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相似,皆可激发人之本能。
大灾当头,人的真实性情焉能无动!
灾难也可以检验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科技的水准与情态,公众的心理以及民间的习俗。
汶川地震,旷世之灾,垂首哀恸之后,我看到了人的本能,人的性情,人为的社会。 于是,我看到了耀眼的光明。
这光明就是:人民的团结、政府的尽责、士兵的坚强、人心的凝聚、科技的进步、文化的弘扬!我们的国家已经很久没有如此同心同德,我们的百姓已经很久没有如此彼此感动!灾难让我们料想了民族未来的强盛与和睦,接纳了世界尊敬的目光。我们因此而欣喜若狂,而热泪盈眶,而把一切看得美好,感知到人间的善良。当然,我们因此也回首往事,叹喟世事沧桑。
我是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汶川的,惊恐的灾情,庞大的营救,生存的渴望,重逢的欣喜……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每个角落,每个细节,都不被遗漏。那些画面和声音,点击了我记忆的窗口,搜索出尘封已久的历史页面,带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重返另一个目不忍睹的废墟,重新被暴雨激醒、被酷日灼伤,重新听到成团的苍蝇始终轰鸣在血腥的气味里,压倒了一切哭泣和呻吟。
那就是三十多年前的唐山,那也是一场生灵涂炭的浩劫。那里也是有可歌可泣的坚守和拯救,也有无数崇高的情感奔流。但是,在媒体单一信息闭塞的彼时,关于那场地震的全貌与历程,外界的认知相当笼统。至少,与今天被全世界聚焦显微的汶川相比,唐山的情形截然不同,因为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历史上一个极端的段落,社会封闭,思想禁锢,科技落后,文化凋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正值孕育着惊天风暴。那一年,领导中国一个时代的最高领袖相继离世,人心思变,山雨欲来!在那样一个时刻出现那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灾害,数十万生命顷刻乌有,更是对人类生存极限和生命价值最残酷的挑战和试验。
我用这部小说记录了那段历史,1976年7月28日下午,我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忽然在机关的大院里召开干警大会,那个大会只有简短的五六分钟,便在点名声中匆匆结束。我听到有人高声点我的名字,便出列爬上一辆无篷的卡车,那辆卡车拉着被点到名字的所有人,在那个汗热的下午仓促启程。每个人都赤手空拳,只穿一身薄薄的单衣,挤靠在车厢粗粝的槽帮上,在黄昏到来之前驶离北京。那天夜里下了雨,我们在漆黑的雨夜中辗转颠簸,我当时还奇怪沿途远近何以看不到一点灯光,嗅不到一丝人气。尽管卡车开动之前我们已被告知,发生于昨夜的地震并不在北京,而是在唐山!中央政府是在震后次日的中午,才从一个历险逃出的唐山人口中得知情形。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们这几辆卡车和卡车上的徒手之众,就是当年第一批赶赴灾区的先遣之兵!
我们在塌桥断路的缝隙中艰难挺进,在第二天中午进入死气沉沉的灾区。从那天开始我在灾区投入抗震救灾的各项工作,那身单衣就从未换过,一月之后已硬如铠甲。8月底我染上痢疾被送回北京。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又随队押解了近2000名囚犯再返灾区。数年后我用笔写下了那两个月生活中的某些片断——并非那场灾害的全貌,而仅仅是个人记忆中的几个脚印——比如某些见闻,比如某种感觉,比如某段爱情……
那时与汶川同样惨烈的一场地震,只因时代不同,所以故事不同。相同的也许只是人情的温暖,人命的可贵,还有,那腔在苦难中才会燃烧的热血和被热血烧尽的青春。(本文为海岩小说《死于青春》再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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