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内阿：记录历史证词的知识分子

　　作家与文学

　　在极权社会里，文化艺术，包括文学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它不但被严加掌控，而且是被国家意识形态的毒汁所渗透了的。 马内阿指出：“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他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特别是要保护自己不陷入那些精神陷阱，不受到那些简单化观点的侵蚀，它们并不仅仅存在于极权制度里，而是无处不在。”作家要使自己不至于深陷其中，就必须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精神”，因为只有这种精神，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极权主义。对于有作家同行大谈艺术性是唯一合法的文学标准，马内阿称之为“自作聪明的阴险论点”，明确表示说：“我不同意他的文学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我告诉他，恰恰相反，这种无视日常生活中种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进行‘艺术性’退避的态度，正是当代罗马尼亚文学为何不能产生大量杰出作品的原因。”

　　极权社会将文学制度化、一体化，除了将作家协会衙门化，统一管理和驯化作家，以及由官方建立评奖制度，刺激作家追求荣誉和依赖宣传之外，一项致命的管理制度就是书报审查。这项制度迫使作家向“文字警察”屈服，或者投入“迎合审查者的斗争”。马内阿以个人经验表明：面临同样的困境是，如果不是下定决心通过欺骗手段，或者通过私人关系，什么事也做不成，没有一本具有独立品格的著作可以通过警戒线而出版；即使十分幸运地得以出版，也只能是“‘替代品’的版本”。马内阿就管自己已经出版的书叫“一个难产之后意外诞生的婴儿”、“我的残疾的儿子”。

　　在政治文化专制的管治之下，作家“被制度同化”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马内阿说，“所有‘真正的文学’都悄然躺在安全局的保险柜里”，就并非夸大其辞。他要强调的是，只要仍然沿袭这样的政治体制，这种状况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马内阿说：“那些诚实者和反抗者就如长期被压抑的休眠火山。在这样一个执迷于艺术远离道德约束的文化里，在被妥协和阴谋摧毁的罗马尼亚，书籍和人民都没有发言的权利，一个真正的作家最终不会容忍强加在他身上的平庸和胆怯。他应该有何作为呢？”马内阿接着指出，机会主义的适应能力，实用主义态度，还有盲目地服从，在一个极权社会里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大大削弱了反抗的力量和创造的能量。本来，美更多是以个体形式而不是以集体形式存在的，可是最富于个性的思想却不能见容于世；善是以一种安静而谦逊的方式来表现的，却在努力躲避着恶的喧闹和侵略；真理以残缺含糊的形式存在着，不得不在隐蔽的符号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就是说，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使真、善、美的事物产生了畸变。作为极端社会里的极端因子，作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所面临绝境的一种象征。马内阿指出，文学的唯一出路，就是由作为作家这样的幸存者拿出直面“大野兽”的勇气，即使无法驯服它也要敢于直面它。“大野兽”是法国思想家薇依对专制社会的比喻，在这里，马内阿说的是，作家必须首先能够介入政治、挑战极权，争取自由的价值和权利！

　　马内阿在一次访谈中说：“成为作家，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书的封面上就意味着要与人民站在一起，但是，在文学里，被转换成文字往往是个人的痛苦和希望。”这是存在于艺术家作品之中的明显矛盾的双重条件，表明文学价值和公民的良心可以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并存。他说：“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永远是一个超敏感的传感器，一个灵敏的警告信号。所以，很多时候，即使是最孤独的作家也不得不克服心中的疑虑，去冒文字的风险”：“任何希望不辱使命的作家，都应该跨越个体表达和公众需要之间的鸿沟”。

　　但是，权力、声名和物质利益的诱惑是巨大的，许多作家的变节———对文学的背叛并非完全来自政权的压力。当然，在广延的意义上说，这些作家仍然是依附现存体制而生存的人。马内阿在书中也曾描述过这样的人物，说：“很多年以来，一些‘同事’（我们还能怎么称呼他们呢？），特别是那些得到各种新闻媒体推崇的人，那些名利双收的作家，一直在痛苦、愤怒地抱怨着。最后，他们让人们相信，作家不过是一群无用、不道德、愚蠢庸俗而且混乱无知的人，他们总在搬弄是非、欺骗他人。”他不能不把他心目中的作家同他们断然分开，说：“真正的作家———不断受伤又不断张开翅膀飞向艺术最高峰的信天翁———绝不属于他们的行列。”

　　但是，在文学界，红红绿绿的苍蝇漫天飞舞，而信天翁却难见踪迹，怎么可能期待“真正的文学”出现呢？

　　马内阿没有给出如“垃圾”一样的比喻，不过可以看出，对于极权制度及其影响下的文学，他是持基本否定的态度的。他引用一个作家朋友的信说：“我们过去四十年里写的那些文学作品，有多少能流传于世？它们只是利用了历史事实，有时甚至对事实视而不见，这样的文学不就是一些应景的、只有短暂价值的东西吗？”……同时，又引用了另一个文学评论家朋友的文章说：“为了战胜独裁统治，它（罗马尼亚文学）寻找着力量，在没有了约束之后，它还能找到不让自己枯竭的力量吗？”他说，确实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要提出来的。

　　无论是极权时代，或是后极权时代，如果作家还不能成为自由主体，文学一样是没有希望的。马内阿指出，和暴君及其影子作斗争，即使通过文学的方式也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不小的代价。好在他对人类的未来，包括文学创造者，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说是“不管困难有多大，人类总是执着于对自由的追求”。他在《审查者报告》一篇的最后说：“在吸取暴君的教训之后，我们开始吸取自由的教训。通过我们伤痕累累的命运，我们再一次认识到自由的价值，虽然自由的声音是多么微弱，通向自由的道路是多么曲折。

　　“也许，尤其是那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