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花落谁家？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部分申报作品简介 

　　贾平凹《秦腔》：解读中国农村20年历史
　　

　　这是贾平凹的第12部长篇小说。贾平凹称“我要以它为故乡竖一块碑”。小说以贾平凹生长于斯的故乡棣花街为原型，通过一个叫清风街的地方近二十年来的演变和街上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给农村带来的震荡和变化。小说采取疯子引生的视角来叙述。清风街有两家大户：白家和夏家，白家早已衰败，因此夏家家族的变迁便成了清风街、陕西乃至中国农村的象征……《秦腔》并非写戏台上唱的秦腔，而是以凝重的笔触，讲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新时期农民的生存状态，解读中国农村20年历史。 

　　贾平凹说：“如果你慢慢去读，能理解我的迷茫和辛酸。” 

　　莫言《生死疲劳》：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 
　　

　　小说的叙述者，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在小说中他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家族，离开这块土地。小说正是通过他的眼睛，准确说，是各种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 

　　阿来《空山》：讲述一个村庄的秘史 
　　

　　这部3卷本长篇描写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发生在一个叫机村的藏族村庄里的6个故事。小说的结构颇为玄妙，虽然6个故事的发生地都是一样，出现的人物也大致相同，但每个人物在不同故事中所处的位置不同。第一部分机村传说分成《随风飘散》和《天火》两个部分，《随风飘散》写了私生子格拉与有些痴呆的母亲相依为命，受尽屈辱，最后含冤而死。《天火》写了在一场森林大火中，巫师多吉看到“文革”中周围世界发生的种种变化。 

　　余华《兄弟》：凸显人性之爱 
　　

　　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人生，它通过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展示了个人命运与权力意志之间不可抗衡的灾难性景象，也凸显了人性之爱与活着之间的坚实关系。它从特定的历史苦难中发现了爱的宽广、无私与无畏。 

　　麦家《暗算》：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本书叙述了钱之江、安在天父子可歌可泣的一生。父亲钱之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深入国民党内部，在敌人的刀尖上跳舞，最后用生命把情报送了出去。多年后儿子是共和国一个负责无线电侦听和破译的情报机构――特别单位701的干部，为破译台湾特务的密码，先后找来两位异人，一位盲人阿炳，一位数学天才黄依依，同样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一部直接反映反间谍部门的核心机关――无线电侦听与密码破译的作品。本书纵横20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将间谍战、密码战、无线电侦听熔为一炉，穿插亲情、爱情、革命事业情，超能力者、数学天才、革命志士轮番登场，绝地厮杀。 

　　张平《国家干部》：干部人事调整引起的轩然大波
　　

　　常务副市长夏中民和常务副书记汪思继都是在嶝江市工作多年的领导干部，但每一次对他们的提拔动议，都会在嶝江引起轩然大波，引起方方面面的骚动和纷争，有些人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在新一届党代会和人大会即将召开之际，面对着老书记的即将离退，面对着书记市长位置的再次空缺，面对着新一轮的干部人事调整，嶝江市又一次陷入空前的干部与民众的激烈对垒和殊死较量之中！谁将对他们的提拔任用起决定性作用，让嶝江市的上上下下面临着严峻考验和巨大危机…… 

　　叶文玲《三生爱》：一个关于红颜、历史、现实、真爱与薄命的故事 
　　

　　一个被当地人唤作“豆腐西施”、“芙蓉羹”、“糯米滋”、“冬米糕”的美丽少女，却跟着一个打家劫舍的海匪毛贼“绿壳”私奔了。从此，她不仅在异国他乡的颠沛流离中改写了自己的命运，还让自己的后代也不自觉地延续了这种坎坷多舛的命运――她的女儿，一个同样美艳惊人的少女，在“文革”的文攻武斗中，先是与与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决裂，继而又被派系斗争所打倒，并被流放到内蒙古大草原上进行改造。她的外孙女，一个依然承传了祖辈惊艳血统的美丽少女，一个成长于江南水乡的灵秀女孩，当她走入尘世纷争的现代社会，却再度陷入各种欲望迷情，并由此将祖辈们的颠沛命运演绎得更加跌宕、更加纷乱也更加辛酸……

　　“茅奖”启动长篇小说大检阅 　部分知名评论家评说近年有影响作品

　　四年一度的茅盾文学奖评奖，不仅是一次评选活动，更是对几年来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的一次检阅。日前，一些活跃在文坛的评论家从自身的阅读出发，畅谈近年来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长篇小说。 

　　■陈晓明 

　　阎连科的《受活》是非常有特点的作品，用反讽的笔调写出了历史命运。莫言的《生死疲劳》这部作品很有力量，把历史变成四个动物的轮回，叙述也汪洋恣肆。贾平凹的《秦腔》回归乡土中国，写出一种命运，一种文化的衰败感，在艺术上也有特点。铁凝的《笨花》写出了历史与文化的构成关系，回归乡土文化，与《白鹿原》相比更具本真性，很厚重。范稳的《水乳大地》将原始生命力与性格、文化融合在一起，蕴含悲剧性命运，显得流畅、大气，有力度。 

　　■孟繁华 

　　《笨花》（铁凝）：这是一部回望历史的小说，是在历史大背景下讲述的民间故事，是一部“大叙事”和“小叙事”相互交织融会的小说。它既没有正统小说的慷慨悲壮，也没有民间稗史的恣意横流。 

　　《秦腔》（贾平凹）：这里已经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令人震惊的情节，也没有所谓形象极端化的人物。清风街上只剩下了琐屑无聊的生活碎片和日复一日的平常日子。《秦腔》的感伤是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遥远的凭吊，它是一曲关于传统文化的挽歌，也是对“现代”的叩问和疑惑。 

　　《受活》（阎连科）：故事几乎荒诞不经，它像一个传说，也像一个寓言。在表达那段历史残酷性的同时，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中国进入“现代”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作品对历史的惊恐感显然不止来自历史的残酷性和全部苦难，同时也隐含了他对中国社会发展复杂性和曲折性的体悟与认识。 

　　《圣天门口》（刘醒龙）：《圣天门口》打捞出了历史新的秘密，通过新的方式建构起百年中国的新史诗，通过小说内部全部的复杂性表达了关于长篇小说新的意识形态。 

　　■吴义勤 

　　铁凝的《笨花》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里，比较感性地写出历史与人性交织的复杂变化。这部作品在作家的个人创作中，是有超越性的。 

　　在以往的作品中，乡土已经被符号化，成为一个与城市对峙的，落后、愚昧的形象。贾平凹的《秦腔》写一些家长里短、鸡鸣狗盗，写法上看来比较沉闷，实质却表现出乡土内在的东西，写出了一个静态的、丰满的乡村，这在艺术上对作家的要求是很高的。 

　　读者对神话的期待和想象大多趋于固定化，要写出新意很难。但苏童的《碧奴》能够写出那么多变化性与可能性，很不容易。小说重新塑造人物形象，艺术化处理碧奴寻夫的过程，使读者感觉不到情节的束缚，这些都体现出作家的丰富的想象力与艺术表现力。 

　　杨志军的《藏獒》三部曲，在坚持小说性的前提下，艺术地塑造了藏獒的群像。小说中展现的人性与野性的尖锐冲突，确实令人震撼，其“绿色环保”主题也比较讨巧。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鄂伦春少数民族的命运，有一种史诗性的追求。这种追求在她以前作品中还有外在的感觉，但在这里已经成为灵魂的精神的内核，融入小说人物的血肉。书中将人与自然的抗争写得惊心动魄，写这一民族走向穷途末路，也没有刻意批判，而是持理解的、感伤的态度。感伤的态度即是文学的态度。 

　　■杨扬 

　　《生死疲劳》很大气，跟莫言巅峰时期的创作相比未必是最好的，但放在这四年来看还不错。贾平凹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作家，《秦腔》在这四年中是非常厚实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上，在写作方式也有比较大的调整，借陕西方言来挖掘民族精神。孙惠芬在当代女作家中很有实力。尽管写农村，但视野开阔，将农村与城市相对照，不仅写农村农民的生活，也反映出农村变化对中国社会、人类生存状态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在写农村女性生活方面很有爆发力，不讨巧，有一种厚度，在国内女作家中还无人能比。麦家的《暗算》显示了当代长篇小说的审美变化。虽然延续了讲故事的特色，但融入了新因素，叙事也很绵密，使传统题材有了非常吸引人的魅力。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很有特色，写家族史，但想象很灿烂，是对原生态生存的观照，在还原历史的层面来想象历史、书写历史。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也很有特色，戏谑的风格在整部作品中贯穿得很充分。范稳的《水乳大地》涉及宗教题材，在这个题材的写作中给人混沌初开之感。 

　　■洪治纲 

　　《圣天门口》（刘醒龙）：在复杂尖锐的历史冲突中举重若轻，纵横自如，既展示了现代中国崛起的坎坷与曲折、悲壮与凝重，又再现了中国底层生命的坦荡与淳朴、粗犷与狡黠。 

　　《平原》（毕飞宇）：它既有狂欢性的民间生活气息，又承袭了特定时代的蒙昧化情境；它的表面是大喜大悲的爱恨情仇，而在骨子里却浸透了生命的沉重与悲凉。 

　　《我的丁一之旅》（史铁生）：它将人生的苦难和困境置入心魂的深处，让理性的智慧不断地寻找它们的缝隙，又用思想之光去照亮那些缝隙中潜藏着的阴郁的面孔，然后让爱、梦想和诗性的激情来对它实施拯救和超越。 

　　《兄弟》（余华）：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经验进行了一次悲欣交集式的隐喻性表达。 

　　《爱人有罪》（艾伟）：通过对“罪”的不停追问和救赎，将人的存在置于两难之境，并由此打开了生命中许多无法调和甚至无法言说的尴尬与伤痛。 

　　■罗岗  

　　贾平凹的《秦腔》不仅写了农村的衰落，而且为这种衰落寻找到一个形式：用特别缓慢的节奏对照我们这个世界，显示农村“无路可走”的状态。在我看来，长篇小说总是要具有某种史诗性的品格，而这部作品正具备这种品格。长篇小说用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内容也很值得关注，阎连科的《受活》不从正面描写中国社会对商品的迷恋，而选择农村，采用怪诞、荒诞的形式表现出对整个社会对商品的迷恋已经达到疯狂的状态，最后导致非常大的悲剧。我们怎样来面对以革命为特征的中国历史？格非的《人面桃花》寻找到新的表现人与历史关系的方式，体现出今天的人们对历史的把握。格非有很明显的“先锋派”作家的特征，写作也非常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