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在北大经历扰攘不安的岁月

　　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学府，北京大学刚刚庆祝完110年的诞辰；而今天又是蔡元培先生140年的诞辰。时光荏苒，先哲一一逝去，可喜的是那些过往日子仍然闪着迷人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引人追寻。 

　　蒋梦麟先生的新书中恰巧提到这段有关北大、有关蔡元培先生的旧事，特摘取以表纪念。 

　　作者简介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又号孟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育学博士。归国后，任孙中山先生秘书。1928年，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任部长，后就职于北京大学，任校长长达17年。1950年到台湾，后病逝于台湾。 

　　蒋梦麟是从中国学究的私塾走进西洋自由学府的人。他从古老的农村社会，走入近代的都市文明；从身经满清专制的皇朝，去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他曾经在广大的外国人群里生活多年，又曾经在广大的中国人群里生活多年。 

　　内容简介 

　　《西潮》是蒋梦麟的自传性作品，囊括了中国1842年至1941年间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前半段是作者“亲闻”的，后半段是作者“亲历”的。作者利用抗战期间躲空袭的“闲暇”，在没有灯光、没有桌椅的防空洞里，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和硬面笔记本，写成这本书。其中既有作者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透视，也反映了在中西文化碰撞下，整个社会的激烈动荡。 

　　蒋梦麟 

　　蔡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长得根深蒂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撅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校长赶到现场，告诉他们，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群众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的”规定的人算账。蔡校长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应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进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群众渐渐散去，他也回到了办公室。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考虑延期收费，才算把事情解决。所谓延期，自然是无限延搁。这就是当时全国所知的北大讲义风潮。 

　　闹得最凶的人往往躲在人们背后高声叫骂，我注意到这些捣乱分子之中有一位高个子青年，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无法逃出别人的视线。我不认识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的一批人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成为神气十足的官儿，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的相貌决不会让人认错，他的叫骂声仍旧萦回在我的耳畔。他已经成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是位手辣心黑的贪员，抗战胜利后不久故世，留下一大堆造孽钱。 

　　几年之后，发生了一次反对我自己的风潮，因为我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一群学生关起学校大门，把我关在办公室。胡适之先生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找警察来解围，但是我谢绝了。大门关闭了近两小时。那些下课后要回家的人在里面吵着要出去，在门外准备来上课的人则吵着要进来。群众领袖无法应付他们自己同学的抗议，最后只好打开大门。我走出办公室时，后面跟着一二十人，随跟随骂着。我回过头来时，发现有几个学生紧钉在我背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开除我所能记得的以及后来查出的闹事学生。 

　　好几年以后，我偶然经过昆明中央航空学校的校园。航空学校原来在杭州，战时迁到昆明。忽然一位漂亮的青年军官走到我面前，他向我行过军礼告诉我，他就是被北京大学开除的一位学生。我马上认出他那诚实的面孔和健美的体格。闹学潮时紧迫在我背后所表现的那副丑恶的样子已经完全转变了，他的眼睛闪耀着快乐的光辉，唇边荡漾着笑意。这次邂逅使我们彼此都很高兴。航空学校的校长来告诉我，这位青年军官是他们最优秀的飞行员和教官之一。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