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先生《读与人生》一文中存在的史实和语文问题例举

　　笔者在《梁晓声〈毛泽东与“帝国主义”〉一文中的几处史实错误》中曾说，多年不读梁先生的文章（我这里指的不是他的小说）了，当读了上海三联书店最近出版的梁晓声先生的新著《未死的沙威》（2006年10月1版1次）后，感觉梁先生的文字和过去一样，还是那样的与众不同。这里所说的“与众不同”，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肯定的，另一层是否定的。肯定的是，从梁先生的文章中，仍然可以发现他当年的某些积极的批判精神犹在——比如说他对“皇帝文化”的批判、对人文主义的呼唤等，应该说，这种批判精神，在当今的确还是不太多得的；否定的是，梁先生的文章中，仍然存在不少历史知识方面的错误以及语文方面的问题。

　　由于梁先生这部新著中存在的历史知识方面的错误以及语文方面的问题比较多，所以，以下只谈笔者发现的《读书与人生》一文（从该书中，读者只能知道这篇文章原是由梁先生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整理而成的，但看不出这次演讲的具体时间）中存在的问题（其它问题另文再谈）。

　　（一）“如果把我们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作一番对比，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客观结论，那就是人文在西方，自从它成为一种主义，已经近二百年。在西方，对于人文主义几乎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直讲了二百多年。”（第22页）

　　（1）一会儿是“近二百年”，一会儿又是“二百多年”，这是前后矛盾的，这种前后矛盾，在涉及历史问题（包括思想史方面的问题）时，是尤其不应该出现的；虽然梁先生在这里用的是一种模糊的说法，但即使是模糊的说法，也要讲究个一致，不能前后矛盾——这是形式逻辑和语法方面的问题。

　　（2）实际上，不管是说近二百年，还是说二百多年，梁先生的说法都是错误的——这是知识方面的问题。通常意义上的人文主义指的是近代的人文主义（古代也有人文主义，这是梁先生也承认的），众所周知，近代的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其主流是市民阶级反封建、反中世纪神学和禁欲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文艺复兴大约自14世纪持续到16世纪（基本上相当于中国的明朝时期），从其起始距今，有七百来年，从其结束距今，也有四百来年了。

　　（二）“在三万五千年到五万年的这一时期，人类还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那时候连文明史都没有，只不过有一点文明的迹象。到五千年的时候开始有城邦出现，这时我们叫做人类的原始文明时期。但是一直有文明，比如冶金业、制陶业、农业、渔业，到三千二三百年的时候，才有了楔形文字的出现。

　　“到两千年前的时候，人类的历史最主要的是神文化的历史。通过祭祀的历史，表达对神的尊崇、对神的屈服和恐惧。但是在距今两千几百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伊索——希腊的奴隶。他虽为奴隶，却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渴望。我们为什么说人文主义是自由、平等、博爱？在两千二百年前的时候，有个奴隶叫伊索，他表达了这种愿望。他第一个提出了对于奴隶和主人之间的关系的疑问，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文化事件。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当我们感受这一点的时候，从三万五千年一直到五千年，一直到两千二百年伊索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对历史深深感动。然后到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伊利亚特》，已经出现了《荷马史诗》。我们不能只当《荷马史诗》是神话来看，那里有人文。（第29页）

　　（1）这两段比较长的文字中存在的问题，读者大概可以看出来，首先是时间概念的混乱。谈历史，是必须有一个大体上明确的时间概念的。什么叫做“在三万五千年到五万年的这一时期”、什么叫做“到五千年的时候”、什么叫做“到三千二三百年的时候”？是指公元前吗？不像。是说公元后吗？还没有到，早着呢！上述这些时间概念，笔者猜测，大概说的都是“距今”的时间吧！但为什么要省略掉“距今”呢？如果笔者的猜测和判断没有错的话，那么，“距今”二字无论如何是不能省略的。

　　第二段一开始虽然出现了个“前”字，但也有一个问题，是“公元前的两千年前”呢还是“距今两千年前”呢？虽然紧接着出现了“在距今两千几百年的时候”——但是，稍微了解世界文明史的人都知道，神文化的历史，绝对不是在距今两千多年的时候才出现的——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神文化。因此，笔者在此是无法判断梁先生所要表达的时间概念的。

　　第二段中间又出现了“当我们感受这一点的时候，从三万五千年一直到五千年，一直到两千二百年伊索出现的时候”，在这里，读者大概还是能够比较容易地判断梁先生所要表达的时间概念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指的是“距今”的时间。

　　一个作家，而且是颇有名气的作家，为什么要让听众和读者在（听或）读他的（演讲或）著作的时候，费那么大的劲，去猜测和判断他要表达的时间概念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用标准的、通行的时间表达法（比如“距今××年”、“公元前××年”或“公元××年”）呢？

　　至于在这两段文字中，在表达时间概念时，前面大量使用汉字而后面突然又使用起阿拉伯数字（“然后到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的时候”）的做法，那也是不符合出版物的标准的。

　　（2）如上所述，在这两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梁先生是承认和肯定古代的人文主义的，那么，说“人文在西方，自从它成为一种主义，已经近二百年”的说法就错得太离谱了，那根本不是二百来年，也不是五六百年，而是几千年的历史了。

　　梁先生这两段文字中的主要问题是在表达时间概念时的混乱，与此相关的是，他还混淆了近代人文主义和古代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虽然我们不能说在古代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中，就找不到一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萌芽，但是，这样的思想，主要还是在近代才普遍出现的，把传说中的古希腊的奴隶伊索跟近代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扯在一起，是不是有点生硬了呢？

　　（3）关于伊索的生平，普遍的说法是，相传他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前半期，梁先生这里说“在两千二百年前的时候，有个奴隶叫伊索”，不知根据何在？在该书的第142页（《中国人文文化的现状》），梁先生又说：“到公元前五百年时，出现了伊索寓言”——需要说明的是，伊索寓言并不是传说中的伊索一人创作的，而是后人整理而成的。

　　（4）把《伊利亚特》和《荷马史诗》并列起来是不正确的，严格讲起来，给“荷马史诗”加上书名号，也是不妥的。“荷马史诗”是一个总称，它是由具有完整的情节和统一的风格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又译《伊利昂纪》）和《奥德塞》（又译《奥德修记》）构成的。

　　（5）“通过祭祀的历史”中的“历史”二字是多余的；“我们应该对历史深深感动”中的“对”改为“被”才是通顺的；如果把“我们不能只当《荷马史诗》是神话来看”改为“我们不能只把荷马史诗当作神话来看”，可能也是更为通顺的。

　　（三）“到了公元前400年的时候，已经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再后来，基督出现了。……基督教本身是人类相当重要的一次人文文化的体现。在此之前，天主教崇尚上帝，但是基督教之基督是人间母亲所生。基督还有个名字是‘人之子’。因此天主教才要把基督教作为异教类来制止。”（第30页）

　　（1）古希腊三哲的生卒年分别是：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年；柏拉图，前427~前347年；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苏格拉底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人，“公元前400年”是个具体的年份，那是苏格拉底一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完整的年份。因此，“到了公元前400年的时候，已经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准确说法应该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2）什么是基督教？简单地说，基督教就是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统称，上帝是它信奉的至高的唯一真神；在中国，它通常专指基督教的新教，又称耶稣教。什么是天主教？它是基督教中历史最悠久、人数最多的派别；它信奉天主（也就是上帝，英语译为“God”）和耶稣基督，尊马利亚为圣母；在西欧漫长的中世纪中，天主教就是基督教，基督教也就是天主教。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所以，说在基督教之前就有了天主教，说“天主教崇尚上帝”——似乎基督教就不崇尚上帝，这种说法，简直是天方夜谭！

　　中世纪后期，欧洲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出现了基督教的新教，这以后的天主教，因此也被称为“旧教”——但这种“旧教”仍然是基督教的一种，“旧教”的说法，只是在和基督教的新教相区别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在当今世界，天主教与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派别。

　　梁先生这里没有谈宗教改革，没有提新教，他谈的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前的基督教，而这个时候的天主教就是基督教，根本不存在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对立，不存在什么天主教要把基督教“作为异教类来制止”的事情；这时候的基督教，更谈不上是什么“人类相当重要的一次人文文化的体现”。

　　在梁先生的这部新著中，不少文章谈的都是西方的人文主义——笔者非常肯定梁先生鼓吹人文主义的意义，但也不能不指出，如果对基督教的基本历史都没有搞清楚的话，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的。

　　笔者注意到，在梁先生这次后来被整理成题为《读书与人生》的文章的演讲中，几乎一多半内容是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答应来清华大学演讲以及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个人看法的，而其余的少半部分内容，谈的是与思想有关的学术或与学术有关的思想，而恰恰是在这少半部分有关学术和思想的内容中，梁先生的错误几乎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

　　笔者还注意到，在这次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清华大学有关方面的主持人说梁先生的讲座“应该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参见该书第37页），主持人说的“震撼”，当然不是指笔者提出的以上错误的。我也想说，这样的演讲，的确是有些“震撼”的。

　　（2006年10月25日，古城西安，大雁塔下。作者电子信箱：wangbaoxian@sn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