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百年香港 "两个帝国"的较量

香港十年

   “两个帝国”的较量

　　作者是研究英国史的专家，他写出的香港史具备详实的以英国史为基础的优点，同时也表现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熟悉和认知，两厢对照，态度温和客观，意在还原历史原貌，使这部《香港史》给读者带来博广的见识，充满阅读的趣味。

　　□杨小洲 专业书评人

　　我曾经有段日子时常往返和路经香港，多数为过境去别的国家，也有专程去港办事，对香港还算有些认识。也因此颇留意香港旧时的一些掌故人情，买有不少有关书籍，譬如《香港街道百年》、《香港的电车》、《香港总督府建筑》等等。算起来这已是多年以前的事，距今只在转眼之间，想想并不遥远。到今年香港已回归十年，我一直留心寻找记叙香港历史的书籍，就目前手边收集的书籍比较说来，新近出版的《香港史》可称佳著。

　　英国人弗兰克·韦尔什的《香港史》写于香港回归之前，翻译成中文有七十二万余字，用十七章来陈述，可见其完备，被称为“西方最权威、最详尽的香港通史”当不是虚言。

　　这位英国作者用“不情愿的双亲”作前言来说明当时英国与中国的关系，算是很恰当的比喻。前言开篇便说：“香港，这个维多利亚王朝英国与大清中国的‘私生子’，自1842年首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以来，就一直令其创始人烦恼和为难。”这段话是用我们回顾历史的方式作出的结论，倒是很符合事实。因为“起初，双方都不准备承认这个婴儿。”弗兰克·韦尔什从英国的角度来谈叙这段历史，让我们看到英国与中国双方对此的态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认为它是‘一个贫瘠之岛，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巴麦尊更倾向于获取更多的现款，或是更大、更富庶的舟山，为此他马上解除了负责谈判割让这个荒凉岛屿的全权公使的职务。不过，维多利亚女王倒是因为自己年幼的女儿有可能成为‘香港公主’而欣喜不已。”这个来自彼邦的细节我们以前未曾知道，有时候偶然造就的历史初始都是这么漫不经心。

　　我们的认识当然不只是这些事物的表象，更深层的意义在于香港的割让直接起因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武装冲突，而这场冲突的后果给中国带来连串的战败、外债和屈辱。因此香港在中国人眼里显得格外敏感，也格外重要。

　　《香港史》第一章由“两个帝国”作为这部史书的开始，颇有些东方与西方实力对比的意思，“两个帝国”所代表的是社会历史发展两种对立势力，这种由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各自立场，经过各种形式的较量，成为制约与平衡世界的竞技所在。这样一来，香港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揭开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它的独特地位。

　　作者是研究英国史的专家，他写出的香港史具备详实的以英国史为基础的优点，同时也表现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熟悉和认知，两厢对照，态度温和客观，意在还原历史原貌，使这部《香港史》给读者带来博广的见识，充满阅读的趣味。

　　香港被割让，使外国列强开始生出了瓜分中国的贪婪野心，这些在《香港史》里能读到相关的记录。不过这部《香港史》着力叙述香港的逐步发展，在第十六章“黄金时代”中说“如果把20世纪60年代称作郭伯伟时代，即经济完全依靠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的时代，那么20世纪70年代就是麦理浩时代，公共开支迅速增加，中央计划有所加强的时代。”作者的这一划分，将香港的经济繁荣放在麦理浩爵士、尤德爵士和卫奕信爵士这三名总督治理时期的施政得当，从实际情况看，他这个说法自有道理。作者早年曾参与收购道亨银行，对经济积累有丰富的经验，他的论叙当然可信。只是这部史著写作于1993年，许多与香港回归的事件来不及论述，恐怕要靠修订补充来使之完备。


　　父子记者见证香港五十年

　　□杨小洲 专业书评人

　　前段时间读三联书店版曹聚仁先生作品系列，一直未读到他记叙香港的文字，不免有些遗憾。曹先生原是大学教授，却在生命的后二十年间在香港做新闻工作，靠文字为生，写有大量写实文章，记录社会现状。巧的是曹先生子嗣曹景行先生也是位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这在中国传统中被称为子承父业，两代人用文字见证香港这五十年来发展变迁，可视为一则趣事。

　　曹景行先生新书《香港十年》，以新闻记者的视角，汇集作者在香港回归当年的1997年直到今年――十年间所写文章，分六章结集成书，统共得文五十九篇，约二十余万字。书中配有许多相关的记实照片，甚为悦目，能助人阅读文字时易于进入作者叙述的情境中去，可值一赞。而书中“回归时刻”、“从终点到开端”、“风暴中的香港”、“去内地，还是不去内地？”、“香港社会观察”、“闲话香港人”六章都以围绕香港话题展开，多以政治宏观角度作观察，议论成分居多，可列为时政评论一类作品。譬如《香港人要补课》、《过了七一，香港人说什么话？》、《诉不尽的‘最后’情怀》、《港督告别埋‘钉子’，特首就职词‘偷心’》，所论皆立意深远，以前见曹先生在电视上作时评，喜欢他口述的方式，议论风生兼得妙语诙谐，成为他的一种风格。因此他的文字也带这类平实，走的是通俗一路，少却他谈话时的诙谐，便是说曹先生的文章只可作整体来读，不能细细玩味。

　　曹先生文章的长处，还在社会观察。书中“香港社会观察”一章里收进的十二篇文章，篇篇皆好，可算作全书出彩的精华。从他这些文章里，可见到他对身边事物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他对社会的忧患与思考。而他的忧患与思考带着自身的冷静和平和，少有冲动激烈的言辞，令读者易于认同和接受。大约这是他议论时政最得体的方式，显出批评的善意与中肯，也显出自身的修养。譬如《我看香港》中有“说到香港的文化，我认为不存在‘沙漠’一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文化，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我本人并不赞同非要给香港设定一个样子，因为任何一种人为的定位，对于香港来说只会是束缚”一句，甚获我心。只有在香港和内地都生活过的人，才可作出这样客观的比较。

　　虽然曹先生在时评文章里常常对香港现实颇多微词，但在两岸三地的对比中，他是敢于将真话直面诉说，这正为我们今天社会所需要，也是这册写于十年间的时评并不被时间所遗弃、今天读来仍觉极有意义的因由。

　　作者在书前有篇《我与香港》作序，说：“我在世上这六十年中，关系最密切的地方除了上海，就数香港了。”看来曹先生与其父亲有相似处，大抵后辈子也要与香港共命运了。

　　曹景行：我是一个观察者

　　“你在这里站住脚，定居下来了，你就是香港人”

　　广州日报：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您的新书《香港十年》正好在这个时候推出，您想通过这部作品告诉读者一些什么？

　　曹景行：《香港十年》试图讲述这样一件事：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1997年6月30日都代表着中国一整段历史的结束。香港正是标明这段历史起始和终结的记号。过了这一天，香港又站到了一个新起点上，中国也站到了新起点上。但未来的历史轨迹会通向何方？我们可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历史中找到启示。

　　广州日报：能谈一下您对香港的认识和亲身感受吗？

　　曹景行：上世纪80年代末刚到香港时，第一感觉是“晕”，白天中环的高楼，晚上弥敦道的灯光都会让我发晕。最叫我感叹的是北角住处楼下那间小小的“惠康”超市，里面货品的种类比当时上海南京路的“第一食品公司”还要齐全，“什么时候上海也会有这样的超市呢？”这是我到香港第一天脑子里冒出的问题。

　　说到在香港的亲身感受，其实香港没有一定要成为什么，它原本只是一个小渔村。形形色色的香港人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通常的情况是，你在这里站住脚，定居下来了，你就是香港人。

　　“香港人对内地人的看法发生了巨大改变”

　　广州日报：香港回归祖国后，您认为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曹景行：香港由于长期与内地的隔膜，那时像我那样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移民”，一般来说是低人一等的。最起码的，你本来的学历学位和专业资格全都不算数了。内地的医生、教授来到香港后改行当看护、看更（看门）的，并非奇事。而许多香港人一脸看不起，这也恰恰是回归十年以来香港社会改变最大的地方。

　　我的一些文字，大致上写出了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很多的港人已经认识到，只有祖国发展得更好，香港才能更好，故包括对内地人的看法等等，香港人已经在这十年内发生了巨大改变。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应该变得更加国际化”

　　广州日报：如何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曹景行：香港过去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都会，回归祖国之后应该变得更加国际化。

　　香港对中国更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作用，首先是因为中国本身坚持对外开放和实现现代化；如果中国对外重新关上大门，或者中国现代化进程被再度打断，香港很可能最先衰落下去，不成其为香港。

　　今天的我早已是香港永久居民了，但对于香港社会，我更多的还是以旁观者的身份作观察，看着它如何走出回归前的彷徨，也看着它如何经受回归后的调适。只要香港仍然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我还是会继续观察下去。至于香港的未来前景，我相信的是：只要中国未来会更好，香港也一定会更好吧。 

　　广州日报：您父亲小时候被誉为“神童”，后来又是集作家、记者和学者一身的著名人物，您是否受了您父亲的影响？ 

　　曹景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父亲曹聚仁一直被认为是“谜样的人物”。他以多方面业绩和才华成为横跨政治、历史、新闻和文学的“四界”人物。1972年7月23日，父亲在澳门逝世。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我与姐姐曹雷得以赴澳门与父亲“道别”。

　　那个时候去澳门，不是很容易。我在路上赶了4天。从乡下赶出来得一天多，等我和姐姐辗转赶到澳门时已是半夜，雷电暴风雨交加。接我们的人说，父亲已经去世了，就等你们来参加追悼会了。 

　　我觉得影响我的主要还是环境。我祖父是个秀才，很重视教育，家里有很多书。我们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业余活动，读完书干什么，还是看书。

　　广州日报：应该说，进入凤凰是您事业相对巅峰的时期。 

　　曹景行：全中国只有一个凤凰，它如果不办，我也没有这个机会，它办晚几年，我也没有这个机会。比如我是个球员，球正好落在了我的脚下，我起脚了，射中了。未必球技最好，正好球在我的脚下，我正好在那个位置上。 

　　为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共同出版发行、由著名时事评论家曹景行撰写的《香港十年》一书近日与读者见面。本书再现和见证了在这不平凡的十年中，亚洲金融危机、非典、中国“加入WTO”等大事件带给香港社会、香港人的冲击及深远影响。 

　　《香港十年》作者以其敏锐独到的观察，真实地反映了香港的现状，生动展现了回归以来人们的调节与适应过程，深刻剖析了香港回归十年来的各种社会现象。

　　本专题采写及图片收集 本报记者吴波　

　　曹景行小传

　　曹景行，祖籍浙江，1947年生于上海。1968年下乡到皖南的茶林场。1978年获复旦大学录取，学历史4年后，入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年逾四十移居香港，转入新闻行业，初入《亚洲周刊》时当撰述员，后任副总编兼《明报》主笔，并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华文报章撰写评论。

　　五十岁时再次改行做电视。1998年加入凤凰卫视。

　　2005年7月开始，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做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