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小传
国家一级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祖籍山东,1952年10月生于新疆伊宁。1969年当兵,分配至西藏阿里军分区,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1980年转业回北京,任内科主治医师、卫生所所长。 1987年发表处女作《昆仑殇》。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博士方向课程结业,注册心理咨询师。
著有《毕淑敏文集》十二卷,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等。曾获当代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北京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等各种奖项。
医生、心理学博士、作家,三种身份合而为一的55岁女性惟有毕淑敏。
不久之前,她凭借作品《女心理师》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当下实力作家中的“女一号”,人气超过了池莉和王安忆。她把这部小说卖给了央视,目前正在创作剧本。本报正在连载的《鲜花手术》则是她刚刚完成的首部爱情小说。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毕淑敏说,这个年纪写爱情小说,就像年老的杜拉斯写《情人》,越老越有味道。
55岁染指爱情小说
她说:年老了写情感自然水到渠成
华商晨报:年过半百,突然来写爱情小说,会不会觉得吃力?
毕淑敏: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自己经过很多事情之后再回头看爱情,视角是比较全面的。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写爱情,就不会拉开时间的距离,也没经过时间的过滤。就像年老的杜拉斯写的《情人》,肯定是和年轻时写的味道不一样。
华商晨报:你一直创作关注心理的作品,一下过渡到爱情小说,是不是意味着你的创作开始转型了?
毕淑敏:对我来讲,关注生命,关注心理健康,关注人的精神发展的轨迹,它们是浑然一体的。它们就是不同的侧面,是多角度的立体把握。可能过几年我又回到了心理创作这方面来,现在我创作的《女心理师》剧本就是写心理的。
华商晨报:你的《女心理师》在人气上超越了同期池莉的《所以》和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让你成为了当下实力作家中的“女一号”,你怎么看这个成绩?
毕淑敏:我前几年开了心理诊所,在来访者中,我就发现大家的物质生活好了以后,并不一定就是幸福了。他们都在寻找心理的快乐,在找寻不快乐的密码。在这个时候《女心理师》出来了,我想可能和人们关注心理健康有关系。
池莉和王安忆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作家。其实每个作家都是单独作战,他们之间不是可以相互比较的。
华商晨报:“鲜花”是让人愉悦的,而“手术”却让人不寒而栗,那么你的《鲜花手术》是想告诉读者生命的美好,还是人生艰难呢?
毕淑敏:其实原来的名字叫《打起黄莺儿》,但是出版社说很多人不知道这首诗。这首诗是《全唐诗》仅存诗一首,作者是金昌绪,这个人没有生平留下来。出版社需要一个更大众化的书名,我就改成叫《手术》,又感觉太冷。我希望有一种美好的氛围存在,即使有苦难、冲突和挫折,也要有鲜花一样的爱情和美好生活。追求那种美丽和艰险共存的感觉,最后就叫《鲜花手术》了。
华商晨报:作品中提到了国外的洗澡机械化,这是为了增加看点虚构的吗?
毕淑敏:我见过这种机器,机器发动后就像铲车一样把老人铲起来放进洗澡机里,当时看得我毛骨悚然,国外的人工比较昂贵,他们就选择了机器。
如继续开心理诊所
她说:自己恐怕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华商晨报:用你的名字开心理诊所,那应该有非常好的生意,为什么后来放弃了?
毕淑敏:从市场的角度讲,生意非常好。来访者都是从春等到秋,当时继续开下去的话,我自己都得去看心理医生了。
我开诊所的初衷是想把心里的感动和更多人分享,但是我在诊所里的工作是一对一的,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也只能看七八个人,我觉得这个工作制约了我的想法。当时有很多人说自己秋天就开始排队了,到现在还没有排到。还有一个人说得特别恳切,说他们都商量好了要离婚的,但是最后去看毕淑敏诊所,或许她能有办法挽回婚姻,这是他们最后的期待。这时候我觉得个人的力量非常微弱,这样的责任我也承担不起。面对如此大的责任,我选择了写小说,这样可以和更多的人交流。
华商晨报:作为心理学家,你认为都市白领应该如何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
毕淑敏:对压力如果特别反感和对抗,本身就很紧张了。适当的压力对工作有一定的促进,压力要适度。血压太高就要得脑溢血了,车胎的压力太大就要爆胎了。每个人都要找到压力的平衡点。
现在的城市白领要把自己的目标设得适度。如果你两间房子够用,就没有必要非要贷款住上三居室。如果你可以骑自行车上班,非要拿拥有汽车来当做衡量成功人士的标准,我觉得就没必要。有一个适当的标准,压力感就减小了。
华商晨报:那你觉得网上聊天这种放松心理的方式怎么样?
毕淑敏:有这个愿望就很好,因为自己觉察到了有压力,要转移注意力。网上聊天只是放松方式之一,要有节制。白天压力大,已经很疲劳了,晚上再上网聊天,坐着不动,偶尔可以,但时间长了对身体的害处大,所以说这种方法只能当做调剂。如果沉浸在其中,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是有害的,对于成年人来讲,视为惟一的放松方式也不是上策。
良好的方法就是运动,或者到户外爬山、钓鱼等很多方式。
从医生到作家
她说:无法写非常浪漫的作品
华商晨报:写作让你放弃了20多年的医生职业,在你的眼里,文学创作是否已经超越了挽救病人的生命?
毕淑敏:从根本上讲,医学是充满了人文精神的特写。作家也是研究人的,心理学家更是研究人的。对我来讲,这几个职业研究的对象都是一个———人。
华商晨报:完成从医生到作家的角色转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医生是个严谨细致的职业,而文学创作是可以虚构的。
毕淑敏:医生也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职业,一个好的医生一定要有想象力,这样才能推断出病情的发展。而写作的细节要求是真实的,想象要合理,不能胡编乱造。作为医生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对细节的观察和记录给了我巨大的能量。
不利的影响和限制也有,特别夸张我做不到,因为医生不夸张。我的写作是平实的、冷静的,这是医生
的行业对我的限制,我无法写非常浪漫的作品。
华商晨报:但是你的《血玲珑》《拯救乳房》等作品都是以死亡为主题的,让人读后感到沉重。
毕淑敏:一个作者对哪种题材感兴趣和对哪个领域感兴趣,与个人的状态非常有关系。我就是这样。
有人通常把死亡当成一个失败,当成一个悲剧,就畏惧、逃避、遮盖起来,自己感觉威胁少了。当欢迎生命的时候,我们高兴,亲人的离去,会有悲伤,这也是生命的过程。我们从容地面对死亡,不要当成特别负面的东西,有了死亡的存在,生命才有意义。如果生命无限期地延长,可能质量就不高了。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个大限等着自己,所以现在的生活,当下美好的时刻,都变得重要了。
华商晨报:是什么原因让你在创作的黄金时候放弃写作,去读心理学?
毕淑敏:我对人很感兴趣,那么研究人的学问医学是一门,文学也是,而心理学最直接了。能去学习心理学也是很偶然。那时候一个朋友腰椎骨折,我就每周都给她打电话聊天,一次聊天时,她说香港来了一个老师收心理学的研究生,我就去报了他的硕士。后来就一直学了下来,由于课程很紧张,我才不得不停下了写作。
华商晨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你多年来所坚持的心理创作路线,最终期盼达到的目的是怎样的?
毕淑敏:完全没有目的,我写作就是想和大家分享,都是有感而发。以后我还要写在西藏当兵时的事,可以这样讲,我没有把心理学当做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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