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专业作家体制是有弊端的

　　“历史给我以中央委员、文化部长的声名，我其实承受得相当吃力。”今天，“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将在第十八届图书博览会首发。这本新书，展示了王蒙1989年9月初从文化部长的位置上走下来后的“文化圈纪实”，所述内容之“新鲜”，从去年“郭敬明加入作协作介绍人”的内容都提及了就可见一斑。 

　　 ■担任文化部主要领导三年零五个月，但王蒙称“瞧不起鲁迅所说的那种拿文学当敲门砖的人” 

　　尽管《九命七羊》中王蒙称，“我可瞧不起鲁迅所说的那种拿文学当敲门砖的人，以文学的名义混上一官半职，把文学祸祸了一个够，然后连一个沾文学味儿的词儿都说不出来了”，也回忆了1989年元宵节，王蒙建议并首次举行的中央领导与文艺界联欢会上，按照王蒙的建议，各与会的文艺从业人员每人起立自我介绍一句话，而他的那句话是“王蒙，写小说的”。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他“从1986年4月初，到1989年9月初，担任文化部主要领导三年零五个月”。 

　　反思这段经历，王蒙自我检讨：“对部长的工作缺少足够的投入与献身精神，缺少对部长的工作以死相许、以命相托的责任感，我自以为是在服役，反正我要回到写字台前，写我的作品。”他还慨叹“事实证明，我确实不是政治家。我太天真。我太幼稚。我太温情和软弱”。并在书中就此给出四条详细“理由以证明”。 

　　书中，王蒙借李商隐抒发感慨，“在他的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男人的志大才疏，顶不住命运，放不开功名，梦想着富贵，自恋自怜自叹，唧唧咕咕沥沥，忍不住寂寞，憋不住牢骚的毛病。” 

　　书中谈及告别“文化部长”后的“1990年初冬”，王蒙出席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淀山湖召集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高高兴兴地当我的作家，感觉好极了”。正是在此次会议上，王蒙“已经开始构思，写一部一个人的个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而这，正是王蒙“季节”系列，以及自传三部曲的由来。 

　　不再“文化部长”以后，王蒙欢呼“多么美丽，多么光洁、自由，我的九十年代的初始！”1994年3月的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年过花甲的王蒙，被选为政协常委，同时还被指定为文艺界一个小组的召集人。在政协礼堂门口，碰到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他一面与王蒙握手一面匆匆地说：“少生闲气，专心创作。” 
　　
　　■“今天的知识与伪知识多半来自传媒，这是一个既方便又靠不住的进展” 

　　就“什么是小说”，王蒙称，“是对于生活的爱恋、趣味、记录，但也可能是距离，是出自于内心某种进入内心的想入非非的期待。人有时候不能活得太滋润，写得太顺当，不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能为了出气与骂人随手诌一篇故事……那不是文学，不是创造和想象，不是灵魂的颤抖和宽舒，只是不成功的、低俗的与低能的博客。”除了小说，王蒙也提及了自己对其他艺术门类的些许看法。他说，“大众传媒时代人们的知识与伪知识多半来自传媒，这是一个既方便又靠不住的进展。”他对反复放映的一系列历史题材影片也不无忧虑：“看看那些影片吧，都是教导青年人斗争斗争斗争、兴风作浪的。”对此，他感叹道：“我们又有几部电影、几部小说是说青年人要钻研学问，要发明创造，要进行建设，要一点一滴，要发展经济，要追求和谐的？我们没有一部影片可以与美国人拍的《居里夫人》相比，而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居里夫人……” 

　　■“专业作家体制是有弊端的”，“作品与作家的成类成风，人物的批量生产，是很恐怖的” 

　　王蒙还提到专业作家体制。在他看来，这种体制是有一些弊端的。“首先是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生活是主体，在先，然后是创作，但是对于‘专业作家’来说，似乎写作才是主体，生活实践反倒成为第二位的事情了。”“一个所谓专业作家的代表作，恰恰是没当专业作家之时写出来的，而当了专业作家之后，几十年过去了，乏善可陈。”王蒙早在1983年1月，就曾发表专门文字探讨过这一问题，并建议“多设立‘有限期’专业作家，少设立‘无限期’专业作家”。并称“专业作家的物质待遇办法应有适当调整”，“从理论上，专业作家应主要靠稿费生活”，这样，“从体制上有利于保证专业作家队伍的流动性和严格选择性。” 

　　关于文坛，王蒙还提及“文学的成批成捆，作品与作家的成类成风，人物的批量生产，是很恐怖的”。“越是伟大的作家个性越是强”，“伟大作家的价值全在于他的唯一性，有哪个作家能有另一个备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