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偷读时代

　　周日的图书大厦异常热闹。售书厅满眼是书，书架上放不下，就堆在地上，人们在中间走，如进了迷宫。书的品种也多了，天文地理、阴阳八卦，只要你想要的，大多能找到。现在的人真幸福，如果书算是财富的话，大家都算“百万富翁”。

　　有时候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最好的年华只能“偷读”。“文革”时期，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每天跟着大孩子瞎跑，最爱去的地方是“废品收购站”。“破四旧”刚结束，我们或去“五七干校”或去“上山下乡”，最需要处理的就是书，每天都有人卖书，废品站经常排长队。

　　当时成摞成捆大部头的外国书、硬皮壳的精装书、美丽的图画书都仨瓜俩枣地廉价卖了。书店除了“小红壳壳书”，就是“大红壳壳书”，学校图书室也不让进，想看书只能自己想办法。最常干的是在废品站看热闹的时候顺便“偷”几本，反正卖不了什么钱，大人不管。小孩子的原则是找彩色的、纸好的、厚的。真“偷”到不少好书，莫泊桑的《俊友》就是那时看的，尽管读不太懂，但很喜欢插图中军官杜洛阿的形象：“高高的身材不胖不瘦，略显火红的天然栗色卷发从顶门中央向两侧平分，配着一撮像是泡沫一般在嘴唇上卷起的髭须。”

　　印象最深的是《牛虻》，看完偷偷给同学娜娜讲牛虻与琼玛的爱情，我声情并茂地朗诵着：“在你还是一个难看的小姑娘时，琼玛，我就爱你。那时你穿着方格花布连衣裙，系着一块皱巴巴的围脖，扎着一根辫子拖在身后。我仍旧爱你。”我这边眉飞色舞，她那边眼泪就下来了，当时我就傻了。

　　也有失手的，有一次顺手摸了一本色彩斑斓的《科学养猪》，超级地郁闷。

　　插队的那个小村子很偏僻，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电视。几个月才放一回电影都是“老三战”，日子过得很无聊。一天老牛找我小声说“晚上来一趟”。男宿舍里已经有好几个人，昏暗的灯光下一个封皮已经破烂的笔记本，是小说《第二次握手》。我吓一跳，“手抄书？犯法的！”当时手抄书列为“禁书”、“黄书”，如果传看，会被公安抓起来。老牛瞪我一眼，“就你明白，不是内部人都不叫。”当时我们正热恋，算“内部人”。

　　我刚看了一页：“1959年深秋，在北京前门大街的一条小巷深处，一辆小轿车戛然停下，一位教授走下车来，他叫苏冠兰……”就再也放不下了。丁洁琼和苏冠兰几十年缠绵凄婉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文字流畅。老牛说“就借三天，咱们分头抄。”把崭新的笔记本从中间拆开，每人分一沓纸。那个晚上我抄了一夜。很多年以后才知道作者叫张扬，因为写这本书蹲了七年牢，“文革”后才平反。后来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我觉得电影远没有书好看。我们那本“真迹”不知道流到哪儿去了。

　　上大学时，思想禁忌少了，书多起来了，可穷学生买不起，图书馆的新书又不借学生。我与图书馆文艺部老师套近乎。她为我想了个办法，“你帮我们开个介绍新书的专栏，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拿书看了，千万不能转借别人”。我偷偷把书拿回宿舍，趁屋里没人包上牛皮纸，带到课上看。那门课程叫“音韵学”，任课教师好像是福建人，我一点听不懂，正好偷偷看小说。从那以后，图书馆的橱窗里不断有“新书介绍”，那算我最早“发表的作品”。

　　大二时，某杂志刊登了一部长篇小说《冬天的童话》，引来许多争论，听说“要收回”，立刻引起同学们极大的兴趣，可是到处买不到。好不容易搞到一本，人家限我两天读完。这回得感谢科技现代化：不用抄，每人出两毛钱，复印了一本。我藏在宿舍拉上帘子偷偷看，沉浸在“只限半天”的时间里。

　　找到一本好书绝对是一种享受，如果后面有人排队，限时看，感觉更好。“偷读时代”的我，无数次幻想什么时候书能随便看，喜欢的书能买得起。如果能坐在摇椅上抱本好书，呵呵，那感觉一定神仙一般。现在我家阳台上摆着摇椅，家里书满为患，多到成灾，反而不看了。也许是环境、心情变了，读书的欲望不那么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