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努力组织起一个'书评网'"

　　其实，有关建立一个“健全的书评制度”问题，对于书评及其学问研究有素的萧乾先生，当年早就有过一回生动的实践。萧先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阵地所进行的书评实践，不仅造就了当时文坛书林中的书评风气，而且为我们最近数月的讨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成功经验。

　　他在《萧乾选集》的“代序”《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中说：

　　三十年代编《大公报·文艺》时，我曾利用编辑职权，花了好大力气，想提倡一下书评。那时我在没出大学门之前就热中过的一项文化服务工作，《书评研究》是我那时的毕业论文。编《文艺》时，我曾努力组织起一个“书评网”……为了“独立”，我不接受出版商的赠书。那时每个星期人都跑两趟四马路，每次总抱回一大叠书，然后，按书的性质和评者的癖好，分寄出去。“书评”成为那个刊物的一个固定栏目。此外，我又连编过几个整版的“书评特辑”，一心想把这服务性质的文化工作开展下去。记得“八·一三”那天，我还在出着这种“特辑”。

　　努力保持书评人立场和媒体园地立场的“独立性”，显然是一个“健全的书评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尽力不放过一本好书”，也“不接受出版商的赠书”，正是保障这一制度既着眼于品位自觉，又可有效排除人情的基本途径。然而，对于编者来说，这样的坚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此其一。

　　萧乾先生后来表示，“最重要的但也是最难坚持的一条原则是：持论客观，不捧不骂，”因此对于那些在“书评”栏目中即将发表的评论作品，“遇到文字过于尖刻或迹近挖苦时，我总在保持评者的观点及评价的前提下，尽量把带刺的字眼删去。倘如双方心平气和地进行辩论，我是绝不去干预的。象卞之琳为了《鱼目集》的书评同评者刘西渭交了三个回合的锋，而通过这种反复商榷，只会加深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对于书评人立场和作者反驳言论的无分轩轾，一体尊重，显然是“健全的书评制度”的另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批评和争辩，讨论和商榷，只是为了进一步接近于作品的原本，加深“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这是由书业的生态圈所决定的。批评者多元化批评立场的自由表露，以及作者始终保持有可以争辩甚至抗辩的自由，就必然能够引领一个好的书评风气。此其二。

　　宗珏（本名卢豫东，曾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先生在《萧乾与书评》一文中回忆说，自己是在1935年间因为投稿关系应编者之邀而入“网”的：“作为编者和书评组织者，萧乾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对书评作者的评论能予以充分的尊重，从不轻率作任何改动。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他深情地回忆起1938年11月24日萧乾在给滞留在上海的他写来的一封信，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他“不落掉一本在沪出版的值得一评的新书”。显然一个乃至一群书评活动的积极倡导者，以及一群书评写作的积极分子，是“健全的书评制度”的又一题中应有之义。此其三。

　　宗珏先生在文章中同时指出，书评写作之所以在当年能够驰骋一番，《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国闻周报》的跑马场，是必不可少的支持因素。否则，萧乾“虽有此抱负和才智，也属枉然”。此其四。

　　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先生在晚年回忆道，1947年前后，他虽然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但是由于沈从文先生的厚爱，把《华北日报》的“文学副刊”交给他编辑，于是在为期10个月的课余编辑生涯中，“还经常写书评”，如以“少若”笔名评论萧乾小说的《梦之谷》长篇书评，就写于1947年末，次年发表在北平《经世日报》的“文艺周刊”上。他说：

　　这个副刊署名杨振声主编，实际是由当时北大西语系的青年教师金堤兄负责……我同金堤兄以及其它文艺副刊的真正负责人都很熟悉，在稿件方面总是互通有无的。那时有一批为各报副刊做实际工作的人，大抵都是北大的教师（有的是从西南联大北上的），如署名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杂志和报纸副刊由常风先生负责，署名杨振声先生主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由袁可嘉先生负责，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副刊由穆旦负责，北平《平明日报》的副刊由萧离负责……

　　熟谙书评三昧且对书评不遗余力地扶植支持的萧乾先生，对于这篇《梦之谷》书评印象十分深刻，曾经对江苏南通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学勇先生谈起，这才从尘封的旧报中发掘出来，复印后并由作者重抄一遍，“并改动了几个字，寄呈萧乾先生”，于是这篇书评缀上书评作者的“附记”，得以排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萧乾研究专集》之中，也为中国现代书评史留下了一段书作者与书评者之间友谊的花絮。

　　吴小如先生笔下的书评，有自己经历的印证，也有对于作家创作的那带有极大自述成分的故事的解读和赏析。他指出：“我之所以欣赏《梦之谷》，所以钦慕萧乾先生，只是由于他能有那抒写这种平凡故事的艺术技巧，与其感情流露时所给予人的适当的分量。干脆说，同样一个故事，他能写得出而我只有放弃，欣赏它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得承认《梦之谷》是抒情诗，是一首内容并不惊人的抒情诗。然而，可惊人处乃是作者在运用艺术技巧时的身手，乃是作者安排结构时的匠心。有了这些，抒情诗才能伟大。”更可贵的是，这篇书评还指出了小说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意义，那就是由这小说所昭示的“教训”，从而彰著了书评者的见识：

　　《梦之谷》里的教训是什么呢？责备“拜金主义”的可恶么？警诫青年人不可滥用痴情么？都不完全是。主要的，这个社会里尚存着若干不合理的现实，如此而已。过去这现实使若干人沉沦，毁灭；现在、将来，也还需要更多的男女去填补这空白，这永远填不完的残忍酷烈的空白。《梦之谷》里的梦境，不过是一个牺牲者的横剖面，一个短而又小的挣扎的涟漪。往大处说，往远处看，这里面不止蕴蓄着多少罪恶的渊薮，而且更蕴酿了多少兴衰隆替的世相。一个老大民族所以衰弱的症结，一个封建势力所以依然巩固的原因，在这儿都可找到它的剪影。作者不过是用抒情诗来作它的装饰罢了。

　　宗珏先生文章中曾经提到香港《大公报·文艺》，认为在香港时期，“书评网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书评家有的因战事影响联系中断了，”但是也有“新的力量补充进来，哪怕不是固定的，总之稿源不绝，书评网并没有被冲毁”，欲知后来香港书评的发展态势，且待下篇《“香港需要建立良好书评”》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