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资与教材：实施通识教育的瓶颈

　　其次，经典的出版问题也值得思考。虽然近些年来，中外经典出版可谓汗牛充栋，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人对于传统经典的精神需要。但这些书内容良莠不齐，其中不乏粗制滥造、错漏百出者，有些社出版的《大学》，从注释可见，连开篇第一句“亲民”和“新民”的渊源都搞不清楚，对《诗经》的注释，会把毛注和朱熹注混在一起，这样的“经典”，只会误导读者，何以能作为教材？以《论语》为例，出版物不下百种，诸如“论语译注”、“论语心得”等等，作为一般读者茶余饭后消遣，或许有可取之处，但如果作为大学生经典选读，恐怕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迄今为止，就大学生经典教育来说，《论语》较好的版本仍然是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相比教材，经典的传授是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如果让一群自身不曾接受过通识教育的人来从事通识教育，其荒诞和混乱都是可想而知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什么样的人来教通识课？美国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

　　如果说经典的选萃与出版问题短时间内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话，那么，经典的传授问题解决起来则非常困难，因为师资需要较长时间的培养。据说有高校教师把《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解释为“十分之五的人可以穿锦衣，十分之七的人可以吃肉”，如此荒谬，岂不误人子弟？刻薄地说，让一群自身不曾接受过通识教育的人来从事通识教育，其荒诞和混乱都是可想而知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大学在50年代通识教育全盛时，包括哈佛、芝加哥大学在内的名校，基本上都是由全校最有名的大师级学者教本科一年级的通识课。因为他们认为通识教育的特点，并不在于其课程设置的规划，而是在于由什么人来教通识。在哈佛，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等，都自成一门单独的课程，由作专门研究的名师走上大学一年级的讲堂，中国古代经典也大多被译成英文，在课堂上讲授。课堂以小班为主，注重讨论。中国许多大学的教授们基本上不给或比较少给本科生上课，更不用说名家了。偶尔一个名家讲座已经让莘莘学子大开眼界。承担通识教育的教师缺乏经典的训练，很难在课堂上讲授经典，只能大而化之地以概论类课程代替经典。这样的通识教育效果可想而知。

　　教材与师资，是通识教育的两个瓶颈。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在观念上有所认识。通识教育的根本在于精神建设，在于灵魂的修养，其目标是赋予人们生活中必须具备的各科知识、能力、思考、信念、修养等的教育，培养情感和智力全面发展的人，使个人需要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必须以元典本身来代替原点概论类课程。精读一本元典的收获要比任何一本“中国哲学智慧”之类的概论书籍大得多。至于师资，虽然短时间内不可能培养出像陈鼓应那样能够精通《老子》、《庄子》的教师，在短期内奢求突破，但本着从小处着手，从问题开始，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态度，教学相长，利益师生，还是可以逐渐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