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零年代，那些无处释放的青春——访著名作家殷谦

　　记者：出生于70年代末，现在对70年代有何感知？

　　 殷谦：对于70年代我不能妄加评论，毕竟我生于70年代末，长在80年代，因此对70年代的事情并没有一个全面的感知。有些事情是听父辈们说起的，那时候他们经历过大锅饭、红卫兵，还经历过包产到户。我感觉70年代初、中期的人还好，那时候的人思想都比较传统、单纯，情感也比较丰富，多少还保留着那么一点崇高的道德激情和英雄气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较憨。时代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却变得如此淡薄，存在主义式的自私和冷漠，我们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眼里只有自己，而很少有别人。

　　 70年代处在社会转型期，属于启蒙的时代，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年轻人大概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精神面貌等方面失去了自己的主张，呈现出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开始跟进潮流，棉衣绵裤大头鞋的时代逐渐远去，高跟鞋喇叭裤就是那个年代其中一个时尚潮流的象征。尤其是大城市的人，精神生活被"享乐"原则和"商业"原则所主宰，很多东西被流行时尚所取代。进入80年代，大行其道的犬儒主义、泛滥成灾的利己主义，甚嚣尘上的拜金主义，流行一时的享乐主义都已经渐渐形成气候，教育制度残缺，让人的那种单薄而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不复存在了。

　　 轻逸取代沉重，享乐取代痛苦，肉体取代灵魂，物质取代精神，市场经济时代的"商业原则"几乎控驭着人的精神；原本就脆弱的精神原则几乎在顷刻之间趋于瓦解，"超功利"的价值原则被"商业化"的利益原则所取代；伟大崇高的上面是油滑的市侩，人们走进由一群西方现代主义的青年驾驭的队伍，竖起了"潮流时尚"的大旗。到了90年代更悬，许多人的精神状态都那么浮躁和衒惑、迷乱和颓废。原本就很脆弱的精神秩序和价值体系遭遇商业化狂潮的冲击，一种有害的精神气候在政治腐败的推波助澜下形成了。缺乏价值中心感以及缺乏成就感和意义感、就是在这种精神气候的影响下成为不少人日常的精神状态。

　　 说实话，要说还是70年代的人好，活得充实、踏实，活得快乐、幸福，过去那个年代，有很多很多东西，现在都听不到了，看不到了，也感受不到了。

　　 记者：童年的记忆是什么样子？

　　  殷谦：童年生活在新疆伊犁。童年有浓浓的爱，也有隐隐的痛；有深深的眷恋，也有淡淡的感伤。我记得小时候务过农，拿着镰刀割麦子、抗着铁锹浇田，骑着马放牧，每当有月亮的晚上，我和伙伴们聚集在月光下，点起篝火唱歌跳舞。现在想起来，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活。

　　 如今在城市生活很多年了，那些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那时我生活的地方，人们都很淳朴，无论是汉族还是回族，还是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乡亲，他们不仅像父亲母亲一样呵护着我，而且还让我懂得了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美好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美好的情感，它好像大草原上的野花，在阳光下灿烂地成长，像伊犁河里的水源远流长。

　　    记者：自幼酷爱写作，有何由头？

　　  殷谦：有时候做自己热爱的事是无须由头的，因为热爱所以才去做。我的父亲喜欢古文学，父亲做过中学的语文教师，后来就是因为父亲的文笔好，才被调到了党政部门。我小时自幼喜欢写作，这大概是受父亲的熏陶吧。我记得6岁的时候就看过很多书，那些书就在成人眼里都是僻涩难懂的书。7到8岁开始乱七八糟写一些文字，我只记得那时候，小学老师常夸我作文写得好。9岁时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大肚皮的爸爸》，发表在《中国少年报》，编辑老师给我的评语是，这是中国少年写的第一篇反腐败小说。11岁的时候发表了小说《桃子熟了》，有点影响。也许是生活阅历贫乏的缘故，12岁以后觉得小说很难写，于是我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北野"，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4、5岁的时候，不知不觉中，我在当地文学界已经是小有名气了。

　　  记者：小时候喜欢的偶像或者明星是谁？

　　 殷谦：小时侯的偶像好像就是曹雪芹、罗贯中、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至于喜欢的明星，好象有点不记得了，那时候有费翔、崔健、李春波、郭富城，有好几个我都记不得了，只是那时候通过卡带听过他们的歌，而且听几遍就会唱，现在好多都记不清了。

　　 记者：16岁出版成名作长篇小说《花开花落》，还记得当年的情景吗？为什么要创作《花开花落》，写作期间遇到过一些什么困难，是否想过退缩？

　　  殷谦：《花开花落》是我1991年到1992年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写的，有18万字吧。当时家里困难，当时没有钱买3块钱的邮票，我就偷偷拿了家里的50个鸡蛋，记得那个时候，我背着一包鸡蛋，抱着一大叠稿纸去了乡里的邮电所，把鸡蛋给他们当邮资，就这样把书稿邮出去了，回家后被母亲责备，因为那些鸡蛋当时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那是家里日常的贴补，油烟酱醋全要靠它换取，可想而知那时候母亲的心情。3个月后我收到了出版社的通知，他们告诉我，书要出版了。《花开花落》是我写那个时代的青少年的爱情生活，属于青春小说。创作时也没有什么目的，还是喜爱文学的缘故，我当时做梦都没想到会出版，而且那么顺利。当时中国大概还没有互联网，所以网络上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消息，媒体也没现在这样热衷于炒作，所以知道的人不多。说到困难，大概是有吧，记得不是很清晰了，写作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写作期间最犯愁的就是没有稿纸，每次我都偷用父亲的稿纸，而且，我的草稿基本上都是在废弃的作业簿上完成的，每一页稿纸对我来说都很珍贵，我在誊写的时候都非常小心。那时候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父母因为忙，照顾不了我，那时候感受最深的就饥饿，还是挺过来了，从来就没有退缩的意识，写作的时候很疯狂，不知道累，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饥饿了。

　　 记者：成名之后有什么感想？　　 

　　殷谦：成名后感觉还不如不成名，自己给自己套了副枷锁，倒有些"骑虎难下"，因为文学这东西，往往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写作是灵魂的事业，文学创作从本质上排斥物质的功利性，因为它是灵魂的事业。我想，无论你曾经拥有或者享受过多少，金钱最终都会腐烂；肉体终将都会消亡，而只有精神才是不朽的。其实为文学就不要为名，一个作家最好不要太看中名气，名气太大了，文学这种东西也就变得功利了，常常会掩杀了作家创作的灵气，尤其作为作家，就要用别于世俗的尺度和眼光，一个作家的名声和一个作家的作品，其价值的确立和形成，需要一种超越功利的心态，需要一个排除名利、欲望的宁静氛围以及渐缓的沉淀过程。

　　 记者：您的作品有许多与青春有关，最新著作《无处释放的青春》描绘的是80年代后人的故事，您在创作之初为何由此定位？　　 

　　殷谦：《无处释放的青春》是我写得惟一一本80年代后的校园青春小说。70年代的人也可以写80年代的故事，这不是问题的本质。关于我的这部小说的风格的突转，这要和现在的图书市场有关系。现在的图书市场，就是市场需要什么作家就写什么，也许这并不是作家的本意，但是作家也要吃饭，也要生存，至少对于我而言，这也是一种无奈，但是我们还要面对现实，因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时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异化状态。

　　 80年代后有一批作家已经在媒体的帮助和批评家的纵然下名扬四海，他们获得了很大的名气，这种名气赋予他们的名字以巨大的魔力，商业时代的人们也将他们这种魔力用来推动市场。于是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商业时代的新宠。其实他们的作品与他们的名声极不相符，那些作品哪里是什么文学，但是他们却占领了市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就喜欢拜读他们的作品，所以他们也只能在这种光环的笼罩下将文学变成了一种异化性的写作。我不认为《无处释放的青春》是文学作品，虽然谈不上什么文学，但也要比那些异化性的写作要好得多，我把它当作小说故事来看的，讲这个年代的爱情故事。我个人觉得这本小说是非常好的一本小说，虽然是青春爱情小说，但我认真地写了，至于《无处释放的青春》究竟怎么样，那只有留给读者去评论。　　

　　 记者：在《无处释放的青春》的自序中您提到，"也许青春是一个梦想。缠绵的爱情、新潮的衣衫、舞厅、劲歌曲、咖啡座、美容院是青春岁月的一部分；然而，人们常常以为这就是青春的全部。还有多少青春在孤独、悔恨中度过呢？青春时不时地让我们感到一无所有。向往中的未来，在我们心中可触、可感、可思、可念。成功常常意味着青春的失去，仿佛它们不共戴天；我们拥有青春，却不能为此而感到幸福，我们获得了幸福，却为此而付出了青春。岁月悠悠无情……"您怎样定义青春？

　　  殷谦：这只是我的一种看法，现在来说，青春就是一笔财富，拥有这个财富的人就应该为社会发挥出自己的光和热。若不能造福社会，最起码也不要害社会。青春是有限的，要利用这个时间做一些有用的和有意义的事，不要浪费了大好年华，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需要去做。岁月悠悠无情，当真的有一天失去了青春，就会发现我们在那个时候应该做的事都没有做好，应该去完成的事都没有完成，空留一些遗憾。回忆是痛苦的，但是记忆却是美好的，青春尚在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美好的记忆，而青春逝去后，我们只有孤单的回忆。可惜的是，有些人活一辈子，却连一点回忆都没有，这真让人惋惜，青春是多么的宝贵。

　　 记者：您曾经的梦想是什么？介绍一下您现在的工作。

　　  殷谦：我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可是当初鬼使神差地搞了写作，现在想起来还有些遗憾。我现在的工作是《TV-72》电视杂志的常务副总编，这是一个新型的媒体，是中国第一家数字电视互动杂志，我很热爱这个媒体，通过我们《TV-72》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相信有一天她会壮大，成为家喻户晓、人人喜爱的电视媒体。

　　 记者：您是否同意以十年为单位，给不同年龄段的人贴上不同的标签？　　 

　　殷谦：这个没有什么意义，有些人总是很自恋，喜欢给自己贴个标签，其实人欺骗不了历史，欺骗不了时间。

　　 记者：《无处释放的青春》书中也有提到过中产阶级，您认为自己是否属于中产阶级？

　　  殷谦：在《无处释放的青春》里是提到过中产阶级，小说中有些人为了物质，选择了中产阶级，也有些人为了追求梦想，选择了下层阶级，但当下这个时代，下层阶级的都拥有爱情，但往往没有保险，而中产阶级的都拥有物质，但往往没有爱情。人就是生活在矛盾中，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只要对自己负责。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属于中产阶级，作为一个作家，为他人写作就是自己的责任。我说自己是底层阶级，是因为我有对残缺的不满，也有对苦难的敏感，更有与底层人站在一起的大胆，如果我成为中产阶级，生活得安逸了，自然就不会去想文学创作了，那么我必定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其实在这样一个性质特殊的市场经济时代，我常常也陷入到一种尴尬的境地，但我想我的文学信念不会轻易动摇。面对混乱和复杂的现实，中国的很多作家虽然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且也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但他们实质上已经沦落成御用文人，或沦落成市场的奴隶，他们的创作只为销量，而不再为心灵负责，创作成为他们改变经济地位的一种手段，他们不但改装了自己的信念，也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如果我选择文学，选择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那我宁愿为自己的心灵负责，所以，如果我选择文学事业，那就注定与以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为主的中产阶级划清界限。

　　 每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不同，人各有志吧。在中国，中产阶级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在我们现在的作家队伍中也不乏中产阶级，他们享受着媒体的吹捧，享受着人们的崇拜和艳羡，而且在写作上，他们满足于现状，并且缺乏首创精神，更是丧失激情，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既不关心现实，也不关心底层人，彻底沦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生存哲学就是庸俗的享乐主义和利己的个人主义，这才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的代表。

　　  记者：根据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的标准，是否是中产阶级可以用三个问题来判断，"1.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2.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3.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如果有任何一个答案为'是'，你就不算中产阶级！"他讲的是日本的状况，他认为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如今正在快速消失，其中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您是否认同此观点？为什么？

　　  殷谦：他说的是日本的状况，我对日本不大了解，也不感兴趣。如果非让我说，那我就说句玩笑话，也许日本大多数人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富裕，我想那个弹丸之地，想发展起来也有局限，富得还是拥有各种资源的少数人，大多数人过得还是不容易，贫富悬殊会越来越大，富得人会越来越富，穷得人也会越来越穷，那个管理大师也许说的对，日本迅速消失的中产阶级，其中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在这个地球上，至少有80%的人可不都是这样吗？

　　   记者：其实许多的中国人都难弃中产阶级的梦，您呢？是否也有或者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梦？

　　  殷谦：每个都有自己的梦想，区别在于"大梦"或"小梦"而已。每个人的梦想总是美好的，人人都想做好梦，但好梦成真毕竟是少数，梦与现实毕竟不是一回事，在自己的时代，如我一样的精神上的流浪者都活得不大自在。

　　 其实有很多60年代和70年代的优秀作家，在进入80年代以后就面临着尴尬的生存境遇，为了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他们或许"无奈"地将自己的影响力和文学成就，转化成了媒体资源和市场资源，他们是获得利益最大的，也是娱乐主义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最受关注的一个群体。我也是凡胎肉体，中产阶级的生活对我也有巨大的诱惑，我甚至无时无刻都在做这样的梦，而直到现在，也许一个人抓住一个必然就要放弃一个必然，所以，我的梦也不过只是个梦而已。

　　 我的梦想就是自由和欢乐，而真正的欢乐蕴藏在人的感情和内心中。其实人的一切就是感情，一个感情冷漠的人他即便拥有巨大的财富，但是他仍然是孤独的。那就让我们放飞自由的梦想吧，让我们把奢侈留给那些富人，把傲慢留给那些贵族，要知道，就算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人，或许他的价值可能和一个傲慢的或有权势的人的价值相等，阶级不是根本问题，你眼里有阶级，那么这个阶级就会永远在你心中，你眼中无阶级，那么阶级就不存在。世界就在你心中，就看你的心中有没有世界。

　　  记者：有人依据世界趋势得出判断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梦无法实现。您是否认同？对此，您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

　　  殷谦：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是自作聪明就是杞人忧天，到底如何去判断以后的事情，也许暂时不会实现，那么将来呢？如果说50年之内无法实现，那么50年之后呢？100年之后呢？这个谁又能说得清楚，我这个人总是对别人抱着乐观的态度，所以还是乐观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