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干什么惊惊咋咋的？

　　刘心武

　　1942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50年后定居北京，曾当过中学老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77年11月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发轫作，引起轰动。近作长篇小说《钟鼓楼》标志着创作的新高度。至1999年在海内外出版的个人专辑以不同版本已达90种，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若干作品在境外被译为英、日、法、德、俄、意、瑞典等文字发表出版。

　　事实往往沉默在时间里。时间会解构许多东西——甚至是一切东西

　　在流逝的时间里，我不再惊惊咋咋

　　懒得再说《班主任》。27年过去了。时过境迁。

　　——就那么篇东西，当时竟那么轰动！真悲哀！

　　但那不是我的错。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班主任》，1978年在《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的第2期发表了《醒来吧，弟弟》，当年又参与《十月》创刊（当时还拿不到刊号，称“丛书”，是以书代刊），在上面发表了《爱情的位置》。这3篇东西引出的是连续性轰动。再经电台广播，很短时间里我收到7000余封来信，一个当时还在农村插队的“知青”在来信里说，当他在田野里干活时，忽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开始广播《爱情的位置》，听见“爱情”两个字他吓了一大跳，“觉得发生了政变”。

　　该悲哀的是“文革”的文化专制所造成的文化荒漠状态。

　　仅仅因为是说真话，写真实，“敢于”把“爱情”两个字放在题目里，就能引出轰动，令竖子暴得大名。现在的年轻人怎能想象？

　　一位现在的年轻人读《班主任》，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文本算得了什么呀？

　　让我一句话也说不清。

　　《班主任》否定了“文革”。否定“文革”有什么了不起呢？那你得知道1978年前后中国的总体情势。1976年10月抓捕了“四人帮”，但并没有，而且也不允许否定“文革”，1977年跑出来否定“文革”，是“嘬死”。1978年春天，还提出“两个凡是”，什么叫“两个凡是”？你自己去查问吧。那时候，仍有因“恶攻”罪而被枪毙的。但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在1978年春夏发动了理论上的攻势——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最后确定了这个命题，又纠正了大量党内外的冤假错案，才终于在那年年底，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组织形式，结束了“两个凡是”的历史阶段，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班主任》发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整整一年前。它在当时的超前性，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搞得清？后来形成了一股被称为“伤痕文学”的文学浪潮，卢新华功不可没，他的小说《伤痕》是现成的符码，但《伤痕》发表在1978年5月，比《班主任》晚了半年多。——早半年你占便宜了？

　　是的。美国人编写的《剑桥中国史》（从先秦一直写到“文革”后），在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部分，辟专节写到《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出现》，认为“在新作家中，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又在《毛以后时代》一节里用了一个半Pg评价我，称“刘心武向来是正脱颖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辩的代言人”，这当然过誉了，但说“在运用短篇小说形式的技巧上，刘心武进展很快”，并且认为我在1979年发表的《我爱每一片绿叶》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保留“思想自留地”，“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中，这真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我以为大体还符合实际情况。

　　1998年我因私访美去美国领馆申请签证，取签证那天我发现不止一个签证官围上来，我以为是出了什么差错要被拒签，原来他们是拿着纸笔来让我签名留念。我当然不会糊涂得认为自己在美国知名度很高了，实际上美国满大街的人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是谁，只不过那些到中国领馆工作的美国人，他们在美国人里是比较特殊的，他们在大学里学过中文，《剑桥中国史》是必读书，说不定考试时还会遇到“中国伤痕文学”之类的考题，所以对我如此熟稔热情。

　　——洋鬼子的反应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我讲完西洋鬼子的反应，还要讲东洋鬼子的反应。1981年我应日本《文艺春秋》杂志邀请去访问，参观一处日本古代监狱时，翻译林美由子故意把我引到监栅里面，还拍了张照片，她先从牙缝里挤出冷气，然后说：“你差一点被关起来啊！”这也就是她对我发表《班主任》所承担的风险的一个评估。听了真有点后怕。

　　——哎呀，你那文本里不还有对当时那主席的赞词吗？

　　是有一句。记得后来我把这点讲给张洁听，她笑了，说她那《森林里来的孩子》也有一句。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弄懂那时候的语境。实际上你就是有那样的文句，想批判你也没得商量。老舍以死抗争，被宣布为“自绝于人民”，那时《北京日报》发表一整版批判文章，批判了《龙须沟》，而《龙须沟》是话剧舞台上第一次由角色呼出“毛主席万岁”的一个“歌德”剧。1978年11月以前政治形势尚不明确时，“伤痕文学”就被人上书中央及有关部门，也公开发表出批判文章，指斥为“缺德文学”（当时的质问词是：你是“歌德”还是“缺德”？！），又被说成是“解冻文学”（苏联爱伦堡曾著《解冻》，被认为是“反斯大林”的毒草、修正主义文学的发轫作），想到写《第二次握手》那样小说的人都会被抓起来判死刑（多亏胡耀邦亲自过问给解救出来），能不吓得起码是一激灵吗？

　　《班主任》的要害是写了个谢慧敏。作为文学形象还很苍白。作为一种诉求的载体，却非同小可。实际上《班主任》通过这个团支部书记的形象，不仅吁请清除“文革”文化专制的流毒，也暗示应该清除“文革”前极左路线的流毒。

　　《班主任》否定“文革”，没去写“文革”迫害老干部、知识分子什么的，主要就是否定“文革”切断了中国人特别是下一代跟两种文化的联系，一是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我选择的符码是《唐诗三百首》、《辛稼轩词选》（古代）、《茅盾文集》（现代）、《暴风骤雨》、《青春之歌》、《红岩》（当代）等，二是外国的优秀文化，我选择的符码有《欧也妮·葛朗台》、《战争与和平》、《盖达尔选集》、《表》，当然贯穿全篇成为重要道具的是《牛虻》。

　　——哎呀，盖达尔那样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家算不得多么优秀啊，《表》也一般，《牛虻》在西方根本是上不了台盘，离经典遥遥远远的“通俗政治小说”罢了。你怎么不提沈从文、张爱玲？不提《围城》？不提《尤里西斯》？不提《百年孤独》？不提博尔赫斯？不提昆德拉？……

　　我不申辩。

　　事实往往沉默在时间里。时间会解构许多东西——甚至是一切东西。在流逝的时间里，我不再惊惊咋咋。

　　我被《班主任》定位在一段逝去的时间里，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不幸。二十几年来我又写出了许多文字，我自认写得最好的是199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四牌楼》，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又重印了一次，但只印了4100册。我于1993年出版了文集8卷，到目前不算文集我的个人专著按不同版本计已达127种。但在时间的流逝中我还是边缘化了，开始是被动地往边缘移动，后来是主动地往边缘游动。现在我安居边缘，嗅东篱菊香，怡然自得，悠哉游哉。我知道，在许多人心目里，不管我后来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只知道我是“写《班主任》的那个人”，因此直到现还常有人认真地问我：“你在哪个中学当班主任？”

　　我在1992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小墩子》，后来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播出。《小墩子》里面有个老奶奶，她的口头禅是“干什么惊惊咋咋的？”她在北京一个大杂院里度过了一生，她坐在院门那棵臭椿树下见得多了，有用破席卷着尸体抬出去的；有披头散发嚎着冲出去再没回来的；有用红绣幔轿子，吹吹打打迎进来的；有用装着黄铜转铃的洋车送到门口的；有五花大绑着拖出去的；有用手铐子铐出去却又坐上吉普车的；有敲锣打鼓把红红的喜报送进院，却又瞅不冷子让一群带红袖章的年轻人推搡着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去游街的；有让大卡车来装走所有家当包括一摞子破花盆，搬走再不回头的……

　　小墩子的奶奶深谙时间的威力。所谓命，所谓运，都镶嵌在时间的流程里。

　　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

　　听老奶奶的话吧：干什么惊惊咋咋的？！都给我好好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