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书评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集政治家、教授、学者于一身，有大量著作。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全集，收入文稿577篇，近200万字。有29篇是书评文章，他对中国的书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大钊的书评，内容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历史，也评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图书。他的书评很有个性，稳重成熟，思想鲜明，立论坚实，弃旧求新，追求未来。在20世纪的20年代初能大胆介绍、评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提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这在中国是第一人。

　　1922年3月，他写了一篇《<黄庞流血记>序》，序中的思想一直是他评书的主流思想，也是他评书的追求。黄庞是指湖南劳工会的领袖黄爱、庞人铨，他们在1922年1月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在长沙被军阀赵恒惕杀害。李大钊为他们的纪念文字写序：“他们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为他们所信仰的主义而死。因此，我乃对他们的殉死表示无限的敬意”。“以前的历史，几乎全是阶级斗争史。最后的阶级斗争，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开始了”，“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

　　李大钊的书评文章，辛亥革命前夕，1909-1911年有《〈法学通论〉批注》、《〈刑法讲义〉批注》。这两本书均是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所用的教材，都是日文著作，他作了大量批注。这些批注多属于对内容的认识、体会、解释，没有联系中国的帝制现实作发挥，批注比较零散，从中只能看出他十分强调“国家必须有法律”，要依法行事，在执法中“国家元首和臣民要一样共同遵守宪法”，这表现了他最初的民主意识和平等思想。

　　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1912—1918年，李大钊写了8篇书评文章：《〈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中国国际法论〉译叙》、《启事三则》（实际是三篇书评）、《介绍哲人托尔斯泰》、《达科儿（泰戈尔）之爱观》等。这些书评中，最有分量，政治性最强、最鲜明、最尖锐的是《〈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支那分割之运命》是日本人中岛端的著作，出版于1912年10月。作者在书中用帝国主义者的口吻，站在日本的立场，对中国辛亥革命，对中华民国，对中华民族极尽污蔑之能事，通篇都是胡说八道，说什么支那民族无共和之资格，无共和之信念，无共和之历史，无共和之思想，无共和之素养，中华民国之命运不能长保，只能各省分裂、列强分割，支那不免亡国。如何解决不灭亡呢？只能由亚洲人来处理，实现东亚之门罗主义，“唯我日本帝国而已”。李大钊将全书引用，逐段批驳。“驳议”十分深刻有力。全文用译者曰、按语、眉批等形式作有力的批判与回击，针锋相对，尽情抒发，大快民心。文章批驳中岛端“有意污蔑吾国”，“逸仙实造对势之英雄，惜乎，岛人不识也”，武昌革命之兵士，实为革命党人。中华民国乃真民国，乃真共和。“满清专制，人民共愤，故有此次之革命”。中岛端是别有用心，意存破坏，丧心病狂，丑诋谩骂。所鼓吹的“亚洲门罗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不过是“日本希图独霸亚东之代名辞”。“日人狡黠，欺我欺世”。“著作意在分割中国，斯不得不诬中国之可以分割。欲诬中国可以分割，斯不得不造作蜚语，散布流言，以淆乱天下之耳目而因以售其奸”。李大钊的批驳针针见血，十分深刻，真实地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
　　对托尔斯泰、尼采、培根、泰戈尔等人和作品的评论，融评人和评作品为一体，融学术思想和文学为一体，虽有议论，多属介绍。这类文章都比较短小精炼，挥其点睛之笔，择其内容之要，简而论之，概而言之，是出色的散文书评。如《介绍哲人托尔斯泰》开笔是“近代伟人也，举世倾仰之理想人物也。彼生于专制国中，以热烈之赤诚，倡导博爱主义，传布爱之福音于天下，扶弱催强，知劳动之所以为神圣。身为贵族，而甘于菲食敝衣，与农民为伍，自挥额上之汗，以从事劳作，此其行之美为何如耶？”短短数语，使托尔斯泰之形象，跃然纸上，进而评其著作：“生平著作，充栋汗牛，一经杀青，传译殆遍”，“为文字字皆含血泪，为人道驰驱，为同胞奋斗，为农民呼吁，彼其眼中无权威，无富贵，无俄罗斯之皇帝，而欲以貔貅之威屈之，千万之富动之，使之稍变其主义，彼惟悍然答曰‘否’而已。”这就是他评论中的托尔斯泰。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的书评，除了肯定民初的民主共和思想外，则是进一步肯定俄国十月革命，评论和介绍马列主义。1919年1月他的《〈国体与青年〉跋》，向青年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他说，青年不要单求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要一步一步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民主政体的真义。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的民主政体若已获得，便要进一步，这应是社会主义，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体。

　　“五四”运动时，他写了一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综合评论了马克思的著作，20年代初还写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阶级竞争与互助》、《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既有对马克思著作、社会主义发展的综合评论，也评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哲学的贫困》、《经济学批判》、“唯物史观”、科尔鲍克的《互助论》等。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介绍性书评。他介绍《资本论》是世界改造原动力的学说。他着重评介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首先肯定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他说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有三派，一派是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历来被称为正统学派，《原富》的作者亚当·斯密是这一派的鼻祖；一派是人道主义经济学；一派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他认为现代经济有种种弊害，必须通过社会革命进行改造。他说，马克思用科学理论，“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开，而别树一帜”，使社会主义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

　　他认为马克思学说，除了经济论，还有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还有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三项内容不可分割，关系密切。形成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是他的唯物史观。《资本论》就是根据这一理论立论的。

　　李大钊在1920年12月写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评论《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唯物史观”问题，批判了旧的历史观，肯定了新的历史观，认为有些人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毋须人类活动，坐待新境遇的到来，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他说:“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现在是平民时代，我们要自觉联合起来，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他在五四前后就能这样认识马克思学说，认识《资本论》，并这样评价它，这是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在现代书评史上也是应当十分肯定的。

　　1923—1924年间李大钊集中评论了几位外国历史思想代表人物和他们的著作。其中有《鲍丹的历史思想》，评了他的《历史方法论》；有《鲁雷的历史思想》，评了他的《宇宙事物的变化》；有《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评了他的《法律的精神》等；有《韦柯及其历史思想》，评了他的《关于国家的普遍性质的新科学的原理》；有《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评了他们的《共产党宣言》、《自然科学的概念构成之限界》、《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等。这一组文章是李大钊著的《史学思想史讲义》中的组成部分，曾相继公开发表。

　　李大钊为什么写这一组文章，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发展的，前进的。但是，历史观有多种。有神权的历史观，发展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有精神的历史观，发展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有个人的历史观，发展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有落后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发展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是旧史观；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是新史观，这是发展、进步的结果。他评论他们，就是要宣传新史观。

　　李大钊在评论外国史家的同时，目光也对准中国的历史，《〈清代通史〉序》评论了清代历史的发展；《史观》、《史学要论》等则综评了史学领域的一些重要观点。在评论中，他特别阐述了他的评史思想，他认为史家的责任，一方面要勤求现在发生之史实，有所记录，勿使散失，为后世存留较为详确之史料；另一方面，要将过去的史料，用新史料，新的史观，补充修正，“匡其谬而足其阙”，历史演化无已时，积累历代学者之绩业，必能发见足以解释一切历史现象之法则。纠谬、求是、发展、应用，这是他的治史观。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1912—1918年，李大钊写了8篇书评文章：《〈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中国国际法论〉译叙》、《启事三则》（实际是三篇书评）、《介绍哲人托尔斯泰》、《达科儿（泰戈尔）之爱观》等。这些书评中，最有分量，政治性最强、最鲜明、最尖锐的是《〈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支那分割之运命》是日本人中岛端的著作，出版于1912年10月。作者在书中用帝国主义者的口吻，站在日本的立场，对中国辛亥革命，对中华民国，对中华民族极尽污蔑之能事，通篇都是胡说八道，说什么支那民族无共和之资格，无共和之信念，无共和之历史，无共和之思想，无共和之素养，中华民国之命运不能长保，只能各省分裂、列强分割，支那不免亡国。如何解决不灭亡呢？只能由亚洲人来处理，实现东亚之门罗主义，“唯我日本帝国而已”。李大钊将全书引用，逐段批驳。“驳议”十分深刻有力。全文用译者曰、按语、眉批等形式作有力的批判与回击，针锋相对，尽情抒发，大快民心。文章批驳中岛端“有意污蔑吾国”，“逸仙实造对势之英雄，惜乎，岛人不识也”，武昌革命之兵士，实为革命党人。中华民国乃真民国，乃真共和。“满清专制，人民共愤，故有此次之革命”。中岛端是别有用心，意存破坏，丧心病狂，丑诋谩骂。所鼓吹的“亚洲门罗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不过是“日本希图独霸亚东之代名辞”。“日人狡黠，欺我欺世”。“著作意在分割中国，斯不得不诬中国之可以分割。欲诬中国可以分割，斯不得不造作蜚语，散布流言，以淆乱天下之耳目而因以售其奸”。李大钊的批驳针针见血，十分深刻，真实地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

　　　　对托尔斯泰、尼采、培根、泰戈尔等人和作品的评论，融评人和评作品为一体，融学术思想和文学为一体，虽有议论，多属介绍。这类文章都比较短小精炼，挥其点睛之笔，择其内容之要，简而论之，概而言之，是出色的散文书评。如《介绍哲人托尔斯泰》开笔是“近代伟人也，举世倾仰之理想人物也。彼生于专制国中，以热烈之赤诚，倡导博爱主义，传布爱之福音于天下，扶弱催强，知劳动之所以为神圣。身为贵族，而甘于菲食敝衣，与农民为伍，自挥额上之汗，以从事劳作，此其行之美为何如耶？”短短数语，使托尔斯泰之形象，跃然纸上，进而评其著作：“生平著作，充栋汗牛，一经杀青，传译殆遍”，“为文字字皆含血泪，为人道驰驱，为同胞奋斗，为农民呼吁，彼其眼中无权威，无富贵，无俄罗斯之皇帝，而欲以貔貅之威屈之，千万之富动之，使之稍变其主义，彼惟悍然答曰‘否’而已。”这就是他评论中的托尔斯泰。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的书评，除了肯定民初的民主共和思想外，则是进一步肯定俄国十月革命，评论和介绍马列主义。1919年1月他的《〈国体与青年〉跋》，向青年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他说，青年不要单求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要一步一步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民主政体的真义。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的民主政体若已获得，便要进一步，这应是社会主义，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体。

　　　　“五四”运动时，他写了一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综合评论了马克思的著作，20年代初还写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阶级竞争与互助》、《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既有对马克思著作、社会主义发展的综合评论，也评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哲学的贫困》、《经济学批判》、“唯物史观”、科尔鲍克的《互助论》等。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介绍性书评。他介绍《资本论》是世界改造原动力的学说。他着重评介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首先肯定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他说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有三派，一派是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历来被称为正统学派，《原富》的作者亚当·斯密是这一派的鼻祖；一派是人道主义经济学；一派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他认为现代经济有种种弊害，必须通过社会革命进行改造。他说，马克思用科学理论，“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开，而别树一帜”，使社会主义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

　　　　他认为马克思学说，除了经济论，还有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还有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三项内容不可分割，关系密切。形成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是他的唯物史观。《资本论》就是根据这一理论立论的。

　　　　李大钊在1920年12月写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评论《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唯物史观”问题，批判了旧的历史观，肯定了新的历史观，认为有些人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毋须人类活动，坐待新境遇的到来，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他说:“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现在是平民时代，我们要自觉联合起来，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他在五四前后就能这样认识马克思学说，认识《资本论》，并这样评价它，这是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在现代书评史上也是应当十分肯定的。

　　　　1923—1924年间李大钊集中评论了几位外国历史思想代表人物和他们的著作。其中有《鲍丹的历史思想》，评了他的《历史方法论》；有《鲁雷的历史思想》，评了他的《宇宙事物的变化》；有《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评了他的《法律的精神》等；有《韦柯及其历史思想》，评了他的《关于国家的普遍性质的新科学的原理》；有《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评了他们的《共产党宣言》、《自然科学的概念构成之限界》、《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等。这一组文章是李大钊著的《史学思想史讲义》中的组成部分，曾相继公开发表。

　　　　李大钊为什么写这一组文章，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发展的，前进的。但是，历史观有多种。有神权的历史观，发展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有精神的历史观，发展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有个人的历史观，发展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有落后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发展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是旧史观；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是新史观，这是发展、进步的结果。他评论他们，就是要宣传新史观。

　　　　李大钊在评论外国史家的同时，目光也对准中国的历史，《〈清代通史〉序》评论了清代历史的发展；《史观》、《史学要论》等则综评了史学领域的一些重要观点。在评论中，他特别阐述了他的评史思想，他认为史家的责任，一方面要勤求现在发生之史实，有所记录，勿使散失，为后世存留较为详确之史料；另一方面，要将过去的史料，用新史料，新的史观，补充修正，“匡其谬而足其阙”，历史演化无已时，积累历代学者之绩业，必能发见足以解释一切历史现象之法则。纠谬、求是、发展、应用，这是他的治史观。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