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资与教材：实施通识教育的瓶颈

　　一些国家大学的通识教育为何抛弃了如今我们正盛行的各种“概论”类课程？他们又是如何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的？

　　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一些国家大学的通识教育就抛弃了这些“概论”类课程，转而开设经典选读来代替。20世纪美国教育家赫钦斯对那些“概论类”课程强烈不满，认为世界名著才是“古今人类的智慧精髓及文化宝藏，是通识教育取之不尽的教材来源，经过去芜存精的筛选，即可作为通识教育的最佳内容”。例如，几乎每个美国大学本科都开设的“西方文明史”课程，并不是用一本西方文明史教材，而是阅读历代西方经典选读材料（芝加哥大学有九卷本《西方文明史原著选读》，至今仍是各校最常选用的教材），哲学课课程内容就是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休谟和康德等的著作。赫钦斯在芝加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通识教育实践中，所有课程都明确规定不能是大而全的“概论”课，而必须精心选择经典或重要文献作为阅读材料，赫钦斯曾规定，大一学生集中学习古希腊名著，包括15位（篇）大思想家的传世之作；大二学生以学习古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前后的经典名著为主，共计24本（篇）；大三学生学习16、17世纪名著，多达27种；四年级侧重于18世纪到当代著作，计24种。西方重要思想家往往反复出现在不同课程，成为学生熟悉的阅读对象。这种阅读是非常细致和深入的，学校决不鼓励学生多选课，一般来说，美国顶级大学的学生，每学期都选修4门课左右，这已经够他们忙得团团转了。而中国的大学生一个学期修十来门课乃是常事，学生疲于奔命，什么都知道点儿，但哪门课都没有足够的深度留在学生的生命中。

　　“直接进入主题”是西方通识教育的简单门径。毫无疑义，这是一种务实和求真的态度，郑也夫举例说，以指导研究生作论文为例，固然可以开设“怎么写论文”或“怎么查资料”之类的课程或讲座，但还不如深入研读《北大清华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这书从2002年开始，每年出一本，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从三大名校社会学系每年一百多篇硕士论文中选出来8篇论文，全文发表。它可以给社会学系学生和姊妹学科中关注社会学的同学提供参照，树立标杆，注入激励，甚至举起可供讨论和批判的靶子。从读优秀硕士论文中学习写硕士论文，从读哲学经典中学习哲学，从读文学经典中学习语文，是学习的根本途径。

　　提高通识教育的教材水平是一个难关。即便是现有的泛泛而论的“概论”型，质量也难以保证。由于各种利益的驱动，各校都乐于自己编教材，据统计，全国的《文学概论》有几百个版本之多，内容也是大同小异。

　　如果像这样把通识教育定义为经典选读，那么，我们通识教育的问题就非常明显。无论是教材还是师资，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在教材方面，我们现有的教材多是泛泛而论的“概论”型，更糟糕的是，这些教材的质量难以保证。在有些高校，研究生为导师干活，能在一两周内“攒”出一本书来，而作为教师开设课程的教材使用，再烂的书也不愁销路，而导师的“版税”尽在其中。有经济利益作驱动，各校都乐于自己编教材，据统计，全国的《文学概论》有几百个版本之多，而且内容竟然大同小异！

　　一方面是低劣的教材泛滥成灾，另一方面，则是通识教育所需的经典选读教材匮乏。首先，我们缺少一个通晓高等教育的专家系统来甄别遴选经典。究竟哪些是大学生必读的经典，需要一个专家系统来大浪淘沙，去粗取精，从浩如烟海的古今中外著作中提炼选萃。但筛选在中国尤其是重要的问题，哈佛大学有非常详细的中西经典书目，他们可以毫无疑义地把反对民主的柏拉图定为经典，是因为他们已经有比较成型的价值观念和判断标准，不会因为读柏拉图而倒退到现代民主之前，相反，读柏拉图可以帮助他们加深对民主和现代社会的反思，但在中国，《周易》、《孝经》这样的经典，现代学生是否还要学，就是一个被讨论的问题。对传统还没有足够的反思和清算，对现实和未来也没有明确坚定的信念，不读经典会迷失自己文化的根，读经典又可能成为国故国粹的复古倒退，那么，读什么经典，怎么读，成了极其复杂和难以理清的问题。当前围绕着“读经”的热烈支持和激烈反对，就是这种复杂的文化状态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