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铁托的"普拉演说"及其它

　　大概是专业和兴趣的缘故吧，笔者在平常的阅读中，特别留意关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图书及有关刊物上的文章，尤其喜欢其中那些杂记或回忆录（包括游记）之类的书籍和文章。暑假期间先后阅读的《苏联祭》和《青春?北大》，就是我喜欢的这类书。前一本，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所著，是部文集（作家出版社2006年5月1版1次），其中游记占的篇幅居多，其内容，大概读者只看书名，就可以猜出个七八成（这当然不是说如此就可以不读王先生的大作了）；后一本，是气象研究工作者胡伯威先生继他刚刚出版的《儿时民国》后推出的又一部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1版1次），这本书，只看书名是看不出它与我的专业和兴趣有多大关系的，但是仔细阅读一番，才发现里面有不少自己想要了解的东西。绝不是说假话，笔者读了这两本书，真是获益匪浅。

　　但也还是发现了一些小问题。

　　先说胡先生的《青春?北大》一书。作者1953年至1957年就读于北大物理系，学习气象专业。期间，1956年，先是苏共二十大召开，紧接着是波匈事件发生。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同年11月11日，当时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铁托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铁托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不仅仅是个人迷信问题，而是一个使个人迷信得以产生的方法或实践问题，是制度问题。关于这篇演说，胡先生写道：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不久以后，我好像是在《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上读到铁托在普拉一个大型工厂的演说，他对事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还对东欧国家那些没有独立见解只知道对苏联唯命是从的领导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批评。”（第269页）

　　在这段文字中，胡先生对铁托“普拉演说”的评价，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胡先生说他“好像是在”《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笔者按国内通常的译法，将胡先生提到的该刊名称中的文字作了调整，并加上了感叹号）上读的铁托演说的内容，这里的“好像”，还真是用对了——胡先生1935年生人，今年71岁高龄，他此处的回忆的确有误。事实是，《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是1947年9月成立的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报（刊物），创刊于1947年11月，1956年4月随着情报局停止活动而停刊，也就是说，在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这份刊物已经停刊半年了，胡先生是不可能再看到这份刊物的。铁托1956年11月11日在普拉的演说，公开发表于同年11月16日出版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机关报《战斗报》，演说的有关内容，苏联塔斯社在17日所发的消息中，摘要公布。据吴冷西同志的《回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一书，对于铁托“普拉演说”的内容，在1956年11月10日~15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只是从新华社所编的《参考资料》上摘要刊登的西方通讯社的有关报道中知晓的。毛泽东要新华社把铁托演说的全文赶快翻译出来，1957年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一书（资料截止1956年12月20日）。

　　胡先生说铁托的演说是在普拉的一个大型工厂作的，这也不对。普拉是南斯拉夫西部的一个沿海城市，按照《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一书中提供的信息，铁托“是在普拉南斯拉夫人民军俱乐部向伊斯特里亚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发表这一演说的。

　　胡先生在介绍《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这一刊物时说，这是“共产国际共产党情报局的机关刊物”（第252页），这种说法也是不恰当的。1947年至1956年存在的这个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组织严密，权力高度集中于苏共，大有当年共产国际的遗风，因此确实有人称之为“小共产国际”，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并没有一个命名为或者被人叫做“共产国际共产党情报局”的组织。

　　顺便说一下，《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最初是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出版的，1948年7月起，改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出版；它起初是半月刊，从1949年9月起改为周刊；它的中文版，是在1949年10月（第40期）开始出版的。

　　《青春?北大》一书中还有一处笔误，涉及中国当代政治制度。胡先生在北大读书时，曾去共青团中央机关所在地办事并顺便参加舞会。胡先生写道，那时团中央机关所在地的“规模和气派远比不上现在的一个乡政府，甚至于村政府。”（第277页）需要纠正的是，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中，农村的基层政权单位就是乡镇一级的，并不存在村政府。新中国建立后，曾在1949年至1954年短短几年中，存在过村级人民政权，但1954年宪法颁布后，村级政权就被取消了。

　　再说《苏联祭》。在该书的《告读者》中，王蒙先生说他“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家”，“无意参加对于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讨”——笔者看中的正是这一点。作为作家和曾经是政治活动家的王蒙先生，他对苏联的议论，视角独特；其行文处处流溢着机智和幽默，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关于《苏联祭》，暑假中，我一直想写篇书评，其中的不少文章，正在细细品味。在这则“书林辨误”中，笔者想说的只是，不知是作者无意还是编者有意，书的扉页和封底上那句“谨以此书迎接与纪念二○○七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九十周年”的提示，严格说来，是错误的——历史上，只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2006年8月23日，古城西安，大雁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