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答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问

　　彭世团<摄应俄罗斯作家协会、捷克作家协会、斯洛伐克斯中友协的邀请，2007年9月3日到13日，著名作家王蒙以国际知名作家的身份，前往俄罗斯、捷克和斯洛伐克三国进行文学交流。所到之处，受到了当地作家、汉学家的热烈欢迎。这次访问以文学的方式，有效地促进了当地主流作家、学者群体对中国文学、中国现状的了解，提高了他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学的兴趣。2007年9月13日，王蒙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多瑙河（Danube）宾馆接受了该国科学院的资深汉学家高利克先生的访问。本报独家刊出王蒙与高利克的对话，以飨读者。

　　高：在过去的两天里，你看了斯洛伐克乡下的一些地方，还有布拉迪斯拉发，你对我们的国家有什么感受？

　　王：我们在斯洛伐克短短的两天，感觉非常愉快。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她的自然条件非常好，气候，山、河。（高：没有中国那么漂亮）还是很漂亮的。有些过往的建筑，让人看着很舒服，我们感觉这里的人民，这里的老百姓生活还是比较轻松的，很愉快的，让人感到很高兴，感到能在这里逗留几天，也是我们的幸运。

　　高：你在捷克、俄罗斯都是很知名的作家、文艺批评家，你的写作生涯长达50多年，有着很复杂的生活过程。你能不能讲一讲你的生活里最重要的几件大事？

　　王：我经历过中国及世界的太多的变化，我的生活道路上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都是重要的，几乎没有不重要的，但我要简单地说，也许可以说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就变成了一个反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少年，甚至于，至少我自己以为我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而且在我差5天不满14周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成员。我积极地参加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历程与革命。第二件事情是1953年我就决定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文学，所以文学对我太重要了，太有吸引力了，别的都可以做得差一点，但是一定要好好地做文学。然后一直到今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最好的情况和最差的情况下，我一直喜爱文学，愿意多读和多写文学作品。那么第三件事呢，1957年到1958年，在中国的反右派的运动当中，我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右派分子，成为了一名反对共产党的右派分子。现在看来有一点可笑，但是当时对我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之后我有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保持沉默。但是我个人在新疆，有好的与不好的经验，仍然有很多高兴的事情。第四件事情就是后来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情况完全变化了，使我个人的命运完全变化了。我无论写作，还是社会生活上，都保持着一种积极的劲头。

　　高：你和我的朋友顾彬教授在几天以前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告诉我，他认为你的最好的作品就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我是1958年读过的。我很想把你的这篇文章翻译成斯洛伐克文，但当时我们国家的人都认为自己国家特别好的，我没敢翻译出来。你对于顾彬教授的认定有什么意见呢？

　　王：我写的作品比较多，风格、题材的变化也比较大，所以对于我的作品哪一本是最好的评价，至少我知道的就有五六种说法。一种认为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与顾彬教授认为的一样，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他们评中国20世纪最好的100部作品，也选的是顾彬教授所喜欢的这部作品。另一种说法呢，正如好多人都认为的，是我描写新疆的一些作品。除了谢教授之外，上海很著名的作家王安忆，山东很著名的作家张炜，他们都说我最好的作品是写新疆的。（高：我也喜欢）谢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在中国的几个大的出版集团他们也评选了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100部作品，他们评选的就是《活动变人形》。《活动变人形》翻译出去的也比较多。英语、德语、日语、韩语、意大利语、俄语等，也还有相当的效果。这是一种说法。再一种说法认为我最好的作品是我最早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这部小说是1953年我开始写作的，但是正式出版是在1979年，也就是过了26年才出版，现在每年或过一两年还都在再版。我还要说，1979年我的小说《夜的眼》的发表是重要的，当时的苏联与美国，在中国文革后都是先介绍了此篇。还有一种说法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一批散文与评论，特别是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那一批。我很高兴我的小说《十字架上》得到高利克先生的重视，当然，这也是我当年很重视的一部作品。我想，有那么多的学者、读者对我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他喜欢哪个，不喜欢哪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不应该站出来说我的哪部作品是最好的，这样就打击了一大批喜欢我自己其他作品的人。而且我还愿意看到别人说我的作品这部那部都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