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善行天下》采写札记

　　■潘真

　　只要稍稍关注时事，谁都知道“2006年”与“富豪”这样的组合意味着什么。

　　当然，在2005年底领受任务时，形势的严峻尚未露出端倪。我只是把为上海市政协文史委与联合时报社合作新开的“善行天下”专栏主笔，当作一场崭新的挑战——尽管有过主持“民营经济”专刊的经历，但是当了近二十年的记者，我打交道的人群一直局限于文化名人，偶尔也有些政界要员，集中采写民营企业家还是第一回。经验丰富的前辈同行提醒我:要挖掘表面现象背后实质性的东西，力戒“企业形象宣传”。我想，我们是为企业家的善行立小传，应该不会有企业广告之嫌吧。“善行天下”首篇推出后，就有人来打听“登这么长一篇要花多少钱”。报社当即决定，在每一版“善行天下”的末尾加注“本栏目谢绝任何形式的赞助或广告费用”。

　　市政协领导们始终关注着“善行天下”。我听说，市政协党组会议提到这个专栏，讨论热烈。后来，根据领导的建议，我们在栏目名旁添了“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八个字，点明“善行天下”的宗旨。

　　采访的辛苦，始料不及。计划中拟定的人物，并不是都乐意被广为传播的。想低调行事的心态，令人同情。事实上，一年来，我多次得到这样的反馈:某“善行天下”人物刚见报，就有收费的频道或版面找上门去，要为其“再好好宣传一下”。当某一位“大老板”的专访见报后，有几位原本已答应接受采访的退缩了，理由都是“我做得可没那么大”。我只好反复重申:我们从来就没说过要比谁的钱多，“善行天下”只比谁的爱心感人。

　　到了下半年，风云突变，关于民营企业“第一桶金”、“原罪”的议论不绝于耳，采访富豪于是变得愈加艰难了。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不触地雷，有一阵我几乎不知如何是好了。

　　就在那个时候，一些数据刺激了我:2005年，全中国的私人捐赠是17亿元，人均仅1元多。其中，大约75％来自国外，10％来自普通百姓，只有15％来自国内富人阶层(这个阶层占有了中国社会70％以上的财富)。中国百余家慈善机构，每年募集到的慈善款物约50亿元人民币，仅为GDP的0.05％；而在美国，有百万家慈善机构，每年募集到的慈善款物为GDP的2.17％。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的相差38倍，但人均慈善捐款与美国的相差了7300倍！

　　由此看来，一小部分企业家的善行太值得弘扬了。所以，一旦觅着新的线索，看准了值得采访的人物，我只有穷追不舍。

　　一年内，经常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谈及这个专栏。我令大家惊诧莫名:那个说过“没有什么人是非采访不可的，这个不愿意就换一个，天涯何处无名人”的记者消失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逢人便问“有没有值得采访的慈善人物”的工作狂。

　　曾经连着两个酷暑的双休日按约奔赴同一采访地点，结果第一次被告知“让我再好好整理一下思路”，第二次则是“想来想去还是不做这专访了”；曾经好不容易约到晚间的采访，收工时已近子夜，想趁斜穿上海的漫长回程打个盹，却不料出租车飞一样地就到了家门口；曾经因飞机误点而深夜从北京机场奔昌平县，为了次日一早赶上那里的一场开学典礼；曾经于约定的时间准时出现在某公司，可足足等了三个小时才换来匆匆的交谈；曾经应要求传去栏目宗旨、样稿、采访提纲甚至采访者个人简历，邮件来来往往了半年之久，换得“董事长最近不在国内，无法接受贵报采访”的回音；曾经无数次地在电话里被警觉的声音盘问，“真的不收费吗？”“不赚钱你们做它干吗？”“出书时要我们包销的吧”……

　　这样子修炼了一年多，涵养功夫大为提高，现在，即使碰到再无礼的人，我都不会生气了。

　　有很多读者问:整整一年都在写老板，你怎么没写厌掉？

　　因为，老板并不是一类人呀！千差万别的人、各种层次的人，怎么会写厌掉呢？在尽量写出一个个人物原生态的过程中，我特别欣赏那些坦然承认自己“本来就是农民”的企业家。正是那样的一种境界，使得他们能够不断迈向新的高度吧。

　　有人跟我说:你写的某某人，他最爱出风头了。我反诘:你也时不时地花个几百几千万出出风头？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体会到的是富豪们的快乐。因为，捐赠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他们享受着奉献之后的成就感。

　　(《善行天下——富豪爱心纪实》潘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