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想象和对视——读赵柏田《历史碎影》和《岩中花树》

　　■朱小如

　　《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江南文人》赵柏田著(均由中华书局出版)

　　十年前赵柏田写的小说，读过印象不甚深，印象深的是他前几年在《江南》杂志上发表的写浙江现代文化名人的作品。如他写北大校长蒋梦麟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从“武力革命难，政治革命更难，思想革命尤难”的教训中体验到在时代的旋涡之中现代知识分子理想和实践、激进和保守的冲突，体验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体验到“现代性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人自身”。又如他在写“文胆”陈布雷的自杀悲剧人生时，不仅仅是因为陈布雷自己说的“一生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而是联想到“悲剧的轮回却是无情”。陈布雷的小女陈琏早年追随共产党，以致牵连到父亲，“文革”中又惨遭迫害跳楼自杀。这对父女的最终结局，怎不让人深感“造化弄人”，怎不让人“唏嘘长叹”。

　　应该说，前些年在《江南》杂志上一篇篇读赵柏田的文章和此次读他成书的《历史碎影》感觉有了许多不同。一篇篇读时我们能读出一个个历史人物“活”的质感，以致我心里总揣摩着赵柏田对笔下这些前辈是否怀有一份很深的同乡情感偏爱。

　　所以，这次重读我始注意到他在“历史碎影”后面加了“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这样的副标题。于是那些“左联五烈士”原本和蒋梦麟、陈布雷、邵洵美、穆时英、苏青等人并不怎么相干的，最终联结在一个“日常视野中”。在左中右的政治立场定论之上，穿越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时空局限，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从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从“一本家世的流水账”、从一个民国女子穿惯了旗袍改穿人民装后“脆弱的心”来一个又一个地考量现代知识分子的血肉和心跳，从历史的碎影中与我们艰难前行的个体灵魂对视。

　　当我们再次拿起赵柏田的新著《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江南文人》读时，从王阳明、袁氏兄弟、张岱、张苍水、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汪辉祖等明清文人身上，依然能感觉到“考量”和“对视”的伸展和延续。我们能读出的就不仅仅只是一个个历史人物“活”的质感，也不仅仅只是同乡情感的偏爱了。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时代风云的翻雨覆云，最终裸露出的是民族的脊梁，无处不体现着灵魂善恶美丑的底色。

　　无论江南文人也好，现代知识分子也好，理想和实践、激进和保守的冲突自始自终就没有停息过。或许还就因为文人和知识分子身上有太多的良知，所以更敏感于时代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于是激进，于是革命，于是总想着承担天下；或许还就因为文人和知识分子身上有太多复杂丰富的情感，于是更容易体会到常人所没有的人生痛苦和无奈。也无论是成功的“立言”以传万世，还是仅仅只是谱写了“失败之书”，历史之镜或许正如赵柏田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不管我们行进到了多远，总可以在里面照见我们“曾经是”、“现在是”、“将来是”的模样。

　　由此，有论者说赵柏田写的是“小历史”，我却并不以为然。其实历史无论大小，要的就是真实感人。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所以，我们读历史，写历史也都是为了揭示我们将来命运的走向。

　　在这样一种目的不变的前提下，历史也完全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写法。赵柏田在他的《岩中花树》中尤为特殊的就是采取第一人称叙述着明代先哲王阳明的故事，这几乎完全类似历史小说的写法。好处是能让我们跟着他的叙述切肤般地体验到王阳明内心深处的生命律动，感受到十六世纪的伟大哲学家，“他其实和我们一样，渴望友谊，希望不朽……梦想，思考……衰老，并死亡。”

　　历史在赵柏田的笔下得以文学性的重述，而这一重述的起点又是为了重建历史，因此其难度显然要比我们近来习见的历史解构大很多。尤其是面对一位伟大哲学家复杂而丰富的思想感情，面对无数的文献资料和典籍；人物的体验真能做到贴心贴肺，而考据又真能做到无懈可击吗？

　　有感于我们近来读到过的一些颇令人倒胃口的历史小说，赵柏田的《岩中花树》无疑是上乘之作，真正写出了有明以降，中国文人包括思想家的无比尴尬处境和内心的矛盾冲突。也由于在读赵柏田之前，我正在读费振钟同样写晚明文人的《堕落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两下印证，结果就是中国文人包括思想家，除了先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以外，李白之后的日子就再也没有好过。明清两代文人几乎都是在外患、内忧的夹缝中艰难苟活，身居民间又无时不想着进庙堂。由此，脊梁的弯曲，故意标榜的道德，身心的自甘堕落和游戏人生姿态，自然生长和蔓延到历史文化的血脉里，虽然丰富了人性，却萎缩了思想，以致殃及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