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上世纪40年代创作于上海的风俗喜剧，64年后在上海舞台上重新焕发光彩。这对于上海观众和耄耋之年的杨绛老人来说，都是一件喜事。
《弄真成假》是杨绛先生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的喜剧，这部被柯灵先生誉为“中国话剧库存中的有数的好作品”在1943年首演时便引起巨大轰动。64年后，这部本不该被人们遗忘的作品终于被重新搬上了上海的舞台。
《弄真成假》的来龙去脉
《弄真成假》的剧情并不复杂，却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青年周大璋，仪表非凡却穷困不堪，与早年守寡的母亲寄住舅父开的杂货铺楼上。他原有个女朋友张燕华，是个自食其力的女职员，也是因为家境清贫，寄住在她伯父、地产商张祥甫家中。周大璋因此结识了地产商的阔小姐张婉如，立刻移情另注，准备把阔小姐当作他的登天梯。两位姑娘同时被他吹得神魂颠倒，把他当作年轻有为的大人物。最终，张燕华费尽心机，用闪电式的巧妙手腕赚得周大璋旅行结婚。周大璋的母亲不见了儿子，却误以为地产商要把宝贝儿子入赘，登门拜访，向亲家要人却出尽了洋相，她儿子天花乱坠的谎话也彻底拆穿……
作为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副博士，杨绛本身并非专业剧作家，她的戏剧创作出于偶然，首演大获成功多少让人有点意外。而实际上，杨绛与现代戏剧的渊源颇深。她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外国语言文学部主任是曾受教于戏剧大家贝克的王文显教授，其所开设的“外国戏剧”、“戏剧概要”等课程，使清华外文系毕业的许多同学如洪深、石华父(陈麟瑞)、李健吾、曹禺、张骏祥等深受影响，开始接触西洋戏剧并最终从事剧本创作和演剧活动。
在英国牛津和巴黎大学进修西洋文学时，杨绛遍读古希腊以来的外文戏剧经典，对悲剧、喜剧以及后来的悲喜剧概念的理解更清晰了。她生性开朗幽默，对喜剧体会尤深。她认为，喜剧不应只是用夸张的手法讽刺和嘲笑丑恶落后的现象，还应有趣可笑而又意味深长。这便是其创作中国式风俗喜剧的初衷。
《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就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创作的。1938年秋，杨绛带着一岁的女儿钱媛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并与父亲一起避难到上海的法租界。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钱钟书从昆明西南联大回来后，与杨绛住在淮海路淮海坊杨绛的妹夫家。夫妻二人与戏剧家石华父、李健吾交往甚密，但当时，石、李只知道钱钟书是个学问家、“书虫”，并不知道他有写小说的才能(钱尚未写《围城》)，他们倒是觉得杨绛在创作上很有天赋。有一回，石华父改编的剧作《晚宴》上演，邀请钱钟书、杨绛夫妇吃饭庆祝，同席的还有李健吾。就在饭桌上，李、石两位学长都对杨绛笑说：“何不也来一个剧本？”鼓励杨绛创作话剧剧本。
杨绛当时正在当小学教员，夫妻二人的生活很困难，写剧本可以赚取稿费，摆脱寄居生活，买下自己的房子。于是，她便利用起业余时间，在石华父的指导下写出了话剧处女作——《称心如意》，并交给了李健吾。不久，著名导演黄佐临先生看中了这个剧本，亲自着手排演，李健吾甚至也决定粉墨登场，在戏中担任徐朗斋一角……种种好运让杨绛觉得真是“太称心如意了！”
那时，杨绛一直用季康这个名字。戏正式要上演，要印刷宣传品，李健吾要她为自己起个笔名。杨绛又惊又喜，生怕出丑，匆促中不及思索，就把学名“季康”二字切成了一个“绛”字，答说：“就叫杨绛吧。”从此，杨绛的大名就沿用至今，而杨季康反而并不怎么使用了。
《称心如意》上演后，引起巨大轰动，杨绛一下子出了名。在李先生的鼓励下，她又写了《弄真成假》。《弄真成假》写成，即由上海同茂剧团搬上舞台。上演后，获得了更大的反响，沦陷区的各大报刊上都有宣传与评论，还有些朋友给她寄来剪报，鼓励她继续创作这类喜剧，剧团的演员也以演出她的喜剧为荣，联名写信给她表示谢意。当时中国的话剧喜剧，几乎都是改编自外国的作品，杨绛“喜剧双璧”的出现，令李健吾先生赞赏有加：“假如中国有喜剧，真的风俗喜剧，从现代生活提炼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的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词，我们不妨过些年头来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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