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自家的癖性

　　文人情趣，也是个大家喜欢的话题。其所以如此，或缘好奇探“秘”，或欲“求其友声”，也种种不一。这方面我倒不是不想谈一谈，但总嘀咕——先得够个文人，才有资格谈自己的情趣，而文人者，并非与一般知识分子乃至作家之群是同义词的，自己原不够个文人，又何必妄谈情趣？因此久未落笔。

　　友人有善诙谐者，向我说道，你就作为一名“准文人”、“候补文人”甚至“冒牌文人”也好，何必认真“鉴定”？就来谈谈嘛。经他一鼓舞，我的勇气果然“大幅度增升”了。 

　　我这人兴趣广，嗜好杂，条理乱，不谈时倒不以为意，一谈时方知大不简单。虽不比“一部二十四史”，却也不知从何说起才是。 

　　古文人似乎离不开琴棋书画，被人视为雅事，但雅过了分儿，已变为“俗套”了，一提起真觉太“酸”。我看还不如书剑二事，就无那段俗气味儿。老杜的名句“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真写得好！又古时书生，常说是“书剑飘零”——就是飘零也显得那么风流潇洒，定非俗物。 

　　因此，窃慕于剑。我买了三把，一是龙泉的，木鞘，黄铜凿花护饰，钢与木皆本色，不电镀，不抹漆，不贼光刺目，我心甚喜。挂在墙上，大红丝穗子，那斜悬的剑姿，启人美感。有时抽出剑来舞上几下——“自造”的“剑法”，取其“意思到了”。比如陶元亮的琴，不张弦，不也是“意思到了”？又何必学会一套“青萍剑”呢？ 

　　提起琴，我与古琴、瑟、筝等无缘，交游名家室中常见，但未触过一下。而凡是“今”世（指我少年时）的“俗乐”，不拘弹拉吹敲，几乎所有民族乐器都弄过，丝竹二大类，只管子不能，因无那一段充沛惊人的气力。京剧的文场武场也都乱来不惧。还有津门特有的法鼓——大鼓、铙、钹、铛、为“五音”，都很“拿手”。我酷爱京、昆剧及大鼓曲艺，京剧还粉墨登场过，演《春秋配》、《玉堂春》、《虹霓关》的小生。 

　　耳朵一坏，这一切都绝了缘。似乎老天不愿我那么胡闹，将我“改造”成一个“内向”“面壁”的书呆子。 

　　我从未落一个笨的称号，平生在学总是“名列前茅”、“鳌头独占”的，小时颖慧，“过目不忘”是丝毫不掺假的——可就有一样极拙极笨：不会下棋。走象棋，“马日相田”是懂的，但总难制敌取胜。不知为何，对这样去“钩心斗角”的耗费神思，觉得了无意味，只得敬而远之。 

　　书画自幼皆喜涉笔，但不成“气候”，也都荒废放弃了。 

　　——那剩下的还有什么吗？ 

　　答曰：有，不但有，还是不少。我酷爱民间工艺，过年过节的，孩童得以为宝的，我也喜而宝之。我这人有点儿怪，不喜欢“高档”“精品”，职业工厂“生产”的那种“宫廷摆设”，有钱也不想买，莫说无钱了。那种东西工虽精细，可是越细味道越薄，全无魅力引动我。而民间的手工艺，泥垛的，纸糊的，其味无穷，可爱之至。旧时的年节庙会，棚摊路摆，人人买得起。可惜，这种宝物已很难见到了，每逢节日，总想寻个赏心悦意的小玩意儿——总是失望而归。心中有一段难言的惆怅之感。 

　　我特别喜爱红烛、纸灯这种“过年”的东西。不用往远说，五六十年代北京街头，腊月底就有挑担子卖红灯的，秫秸细篾片圈成的八棱灯骨架，油得半透明的大红纸糊得挺挺的，在阳光下发出喜庆的光彩。白日买一个提着回家，路上引得小孩童张大了眼，投以惊羡的目光。夜里点上，那微微晃动的内蕴而外溢的红光，真是一种人创的仙境。小孩们若打着红灯在院里走，远远地看去，美极了！ 

　　它和电灯的光亮、气氛、境界，是如此地不同。其理何在？愧非科学美学家，不能自问自解。 

　　还有走马灯，迷人极了。民间巧手，用秫秸棍儿扎成一座楼阁，糊以白纸，中燃红蜡，火气上冲纸轮就能旋转起来——周围系着纸剪的“皮影”人子，男女文武，影映纸上，宛如相逐而行。小时面对此景，真如人间天上，神往意迷！ 

　　但是不知为何，这也再难享受了，好像绝了迹。有一年鼓楼举办灯会，过元宵节，报上宣传，我特意赶去——一见之下，原来尽是些小电灯泡的玩艺，用返光刺目的人造绸绢之类制的，一个转盘，坐立几个绢人子，单摆浮搁，了无意蕴，但见电流通时，盘子转动，几个呆板的绢人就那么毫无意味地兜起圈子。我感到索然兴尽，后悔为这个挤车奔波一大阵子。以后也再没有看过。 

　　在海外逛商店时，看见那琳琅满目的形形色色的蜡烛。他们吃晚饭，故意去电灯而点彩烛。圣诞节的烛光炫影，更不可或少。这不禁又使我十分困惑：西方是电的世界，可是蜡烛仍然魅力未减。在北京，我想买支红烛点点，领略一丝诗词中引人入画的“绛蜡”、“兰膏”、“蜜炬”的意味，却无觅处。 

　　此仅一例，已写了这么长，看来谈情趣也很麻烦，何况再论文人乎？ 

　　（摘自《红楼柳影》，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