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由“文化标志城”反思中国的文化问题

　　楼宇烈，汉族，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 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曾任全国宗教学会副会长。

　　“文化标志城”在思路上有问题

　　大地：中华文化标志城近来引起激烈争论，您怎么看待？同时，您认为这折射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楼宇烈：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问题，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搞了一个设计方案。当时项目正在筹划中，处于设计论证阶段。邀请了一些专家征询意见，我也参加了。

　　当时我就有一个思考，就是完全建一个新的东西，是不是合适？会上说是要把曲阜的三孔、邹城的孟府等古迹都圈在其中，但在设计上又是要建一个新的，这两者怎么协调？我们对于传统的东西是不是保护够了？

　　其实像曲阜的一些古迹，现在糟蹋得不像样了。我几年前去曲阜，当时孔庙的大殿就承包出去了，有的甚至被摆成金銮殿，游人穿戴着龙袍、凤冠照相。而且三孔也被分为好几块，隔离开来，去一个地方就要买一次门票。这反映了我们现在对文化的一个普遍的态度，就是把它当作生财之道来对待，这对文化本身来讲是起了一个破坏的作用。我们不是把文化作为教育民众、凝聚民族精神的载体，而是作为生财之道，特别是作为地方的生财之道。文化应当是一个国家的财产，而不是地方的财产。文化事物虽然在地方，但是文化的意义是全民族的，是国家的，是国有财产，不是地方的财产。我们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将这些文化事物化大国有为小国有，继而化为一些集团利益，最终落到个人手中，造成了文化国有资产的流失。

　　在齐鲁大地上，特别是在济宁、曲阜，保护好传统文化的工作还有很多事要做，何必要去建一个新的标志城。他们在思路上有点问题。

　　文化最根本的是要培育民族精神

　　大地：事实上，类似中华文化标志城工程这类“大手笔”、“大投入”、“大兴土木”的“文化工程”还有不少，几乎成了某种风气，对此您怎么看？

　　楼宇烈：看到网上有这样的评论，这确实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很多地方也都在打造新的传统文化的“工程”。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不好？

　　文化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要培育民族精神，最核心的就是要成为民族价值观的凝聚。价值观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是有关的。如果离开了这些，那文化就是单纯的装饰。

　　当然，我也并不是完全反对建一些新的带有标志性的工程。但是，新建的这些工程是要能代表我们这一代人文化所能达到的水平，要能让大家看到，中华文化发展到21世纪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文化产品都有什么，能够给后世留下什么。而我们现在很多做法都只是为了眼前利益。前人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文化遗产，我们又能给后人留下什么遗产？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都是经不起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