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人绘曹操像 采自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6月初,易中天向武汉的老同学寄赠《品三国》,我获赠一套。读完之后,有两大感想。一是视野开阔,气势宏大,文字畅达漂亮。二是有些文字有意无意流露了一种维护滥杀无辜者的形象,责备被滥杀的无辜“咎由自取”,特别不公平的态度。这一态度使我深感不安。考虑到它可能是《品三国》的瑕疵,是品读历史必须注意的问题,我不能不写下感想和忧思,表达个人意见。 下面,姑举两例说明。
伯奢家人,惨遭杀害
《品三国》为说明曹操滥杀吕伯奢家人但仍然不失“可爱”,用了很多笔墨。
公元189年,曹操因不愿与董卓共事,从京都洛阳逃跑回乡,路过朋友吕伯奢家。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杂记》,他仅仅因为怀疑别人准备谋杀自己,就误杀了吕氏家人,然后“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一般认为,这是曹操阴险狠毒的绝好例证。但《品三国》指出,“仅凭此案就说曹操奸险歹毒,是有疑问的”,因为第一,他能够“凄怆”,总算没有“丧尽天良”。第二,那句话中的“人”是特指“个别人”亦即吕氏家人,而不是泛指普天下“所有人”。整句话也是“就事论事”,表达一种既抱歉又无奈的情绪。不像《三国演义》所改写的那样,他毫不“凄怆”反而“理直气壮”地说出了针对天下“所有人”,并能表明他“一贯如此”的人生信条:“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所以,他虽“恶”但“程度”不高,“分量”不重,还“保留了一部分善心”。第三,即使曹操不“凄怆”,即使那句话等于《三国演义》上那句话的意思,表达了人生信条,也因为他敢于坦率、公开地说出天下人都那样做但都不那样说的话,说明他仍有“过人之处”,是“真小人”而不是“伪君子”(参见《品三国》上册第1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7月版,下引该书只标册数和页码)。这也就是说,不管曹操是否“凄怆”,是否丧尽天良和保留部分善心,他都“可爱”。所以,才引出这样的结论:“曹操是真实的,也是本色的。包括他的奸诈、狡猾、残忍、暴虐,都表现得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真诚而坦率。这实在是一种‘大气’。‘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从这个角度看,曹操是英雄,而且是大英雄。”即使是“奸雄”,也是“可爱的奸雄”(上册第20页)。说得何等自信,何等充满赞赏的激情!但这些意见,大可商榷。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辨析
首先,如果曹操真的“凄怆”,按照逻辑,他应当说“我不该负人”或“天恕我负人”,而不应该马上搬出理由来“很勉强地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做一个辩护”,以便“自我安慰,自我排解”(上册第15页)。即使搬出了理由,面对悲惨景象,也应该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宁有此乎?”表达震撼、惊悔的情感。遗憾的是,他没有顺着逻辑说,而是不合逻辑地说出了自己的理由。这意味着,他是否真“凄怆”,值得怀疑。即便是真,这种“凄怆”也没有延长到他开口说话那一刻,只是瞬息即逝的情绪,也应该着重指出。不加分析地肯定“凄怆”为真,并特别强调,是武断,是回护。
其次,如果曹操那句话是“就事论事”,“人”是“特指”被杀的吕氏家人,那么,在通常情况下,他应该说“宁我负尔众,毋尔众负我”,而不是说“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尔众”指你们,是《尚书·盘庚》已用过的词:“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公元178年至180年曾回家乡闭门读书一两年,后来又以“能明古学”拜为议郎的曹操,应该知道使用这个词 (出自南朝刘宋人范晔之手的《后汉书·马援列传》所引东汉马援 《诫兄子书》也已使用“汝曹”一词,但因无法确定所引是否照抄原件,不取。如出自原件,曹操更应该知道用)。
如果一定要用“人”来特指某些人,那么,他也应该遵守语言习惯。一种办法是,在语境中表示“人”是特指。如《孟子·离娄上》:“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因为第一个“人”字与“大人”相对待,所以赵岐注、孙奭疏都认为第一个“人”字特指“小人”。又如《东观汉记·城阳恭王祉传》:“岁馀,遭旱,行县,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因为“人”字前有环境限定,“人”字后又有行为说明,所以,“人”特指灾区“持枯稻”的人。曹操那句话中的“人”字既无对待,又无限定、说明,怎么能判定它是“特指”?
另一种办法是,让话语下隐藏一个可以证实的背景。比如,一个人打另一个人,有人来制止,打人者说:“我就是要打人。”这句话中的“人”字如果特指被打的人,就暗示着打人者有打人的特殊理由,不是被打者犯了错,就是打人者熟悉被打者,知道他一贯坏或与他有宿怨。否则,就只能说这句话中的“人”是泛指所有其他人,这句话也道出了打人者的人生信条,是他为人处世的猖狂宣言。吕氏家人既未犯错,曹操又不熟悉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一贯坏,更与他们无宿怨,怎么能用“人”字来特指他所杀的他们?所以,判定曹操那句话中的“人”是“特指”,根本不符合语言习惯,实在牵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当时,不管“凄怆”是真是假,曹操都马上用坚定的人生信条抑制瞬间失态或瞬间“作状”,以支撑自己,鼓励一同犯案的他人。这是我从孙盛《杂记》等文字描绘的现场所能读出的最好结果。
再次,如果认定天下所有人都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为人生信条,并身体力行,“都是像曹操那样做的”,那么,就应该承认,在那种人对人是狼、只奉行丛林法则的世界里,只有强者和弱者之分,没有君子、小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真小人、伪君子之辨,更没有道德、“天良”、“善心”等观念。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谁说出了上述人生信条感到惊奇,认为他“坦率”,“敢把奸诈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也不会因为谁说了“宁肯天下人都对不起我,不可以我对不起天下人”这种相反的话上当受骗,认为他是“正人君子”,或觉得他虚伪,只会将他当成说胡话的疯子。只有肯定世界上还有不信奉并坚决反对上述人生信条的君子存在,肯定他们对信奉那种人生信条的人构成了压力,我们才能进行君子、小人和真小人、伪君子之辨,谈论道德观念。才能站在君子、道德、正义的立场上,从容易识别、能及时防范的角度,肯定“真小人”比“伪君子”要“坦率”、“公开”,要好,有“过人之处”。但是,即使如此,也不会认为所有“真小人”都比“伪君子”为恶程度要小,更不会因为“真小人”坦率就欣赏他的作恶行为,为他“坦率得可怕”大唱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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