本比较早的一段明确表述。他的观点是鲜明的，注意版本，对于藏书和学问都是有其意义的，此虽“小道”，亦有“大观”在焉。

　　记得叶灵凤（1904—1975年）在香港也曾撰文《读书与版本》道：“要知道藏书家固然应该注重版本，就是仅有一本书的人，只要他是一个懂得爱书，理解书的趣味，能够从书中去获得学问和乐趣的人，他就有注重版本的必要”，因为“一个错字的改正，多一点补充资料，多一篇序文，都可以使我们对于一本书或一个问题的理解获得若干帮助。这就是注重版本有益和有趣的地方”。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其实是俯拾皆是的。茅盾的《子夜》初版于1933年1月，随后就遭到政府当局的查禁。瞿光熙在1960年6月15日发表在《新民晚报》上的文章中，指出了这部作品的时代“烙痕”。他说，小说被查禁后：

　　经过书店的活动，得到伪市党部一纸批示，指明要把“不妥处”“删改或抽去后方准发售”。结果只得把描写农民暴动的第四章和描写工人罢工的第十五章，全部删去。在重版的《子夜》中，在这两章删除的地方各注一个“删”字，而页码不改，共缺六十页之多。书店还恐怕发售时发生麻烦，把伪党部的“批答”刻版印在版权页的后面。后来又经过一番活动，才得把删削的两章印入，又在版权页上添了一行“内政部著作权注册执照警字第三五三四号”。

　　这些就是在旧版《子夜》上所保留下的烙痕。

　　唐弢在其书话中也有《〈子夜〉翻印版》一篇，盛赞托名“救国出版社”翻印的一个本子：“大小和开明初版本一样，封面仍然是叶圣陶篆文‘子夜’两字，扉页由王伯祥题签……所不同的，翻印版分上下两册，标点放入行内。绿色厚纸封面，全书用重磅道林纸印，光滑洁白，比开明初版布面精装本的米色道林纸更为讲究。字型淳朴，墨色匀称，入眼非常舒服。和一切冒充伪装的不同，它毫不讳言地声明自己是‘翻印版’。”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唐弢的书话在《文汇报》副刊《文化街》发表的时候，叶圣陶有一次在书店遇见他，就赞赏地说：“古书讲究版本，你现在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很有意思。”

　　唐弢于1945年春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上首发书话，由于他的书话主要是为新文学书籍说话，无论是说《子夜》的“翻印版”，还是谈郁达夫的《饶了她》，无论是为川岛的《月夜》志开本、版本之异，还是两番闲话杨振声的《玉君》……话题都没有离开过新文学的作家作品，因此，后来者自然便以唐弢的书话为讲究新文学版本之滥觞了。

　　1983年10月，姜德明撰《〈书话〉主人》一文，刊登在上海《文汇》月刊上。略云：“我喜爱《书话》的篇幅短，有的只有二三百字，不易找出废话来。更主要的是它唤起我读书和寻觅那些书的欲望，教我怎样去选择旧书。在这以前，我已经拥有了一些‘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书，但是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版本学的价值。我也时常在旧书摊前流连，有时一本难得的书就摆在我的面前，我也不知其珍贵，轻易地放过去了。”

　　可见《书话》对于新文学版本价值的发掘和张扬，确有其不易之功。然而谁知头功者，却是辛苦人！博学才能多闻，见多才能识广，此理于唐弢亦不例外，于现代文学版本学的研究更不例外。

　　研究新文学版本的专家已经不乏其人了，阿英、唐弢、瞿光熙、丁景唐、朱金顺等的著述成就自不待言，姜德明在《新文学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之外，更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主办的《芳草地》杂志上辟有“新文学版本丛谈”专栏，先睹者必快也。而他作序的《现代文学版本学》（王宗芳、孙伟红著，珠海出版社2002年3月版）一书，以7章31节的结构和篇幅，全面叙述了版本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是一部筚路蓝缕的学科奠基之作。鲁海在该书“前言”中指出：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同一著作出现不同版本，这使只读一种版本的读者对作品、作家的认识往往带有片面性。甚至会使文艺评论、新文学史的研究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因此，现代文学和版本研究刻不容缓，并且应在鉴别版本的实践中建立“现代文学版本学”。

　　早在鲁迅诞辰100周年之际，就问世过《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被认为是开了个人作品版本研究先河的一部著述。1984年，陈巧孙在《版本学絮语》一文中指出：“虽然新文学的版本学已有了好的开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还未形成体系。愿有志于斯的同志细心搜求，认真研究，为建立新文学的版本学而作更大的努力。”

　　当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我欣喜地看到，由当代诗词学者陈安吉积12年勤力终于定稿问世的《毛泽东诗词版本丛谈》（中央文献出版社、南京出版社2003年12月联合出版）。该书凡42万字，16开本，书分四辑，卷首插页尽现琳琅满目的中外毛诗毛词版本风貌。陈晋先生在题为《毛泽东诗词研究空间的新拓展》中盛赞其“搜集毛泽东诗词版本和有关资料上所花费的超乎常人的功夫”，并评价道：“该书是搜而藏、藏而读、读而辨、辨而思、思而著的结晶。”

　　由《鲁迅著作版本丛谈》和《毛泽东诗词版本丛谈》的问世，足证版本学研究延伸到现代文学领域的重大学科意义。其实，还不仅仅是建设一个“现代文学版本学”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问世的现代图书已经在数量上浩如烟海，其间的版本情况不知凡几，因此对于现代图书版本的普遍研究，也该呼之以出了。

　　在我的雁斋的区区藏书中，伊林原著、胡愈之翻译的《书的故事》，就既有一册精装的生活书店1937年5月再版本，又得有一册华东新华书店1948年12月重排印行的草纸本，后者才印8000册。虽然印工质量不可与前者同日语，但还保留了全部插图，《译者后记》也无一字改易———那后记所述该译本的来由，就是“现代图书版本学”中译本书分支所应重视的一种珍贵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