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作品中的非历史因素——以《品三国》为个案

　　《品三国》（上），易中天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7

　　近年来，与历史有关的通俗作品颇受读者的青睐，在图书市场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上）无疑是此类作品的代表，它的出版，将这类通俗作品的影响推广到了极致。与历史有关的通俗作品，概括起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历史事实加以发挥和演义，带有浓重的“戏说”成分，可以称之为文学作品；一类是尊重历史事实，辨伪求真，用通俗的语言力求将历史真相如实地叙述出来，可以称之为历史作品。《品三国》的性质无疑属于后者。

　　在《开场白：大江东去》中，作者开宗明义，阐明“还原”历史真相是《品三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并认为历史有三种读法，即“历史意见”、“时代意见”、“个人意见”，任何人讲历史，都不可能不涉及这三种意见（9页）。可见，无论“讲”还是“读”，均非作者凭空杜撰或戏说，而是力求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本着求真求实的原则，引领读者“走进那段原本就很复杂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这意味着，历史学工作者的主旨即还原历史、走进历史，已经成为作者追求的主旨，当然，也将成为《品三国》的主旨。而在附录一《心平气和说空城》中，作者“辨伪求真”的态度再次得以体现。他通过“钻牛角”，力证历史上有过空城计，而空城计的发明者确实是曹操而不是诸葛亮，以回应历史学家周振鹤、“红茶杨威利”（网名）对自己讲历史“破绽百出”、“信口开河”的批评和指责（222—226页）。“钻牛角尖”，力证历史上确有其事，不是文学工作者的做法，因为在他们那里，历史事实仅仅是故事和演义的平台，他们没有必要追求内容与历史真相的丝丝入扣。但是，“破绽百出”尤其是“信口开河”，却是史学工作者和历史作品的大忌，一旦被扣上这样的帽子，作者和他的作品都将被归入垃圾之列。对批评的回应和反驳的方法，证明作者确实认为《品三国》是一部严肃的历史作品。

　　作者求真求实的宗旨在作品的大多数地方确实得到了贯彻，这得益于其对相关史料及学术成果一定程度的了解。关于一些人所熟知或人所未知的历史事件，作者很少轻信某种版本的记载，而是通过考察诸种记载互相歧义及扞格不入之处，确定何种记载最接近历史真相，何种记载最符合情理，这实际上就是史学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考证法。例如，刘备、诸葛亮初次相见一事，《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注所引的《魏略》、《九州春秋》都有记载，但谁先拜见谁，两者叙述却截然相反。作者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及诸葛亮、刘备的具体情况，分析了两种记载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认为两种说法可能都是事实，并提出一种猜想：诸葛亮先拜见刘备，因未受重视离去，刘备意识到前者的价值，又三顾茅庐，将其请出（《三顾茅庐》）。作者处理这个问题，没有轻信和盲从任何一种记载，而是进行客观分析，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声明这一看法只是假说，可以看出，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处理是比较谨慎、客观的。关于三分天下的建议，作者指出其首创者并非诸葛亮，而是孙吴的鲁肃，并比较了两个对策的相同与不同之处（《隆中对策》）。关于鲁肃，作者认为，除提出三分天下的建议外，在促成孙刘结盟、共抗曹操的问题上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力挽狂澜》），这样，鲁肃忠厚老实、迂腐无用的形象得到了彻底的改观。通过考证、比较、鉴别，力求得出正确的结论，是史学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而这种方法在《品》中不仅限于上述几例。也许由此得出的某些观点并不新颖，有的在史学界甚至已是常识，但是，作者尊重历史，力求复原历史真相，并将其呈现给读者的初衷，是不能够否认的，而且这个初衷在书中许多地方都已经实现了。正是从这个角度，《品三国》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历史作品。

　　由于作者是研究文学的，《品三国》这部旨在求真辨伪、还原历史真相的历史作品，写得生动形象、妙趣横生，在读者中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一般历史作品，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也是一种启发。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作者史学素养的缺乏，使这部历史作品错误连连，周振鹤先生“一个研究文学的人去讲历史，当然免不了破绽百出”的批评，并非言过其实。

　　从《品三国》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重要的政治制度缺少基本的了解。例如，涉及到最高地方行政机构———州的长官时，作者说：“州的长官，有时候叫刺史，有时候叫州牧，有时候既有刺史又有州牧……刺史威轻，州牧权重。”（175页）州长官或称刺史或称州牧不假，但按文献资料，州长官只有一人，一州之中绝不会出现既有刺史又有州牧的情况。东汉末年，袁术和刘繇确曾同时出任过扬州刺史，不过，袁术系杀掉政府所遣刺史后非法自立，政府未予承认，因此派刘繇出任扬州刺史，于是才出现了一州两刺史的现象。实际上，合法的刺史只有一位。“刺史威轻”是实，至于州牧比刺史权重，可能属于子虚乌有的猜想。比较而言，前者“秩位”即级别较高，而在权力方面，两者同主一州之政，并没有因为名称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一点已是史学界的常识。又如作者谈到曹操被任命为大将军，袁绍不服时说：“大将军是武帝以来大汉王朝的最高实权职务，比‘三公’的地位还高，权力还大。”（67页）大将军地位确实比三公高，汉武帝时期权力最重也是事实，但东汉后期，这个官职已成为荣誉职衔，仅代表级别，不代表权力，除个别将军是实职外，其他将军也是如此。袁绍“耻班在下”，即不服气宦官家庭出身的曹操地位在自己之上，与大将军权力轻重无关。尚书仆射是当时特别重要的一个官职，与尚书令主管全国政务，作者特别注明“射”发音“义”（78页）。“射”确实有“义”的读音，但是，在这里却应读作“叶”而不是“义”。多音字读何音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如果较真，向读者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就应注明正确的读音，更何况，这个官职的读音，在历史专业的本科生中已成为常识，作者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确实令人遗憾。一位自称“有历史感”（见下文）的作者，理解或解释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政治制度，却如此错误百出，不免令人对《品三国》“还原历史真相”、带领读者走进历史的说法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品三国》的某些叙述，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或核对资料，带有很强的随意性，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淡化了《品三国》的客观性和严谨性。作者谈到对曹操统一北方颇为关键的屯田制时，笼统地说：“耕牛和农具则由政府提供，同时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47页）其实，按照《晋书·食货志》的记载，屯田的耕牛和农具并非一律由政府提供，耕种者使用私牛还是官牛，完全自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府收取地租才有或五成或六成的变化，即：使用私牛者，与政府对分收获物；使用官牛者，六成交政府，四成归自己，并不是不加区别，一律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诸葛亮初见刘备，提出了“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的建议。“自实”与秦始皇“令黔首自实田”即自行上报田地的含义一致，即让游民自行上报户口，以增加在籍人口，但是，作者却解释为：“鼓励游民自力更生，并登记在册。”（149页）这显然是对“自实”的误解。在貌似无足轻重的小事上，作者的随意性更强，求真求实的态度消失得无影无踪。按《后汉书·刘表列传》、《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及《襄阳耆旧传》的记载，蔡瑁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黄承彦、刘表，黄承彦的女儿又嫁给了诸葛亮。虽然这些人之间的亲戚关系有点复杂，但搞清楚并不十分困难，概括说来，黄承彦与刘表是连襟，他们都是蔡瑁的姐夫，两人又分别是诸葛亮的岳父和姨父，蔡瑁则是诸葛亮妻子的舅舅。但是，在《品三国》中，蔡瑁却成为了刘表的连襟，诸葛亮的姨父（174页），亲戚关系完全乱了套。在此之前，作者本来将这些关系已经厘清，讲得也很正确（141页），也许是作者过于相信自己的记忆力，做讲座不假思索，导致此后的失误，但不知为何，《品三国》出版后仍保留了这种明显的错误，可能的解释是，在出版过程中，作者根本未对讲座的内容进行核对。这肯定会让细心的听众或读者感到迷惘，他们到底接受哪一种说法呢？无论是记忆有误，还是未加核对，都说明作者在处理某些问题时，缺少足够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关于赤壁之战，作者认为，“如果郭嘉在世，他也一定会出奇制胜，让曹操转败为胜，化险为夷……可惜那时郭嘉已经不在了，否则历史恐怕得重写”，而理由仅仅是“郭嘉太会看人了”和曹操“郭孝奉在，不使孤至此”这样一句话（137页）。曹操及其众多谋士无法改变的历史，竟然由郭嘉一人可以改写，在基本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率尔做出这样大胆的论断，大概只有搞文学的人讲历史才做得到。我们不应该将之斥为没有根据的妄说，但是，称之为不着边际的遐想，大概没有冤枉作者吧。

　　另外，作者认为，《资治通鉴》“对曹某人都不那么友好”，理由是“删掉了不少对曹操有利的史料”（14页）。宋朝人是否喜欢曹操，可以不管，但这个评价对《资治通鉴》及司马光显然有失公允。《通鉴》对历史资料有增有删，人所共知，司马光（实际应该说是刘恕）固然删掉了一些对曹操有利的资料，但是，也删去了某些对曹操不利的资料，同时增加了一些正史中不载、而裴注所引对曹操有利的资料。例如，曹操自己说过“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典型反映了一位奸雄的形象，但是，《通鉴》却未予采纳；相反，裴注引《世语》曹操被捕，县功曹因其为英雄，特意将其释放的记载，倒是采纳了（《通鉴》第五册，1907页）。作者认为司马光有意贬低曹操，未免有武断和不负责任之嫌。

　　要求一部通俗历史作品没有错误，既不客观也不公允，因为即使严肃的史学论文也不会完全与错误绝缘。但是，要求从事历史作品写作的作者具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向读者传达正确的历史知识，并不过分。《品三国》对一些基本的历史常识缺少了解，对史料的解读存在某些错误，对某些历史事实的叙述带有随意性，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轻率做出结论，所有这些，使此书带上了浓厚的非历史因素，当然也远离了作者还复历史真相的主旨。

　　易中天先生说：“历史确实可以酿酒……不过也有酿成醋的……能把人的牙都酸掉。酒也有好几种，有甜酒，有苦酒，还有药酒。”（227页）笔者不知道《品三国》是不是将酒酿成了醋，但至少没有感觉到浓厚的酒味，也许可以将其定位为作者没有提到的“水酒”吧。易中天先生还说过：“学文学的人，一般也会有历史感。因为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没有人，就不会有历史，就不会有文学。”（《帝国的惆怅》，文汇出版社，2005：272）这段话肯定令历史学者感到汗颜，因为没有几位历史学者哪怕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著名学者敢自称有历史感。而且，按照上述说法，任何一位学文学甚至是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因为有了人，就会有这些学科）的人完全可以抢走历史学者安身立命的饭碗，历史学是否应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也因此成为大可怀疑的问题，这肯定又令历史学工作者感到恐慌。如果易中天先生的话不是“无知者无畏”的妄语，那就意味着本已式微的历史学及穷困潦倒的历史学工作者确实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