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巧成拙的注释——评《帝国政界往事》

　　《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李亚平著，北京出版社，2004.9

　　宋代是一个有故事的朝代。从《杨家将》、《岳家将》到《包公案》、《水浒传》等等，宋代故事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而这些故事中很多又是真伪杂糅，虚实参半，口耳相传，流为丹青。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李亚平先生《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以下简称《实录》）本着“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地还原历史”的目的，以一种别致的方式来重新讲述宋代故事，其感觉是清新的，对大众的冲击力可想而知，况且，作者恰恰又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实录》是写给大众的比较成功的通俗历史写作，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在有关本书的一篇对谈中，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谈到了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历史教育和历史写作问题。作者对所谓“传统史学”的批评是严厉的，在作者看来，上个世纪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都是失败的，“让人心寒齿冷”。从访谈的内容来看，我断定作者对于史学研究的过去以及现在的发展都是隔膜的，但作者对于自己《实录》的史学期许却是显而易见的。在作者看来，《实录》自然是与学院派的历史研究截然不同，但也耻于将其归为通俗历史读物，认为它与《万历十五年》更为接近，并各有优长。

　　《实录》并不讳言对《万历十五年》的模仿，两者之间的确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除了书名之外，最明显的是结构，都是通过人物来安排故事，而且，都是写了六个人物。然而不管两者之间有多少表面上的相似之处，都无法掩盖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差异，即《万历十五年》终究是学术专著，就像明史专家商传所评论的：黄仁宇教授的《万历十五年》一书，是“一部成功的历史学著作”。而《实录》的故事讲得再精彩，也是无关学术的。

　　黄仁宇为书中人物所拟定的标题，如古怪、孤独、自相冲突等等，展现了诸人在体制内的挣扎与无奈，从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黄氏的文学匠心与史学卓识，他吸引了读者，也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然而讲故事毕竟不是他的目的，最终指向的是他对晚明历史的独特理解和他的大历史观。《实录》在结构上尽管仿自《万历十五年》，但从标题上看，作者的考虑重心主要在于文学上的趣味。比如其中童贯一篇的吸引力全在于那个暧昧的、引人遐想的标题上：“阉割过的王爷不孤独”。实际上这个角色在宋代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不能与其他五人相比，全篇笔墨重点也根本不在此人。所以我说作者注重的是文字上的效果和叙述的方便，而不包含历史动因的考虑。因此尽管作者声称真正读懂了《万历十五年》，认为“这样的书名和写作切入点，可以看出我对黄仁宇的学习，也算是一种不加掩饰的致敬”。这种学习只能算是得其皮毛，遗其精神，对于这样的致敬，黄氏地下有知，大概也只有苦笑。

　　不管与黄氏史学有多么不同，《实录》仍然是旨在讲“真实”的历史，反对虚构的历史作品，不管它运用了多少文学的手段，评价的主要标准应该着眼于“历史”恐怕是没有疑问的。它既需要有文学的才能，更需要有历史专业的态度。那么拒绝虚构，传达尽可能准确的历史知识应该是历史写作的底线，况且作者对自己的《实录》还有更高的诉求。读《实录》的后记，印象最深刻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态度。作者说：“任何一件史实，包括稍微重要一点的人物对话，我都可以告诉你在古、现代文献资料中的出处。”这当然是很严肃、很负责的治史精神，《实录》中的注释大约也可以看作作者此语的注释，这大概也有黄仁宇的影响，《万历十五年》注释的繁密令人印象深刻。

　　注释既表明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对前人研究的致敬，既表明自己的阅读量，也为读者提供大量的可资参考的信息，可知注释的有无并非小道。注释的不可或缺在当下的专业写作中自是最基本的规范，普通的通俗历史写作则很少有加注释的，《实录》取法《万历十五年》也可见作者的自我期许。受积习的影响，在看了“对谈”和“后记”以后，笔者首先翻看的也正是这些注释。

　　然而翻阅了作者的注释后，笔者的总体感觉是作者好像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添加注释，而且，有些注释的增加反而令人怀疑作者资料的来源。在作者的全部注释中，只有极个别的版本、页码等信息齐全，更多的则是没有任何出版信息，其中有些古籍中的人物传记资料甚至连卷数都没有。这样的注释是全然起不到注释的作用的。还有一些史籍的注释则容易引起混乱。如书中徐自明的《宋宰辅编年录》和《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几次交替出现，也没有版本信息，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如是用后者，则校补者王瑞来先生的名字不应不注。在第六篇中几次用到的《鄂国金佗粹编》、《鄂国金佗续编》都是单独出注，同样没有版本信息，但从页数来看，显然应该同为王曾瑜先生校注的《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一书。在三、四、五篇中作者几次用到的《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则应该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而《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是引用过的。至于分别出注的《挥尘录》、《挥尘后录》应为同一书《挥麈录》。更有趣的是书中三、四两篇两次引用了“后录余话”卷之一“陈禾节义敢言”条。王明清的《挥麈录》分前、后、三话、余话四个部分，不知道这个“后录余话”卷一该做何解。第五篇引用的《后录》卷七“高俅本东坡小吏”条，原文应该是“小史”，更大的问题是这条的内容与作者所说的高俅为自己修建宅第苑囿，“他的儿子和部下愣把林冲逼上梁山，也就肯定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是八竿子也挨不着的。

　　作者对于史料的价值好像也缺乏辨析的能力。注释表明作者是参考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等基本史籍的，但同样出自于上述史籍的一些基本资料，作者引用的却是《宋史纪事本末》之类，还有一些很容易查到的史籍中的资料，用的却是转引，如文莹的《玉壶清话》和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等都有常见的标点本，却要从今人著述《宋帝列传》中的《宋太祖》和《宋徽宗宋钦宗》两书中转引。更有甚者，作者用到的好多史料竟然是出自于今人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林语堂《苏东坡传》和一本叫作《治乱警鉴》的书，而这本书又没有任何的出版信息。笔者孤陋寡闻，查了一下才知道是本世纪编就的大作。作者从这些书中转引了很多宋代野史、笔记中的资料，比如关于王安石的一些记载，它们的真实性本来就是值得怀疑的，但作者对真实与否并不关心，只要它们有趣就可。这样的注释基本上是聊胜于无的。作者曾指责“当代的传统史学在面对史料时太粗暴了”，而《实录》对史料的处理却是如此轻率。

　　史籍之外的今人论著，从注释看作者参考的很少。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和林语堂《苏东坡传》引用次数较多，却是从中撷取资料。《实录》写了宋太祖、宋徽宗和宋高宗三位皇帝，对《宋帝列传》中的《宋太祖》和《宋徽宗宋钦宗》两书有相对较多的引用，然而这一系列中的《宋高宗》却不在作者的参考书目之内。不过在描写赵构力量之大和能开硬弓时，作者连续用到了嘉业堂丛书本的曹勋《松隐文集》卷二九《圣瑞图赞并序》和《宋史》卷一九四《兵志》中的两条资料，这两条资料的版本、用法和解读同样见于王曾瑜所著《宋高宗》第3页中。笔者没有见过嘉业堂丛书本的曹勋文集，不过从刘承幹的跋语“右《松隐集》四十卷”云云看，则嘉业堂丛书本准确的名称应该是《松隐集》。《实录》中的王安石与岳飞两位传主则各种各样的传记多多，然而作者的注释表明是一无参考，个中原因不得而知。

　　除了注释的总体浏览之外，笔者还认真阅读了《实录》写到陈桥兵变止的几页内容和注释，发现的几个问题同样令笔者大跌眼镜。

　　正文第1页，也就是全书第3页，作者提到赵匡胤“出生时身带异香，三日不散。因此，乳名叫‘香孩儿’。”“香孩儿”的说法是仅见于宋代的笔记当中的，而作者参考的资料却是《宋史》卷一《太祖纪一》，这也是全书的第一个注释。

　　紧接着的下一段，作者提到赵匡胤的父亲本来是后唐的战将，后来屡遭变故，家道中落，家境十分艰难，因此年轻时的赵匡胤相当困窘。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后唐、后晋、后汉一直都是战将，到后周世宗时还受到重用，不知道作者的这段记载出自何处。为了给下文中赵匡胤的浪荡江湖做铺垫，就要做如此笔法吗？

　　然后作者写赵匡胤投奔凤阳节度使王彦超，不受礼遇，致使赵匡胤极为困窘，以至于曾经靠在街边设赌局来维持生计。赵匡胤浪迹江湖，先是西行，在经过潘原（今甘肃平凉）的时候，曾参赌过一次。赌过一次与自设赌局维持生计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后来赵匡胤南下时投奔了王彦超，而当时的王彦超做的是复州（今湖北天门）的防御使而不是凤阳的节度使，那个时候还没有个凤阳。

　　再接下来的一段记载就更为离谱。赵匡胤过襄阳，寓僧寺，百岁老僧火眼金睛，识英雄于落难之中，谈古论今，一番点化，使北走立功，于是赵匡胤骑上寺庙里惟一的毛驴北上了。这段近两百字近似传奇又像演义的精彩记载，根据作者的注释是出自于《宋史》卷一《太祖纪一》。其原文只有一句话：“有老僧善术数，顾曰：‘吾厚赆汝，北往则有遇矣。’”不知道这样演绎而来的“细节”与“真实”，全书中还有多少。这样的描写与演义相距多少？想像的限度在哪里？　　

　　第6页提到赵匡胤结交的赵普、王仁赡，后来分别成为宰相、副宰相，并不准确。王仁赡只做过掌军政的枢密副使，从来没有做到过副宰相。同页，赵匡胤与十位中高级将领结拜为“义社十兄弟”，那不成十一兄弟了？第8页提到后周“宰相王朴”脑溢血突发死去云云。脑溢血之说不知何出，大概是作者猜测的。至于宰相一职，王朴是没有做过的，他只做到了枢密使，这在作者注释所引的《旧五代史》卷一二八《王朴传》中记载分明。最后到了陈桥兵变时，根据史籍改写的对话中，赵普和将军们一口一个“赵匡胤”如何如何，听起来怪怪的，既不符史实，也根本不符合人物的身份。

　　此外，还需一提的是第5页的配图，也是本书的第一个插图。插图是唐代韦偃名画《双骑图》，但书中对此没有任何交待，为之配的说明文字则是“逃跑的后果，常常是兵败如山倒”。够滑稽，也够煞风景。

　　《实录》注释的增加本为增加其“学术”的气息，显得高雅吧。而其实际效果却是不但无益于提高其学术的品位，反而弄巧成拙，欲盖弥彰。在短短五六页的篇幅当中出现这么多史料、史实和文字上的问题，显示出作者根本没有辨别史料的兴趣与能力，又怎能“接近历史真相地还原历史”？难道靠一些笔记、传说的不经之谈“丰富”细节，就是真实？如果仅仅从这几页作者的手段来看，毋宁说该书是与文学更近一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