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娱乐至死》的评论(两篇)

　　《娱乐至死》，[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娱乐：电视时代的奴役

　　□贺晓武

　　阅读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和亚瑟·科斯勒《正午的黑暗》，深深地被集权和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丧失自由的可怕情景所震撼。现在的美国自由、民主已经深入民心，但可怕的是这样的时代仍然有丧失自由的危险，甚至还让人们浑然不觉。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这样的警告———娱乐成了电视时代的奴役。

　　全书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即“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4页）。波兹曼的过人之处在于提出问题的方式。他认为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他客观而冷静的分析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实质：娱乐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问题是我们完完全全沉浸在里面。因为“娱乐世界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103页）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我们无法实现开放的生活，因而无法看清真实的现实。

　　波兹曼把过去的印刷时代称为“阐释时代”，把现在的电视思维方式的时代称为“娱乐业时代”。他认为电视包容了话语的所有形式，它成为我们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它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的形式。“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106页）所以，电视的倾向影响着公众对于所有话题的理解，娱乐的精神已经成为文化的精髓。不管新闻还是宗教，政治还是教育，都成为了娱乐的内容，娱乐是现实的主流，它成了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

　　我们从电视新闻报道的“好……现在”中，只能看到零散杂乱的新闻———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再残忍的谋杀、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再悲惨的事件，被紧跟在后面的广告瞬间消解了它的重要性，让人感觉这不是真实的事件。作者指出：“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139页）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后面的是反交流理论，让我们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追求感觉和无序的快乐。

　　美国，利用电视来传播宗教已经很风行，但是，电视无法实现真正的宗教体验。因为电视屏幕充满了世俗的意味，娱乐性深深扎根，想把它改造成一个神圣的地方实在是很难。电视把某种事物转换成了另一种东西，事物原来的本质可能会丢失。以前的宗教都努力通过艺术、音乐、神像和令人敬畏的仪式来吸引人们，通过赋予事物魔力来让我们获得神性。而电视则相反，它只能通过娱乐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162页）由此可见，在电视中宣讲的宗教已不再是真正的宗教了。

　　电视广告是塑造现代政治观点表达方式的重要工具。在美国，电视广告已经成为政治话语最本质的象征。首先，政治竞选逐渐采用了电视广告的形式。其次，广告采用的最简短的方式已经成为美国人处事的哲学。政治家要做的就是把自己作为娱乐素材推出，而不管他的政治主张能否解决问题。形象政治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为了达到目的，舍弃真实可信的政治内容，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让人们对历史变得漠不关心，拒绝记忆历史的真实。电视的娱乐性使我们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实世界。同样，因为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书籍的审查制度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同样，教育也娱乐化了。学习本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是要付出代价的，要想学习好，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但是，我们的娱乐使现在的教育变得面目全非了。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盲目地改变自己。电视对教育提出了三条原则：观看节目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不需要有记忆，学习和运用的东西不需要阐释。正因为如此，学生简单地认为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都可以采用娱乐的方式。

　　乔治·奥威尔认为文化会成为一个监狱，可他没有料到电视时代的恶果———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那么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难道我们真的就这样“娱乐至死”吗？

　　自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进行批评以来，西方学者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就没有断过，他们对这种文化的负面影响的批判深刻而有价值。先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指出：早在文化工业出现以前，娱乐和文化工业的所有要素就已经存在；一直到今天，它们都是自上而下被承袭下来的。然后是凯尔纳在《媒体文化》里面通过对波德里亚的理论的批判，呼吁一种批判性的多元文化观。波兹曼继承了他们的批判精神，提出了当电视文化的娱乐性成为一切文化主宰时，我们会走向何方的问题。

　　正如法国学者让·波德里亚所说的，超现实成了我们的生活一样，电视时代的娱乐精神也成了我们的鸦片，成了奴役我们的东西。波兹曼引用罗兰·巴尔特的话，指出电视的方式就是以神话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怀疑，对自然真实的东西变得熟视无睹，导致把幻象当成真实的现象。但是，看不到真实的现实，我们何以实现自由？沃尔特·李普曼说得好：“无法觉察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真实与自由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电视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信息的态度：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而搜索信息，现在是为了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这就导致了伪语境，它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既不是行动，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我们的文化丧失活力后的避难所。我们只有突破这种东西的束缚，才能把握现实，从而获得自由的感觉。

　　为解决问题，波兹曼的第一种方法是反对娱乐进入严肃的话语模式———例如新闻、政治、教育、宗教，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种是找到怎样看电视的方法———以娱乐反对娱乐，也就是创作一种新型的电视节目，让我们认识到电视对公众话语的控制；但是这种方式仍然要依赖电视自身的力量，难以实现突破。最后一个希望渺茫的方法是让我们的学校去解决这个难题。虽然希望渺茫，但我们仍然对此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