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先生有大学问
按照钱钟书的标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和北京电视台“大讲堂”上讲的那些学问,其实都算不上是学问。 钱钟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也就是说,学问哪能像眼下这样,熙熙攘攘的,这也叫学问?但这个标准,委实也太高了,照此,我看也就是钱氏的《管锥编》和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陈寅恪的《金明馆丛稿》、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等高深著作算是学问,其他低一层次的著作也就是一堆纸。我看不能用这个标准。
“百家讲坛”及“大讲堂”所讲的,还是应该算是一种学术,只是这是一种“普及型的学术”。讲这种学术的人,还是很有些学问的,而且很会用浅显明白的语言把学问讲出来。这种既能“深入”又能“浅出”的功夫,着实不容易。有人讥贬这些讲者“浅俗”,我不这么看。他们的讲座,让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多少懂了一点学问,知道了一些历史,我看还是颇有功劳的。当然他们的讲座并非没有毛病,比如,有时为了有趣而失之谨严,为了附会今人思想而曲解古人原意,等等。这些毛病,概言之,就是正说中带上了戏说的色彩。
我是比较喜欢纯正的正说的,但我所喜欢的这种正说,又必须是通俗易懂而不是佶屈聱牙的。最近,一位知道我喜欢这类书的出版界朋友,向我推荐了一本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韩兆琦〈史记〉新读》,我细读了一过,感到这正是我所喜读的那种正说之书。读这本书时,我常有感想涌出,便随手写在书页正文两侧的空白处,亦即“书边”上,后增广之,遂成此文。
《史记》,金圣叹把它称为“才子书”,鲁迅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历代史家文人,评论《史记》的文论不可胜数,我存有一本《历代名家评史记》,60万字之多,几乎都是盛赞与阐述《史记》之优长的文字。《史记》,乃是一部中国读书人非读不可的书,而且是必须细细来读的书。二十年前,我上大学时买了一套中华版的标点本《史记》,二十多年来不知翻读过多少次,也曾用里边的材料写过文章,但由于文言水平不高,书里的许多内容都似懂非懂,融会贯通更谈不上,所以至今也只是略懂了《史记》的一些章节片断而已。评论司马迁及《史记》的名著,我读过李长之先生写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这是一本卓然特出之作,堪称“才子读才子”之书,但这本书的着眼点主要是文学的和美学的,所论重在《史记》的“史诗”性。我更需要的是一本主要从历史学角度解读和评论《史记》的专书。
《韩兆琦〈史记〉新读》就是这样一本书。这本书既讲《史记》的写法,又解读书里的史实,眼界宏大开阔,讲说细致绵密,对我这个以获取历史知识为主要目的的读者来说,极富导读的作用。许多历史事件,原来在我脑子里是支离破碎的,读了《新读》,碎片衔接了起来,变得完整了,许多历史场景,原来感觉很模糊,现在则像是图片一样清晰。当然,读《新读》一类导读之书并不能代替读原书,但却是帮助读懂原书的津梁。
一般来说,具有导读作用的书必须由专家来写才好,越是大专家,导读水平就越高。韩兆琦先生就是研究《史记》的大专家。他是师从蒋天枢先生研究《史记》的,蒋先生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入室弟子,因此,可以说韩先生是陈寅恪的再传弟子。韩先生著有《史记笺证》、《评注本〈史记〉》、《史记通论》、《史记博议》、《史记选注》等多部研究《史记》的专著,其中既有扎实精密的史料考据之书,又有史识宏通的史事论评之书,其学术水准之高,研究题目之广,在国内国际都是第一流的。他是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这一头衔也说明了他在《史记》研究界的学术地位。
韩先生本来是象牙塔中人,也就是钱钟书所说的那种素心人,但他却又是个有使命感的人,这使命就是传播和光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以,他走上了北京电视台的“大讲堂”,又把讲稿精心编定为《韩兆琦〈史记〉新读》一书。我与韩先生并不相识,只是在电视上见到过他讲课,他的天津静海方音很重,我听不大惯,所以还是愿意埋首看他的书。从他走上电视讲坛这一点来看,他应该属于被称为“学术明星”的易中天、于丹那一个系列的人,但若是看了他的书,却又很难把他与“名星”这个名号挂起钩来,因为他没有丝毫“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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