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谈《今天》：青春和高压给他们能量

北岛近照。

　　在海外多年的北岛回国了。去年底他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回到香港任教。

　　今年恰好是《今天》诗刊创刊30周年。记者采访《今天》旧事之前与北岛沟通，北岛一直很认真，要求记者不仅采访他，也要采访《今天》的其他当事人，芒克、黄锐、徐晓、鄂复明……他在邮件中列出一大串人名。但因版面限制为一人的访谈，记者只好以“缓兵之计”表示之后还会采访其他人，才得到采访机会。之后记者联系芒克，芒克一句爽快的“采访北岛就行了，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充分显示了朋友间的信任。

　　讲述起《今天》的故事时，北岛的语气是平静的，但对每个细节、人名和时间却格外较真。在他那里，历史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事实不容篡改。不满于有学者将“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一直很有涵养的北岛甚至愤怒地说出“睁眼说瞎话”这样严厉的措辞。

　　“从早到晚，来编辑部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

　　南方都市报：在采访黄锐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今天》的创办跟当时西单民主墙这个大背景有关（见本报5月18日B20版《改革开放30周年大家访谈系列之六：“星星”撼动了当时的社会》），是这样吗？

　　北岛：这还得从“西单民主墙”的形成过程说起。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上访高峰期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张贴在这墙上）。这就是“西单民主墙运动”（简称“民主墙”）。《今天》是最早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除了“民主墙”，同时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构文化出版单位和大学。

　　当时民主墙每天都有很多人围观，那是很壮观的场面，现在还可以找到当年人们围观手抄的老照片。那时都是靠手抄，抄大小字报和民间报刊，当然也包括《今天》在内。

　　南方都市报：你跟芒克、黄锐提出创办《今天》，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吗？

　　北岛：这要追溯到北京的地下文学运动。六十年代后期，生活的动荡加青春的苦闷，使年轻一代从书本和写作中寻找精神的出路。每年冬天农闲，年轻人都纷纷回到北京，互相交换书籍，很多人开始写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文化沙龙。当时北京有一个比较大的沙龙，女主人徐浩渊是个传奇人物。七十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艺术家，包括依群、彭刚等人，还有根子（原名岳重）、多多、芒克，他们都被称为“白洋淀诗派”的代表人物。

　　类似的沙龙在北京不少。我所在的沙龙比较小，以我们三个同班同学为主，聚在一起读书讨论，交换作品。后来这些沙龙不断交错重组，大家串在了一起。当年多多和芒克两人就像要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每人年底要各自拿出一本诗集，看谁写得好。

　　当时北京的地下沙龙，赵一凡是个重要人物。他父亲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头头之一。他从小瘫痪，才气过人，从他那里我们借到了很多“黄皮书”。他精力过人，什么都抄，很多地下文学作品因此幸存下来，后来发表在《今天》上。

　　从1969年到1978年，经过近十年的准备期，地下文学趋向成熟，其中以诗歌的成就最高。

　　南方都市报： 《今天》就在这些手抄本的基础上产生？

　　北岛：记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个晚上，我和芒克、黄锐在黄锐家的小院里喝了点儿白酒，我们常在那里聚会。我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他们立即响应，说干就干。

　　南方都市报：开始就你们三个？

　　北岛：那时我们另有个文化沙龙，常在一起聚会郊游。我们把这个计划跟大伙儿说了，全都认可。于是开始定期开会商量，比如讨论稿件、起刊名、找印刷设备。那时印刷设备是由国家统一控制的，一般人借不到。从九月到十二月，我们不停地奔忙。至于稿件，诗歌积攒了十年了，绰绰有余。写信征得蔡其矫和舒婷的同意后，我选了他们的诗。舒婷其中一首诗原题为《橡树》，根据上下文，我觉得加上“致”字效果会更好，于是改成《致橡树》，都没跟她商量。蔡其矫的笔名“乔加”也是我顺手起的。当时缺的是小说和评论，我赶写了一篇，发在创刊号上，此后我几乎每期都写一篇。

　　南方都市报：大家都自己动手写？

　　北岛：也有外来稿，比如马德升的短篇《瘦弱的人》。他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最初我们想发表他的一幅木刻，他也给了这篇小说。我们都觉得小说不怎么理想，先由黄锐改了一稿，芒克改了一稿，最后我又改了一稿，改得面目全非，把他气坏了，写了一封抗议信。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尊重作者，得慢慢学。马德升从创刊号起就加入《今天》，拄着双拐穿过冰天雪地，帮忙干活。

　　南方都市报：你们最早在哪里印制《今天》？

　　北岛：在我们成员中有个叫陆焕兴的，原来是北汽的技术员，他家那时在一个“三不管”地区，是亮马河边的小村子，与三里屯使馆区遥遥相望。陆焕兴和他妻子在那儿租了间小屋，也就六七平方米吧。自七十年代中期起，他们家成了聚会的中心，喝酒、唱歌、聊天，通宵达旦。这群人后来成了《今天》的骨干。

　　南方都市报：纸怎么来的？

　　北岛：当时大家都没钱，当时芒克在北京造纸厂工作，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人每天“顺”一些，积少成多，所以《今天》创刊号的纸张颜色都不一样。这可以算一种时代特色吧。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全是用手工刻吗？

　　北岛：是的，第一期完全是手刻蜡板。当时很难找到油印机，我还为此找过北京医学院团委的张辛欣。谢天谢地，不知道黄锐从哪里弄来一台很破的油印机。我们七个人在陆焕兴家里轮流倒班，谁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有的刻版，有的印刷。最初由于技术差，没印多少，蜡纸就起褶破了，还得重刻。正当我们印刷《今天》时，北京下了场大雪。从12月20日起，我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22号晚终于完工，大家决定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

　　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从我家出发。买糨糊太贵，我就用面粉放在铁桶里熬。随后我还把我们骑的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只需用白色水粉在原号码上添加几笔就行了。1976年“四五”运动中，警察就是通过抄自行车牌号抓人的。吸取教训，我们先把自行车牌号改了。

　　南方都市报：你们贴了以后听到反馈了吗？

　　北岛：其实除了人身安全外，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作品能否为人们所接受。我们混到围观的人群中观察读者的反应。在张贴时附有一张白纸供大家留言，没想到留言中90%都是肯定的，甚至有人留下地址姓名，希望和我们联系。

　　南方都市报： “今天”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

　　北岛：是芒克起的。在一次筹备会上，说起刊物名字，大家苦思冥想，名字都不合适。芒克提议叫“今天”，大家都觉得好，既新鲜又有某种紧迫感。冯亦代把《今天》的英文译名改成“TheMoment”。所以，《今天》创刊号的英文是TheMoment.到第二期重新设计封面时，黄锐还是改成“TODAY”。

　　去年年底在澳门举办的中国文学讨论会上，有个复旦教授在发言中，试图把“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的范畴中，让我很愤怒。我提醒他说，《今天》在创刊号上就已发表了评论文章《评〈醒来吧，弟弟〉》，副标题是“醒来吧，刘心武”。可见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伤痕文学”极其反感，要跟它划清界线。

　　“伤痕文学”不是文学，而是另一种宣传代用品———把文学当成控诉。再说，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受害者呢？“伤痕文学”就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之后编辑部就发生了分裂？

　　北岛：很多民刊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家都面临着生存危机：一旦受到钳制该怎么办。于是达成共识，由各个刊物派代表成立“联席会议”，互相支持。1979年1月底，通过联席会议协调，各个刊物在“民主墙”前搞了一个公开演讲会。那些政治性刊物，诸如《探索》、《人权同盟》，言辞非常激烈。当天晚上，在《今天》内部大家吵了起来。刊物何去何从：到底坚持纯文学立场，还是要卷入到民主运动中去。

　　当时代表《今天》在联席会议签字，同意参加集会的是芒克，反对的人要求芒克发表个人声明，贴到“民主墙”上，说明他无权代表大家签字。但我坚决反对，觉得事到临头，只能扛，于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要么反对者留下来办《今天》，我们退出；要么他们离开，由我们办。那天晚上除了三个发起人，即芒克、黄锐和我，其他人都离开了。我们从读者留言上的联系地址，并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批新人，他们后来成了《今天》的骨干。

　　南方都市报：你们做杂志的详细情形是怎样的？

　　北岛：《今天》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比较松散的作者队伍，每月定期开作品讨论会。每个人念完自己的作品，大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通常在《今天》的成员赵南家，他家房子开间较大，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来参加作品讨论会。另一部分是就是刘念春的家，那是编辑部所在地。他们哥俩都搬出去住了，被我们喧宾夺主。从早到晚，来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护士、售货员、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等等。那个以编辑部为中心的圈子鲜为人知，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献身精神，《今天》才得以存活下来。

　　南方都市报：那些不搞创作的人去那里做什么呢？

　　北岛：很多人喜欢文学，但不一定非得写作。大家在一起边干活边聊天，讨论各种问题。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掏腰包凑钱凑粮票，做一大锅炸酱面。记得我的《回答》在《诗刊》发表，我拿到九块钱稿费，马上到附近饭馆请客，不够，大家再凑凑。那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其中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觉得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