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到一代大师季羡林先生，说得最多的绝不是有关于他的学术研究，而是旷日持久的关于他遗产的争夺。这既是一笔难以理清的糊涂账，也是一个学者家庭令人唏嘘的悲欢离合。
争产
季羡林之子季承与北京大学之间关于季羡林部分遗产的争夺仍在继续。3月27日，82岁的季承诉北京大学返还原物纠纷案二审再次开庭，此前，原告方季承要求被告方北京大学出示2009年1月13日，向季羡林先生退还捐赠协议时的谈话录音，因北大未能提交，于是法院宣布休庭，这一次北大同样未能提交，于是案件再次被申请延期处理。
一审时，季承（左）在法庭上
这份并未证实的录音资料对季承非常关键。季承的代理律师卞宜民告诉本刊，2009年1月16日，北大当时的副书记杨河到301医院病房看望季羡林先生，带去了北大关于季先生私人财产的党政联合会议八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对季羡林存放在北京大学的物品重新征求其意见，捐与不捐由季羡林决定。
北大方向法院提供了当时的谈话录音，季羡林表示，“书就放在学校……所有的藏画将来决定怎么处理。”在遗产案的一审过程中，法院认为季羡林所说的“考虑考虑”，只表明其有一定犹豫，但直到逝世，都没有明确表示要解除协议，因此驳回了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认为季羡林与北大做出的捐赠协议已经成立并合法有效。卞宜民说，实际上在1月13日，杨河曾经来病房把赠予协议退还给季羡林父子，这天的谈话内容更能明确表明北大和季羡林各自的态度，当天，季承看到北大同样是做过录音的，因此希望北大将其公布。
2001年，季羡林与北大签署了《关于季羡林先生向北京大学捐赠个人所藏图书、手稿、字画等物品的协议书》，这一举动在当时非常轰动，季羡林因此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在季羡林“裸捐”的背后，则是他与家人的分道扬镳。1995年，季羡林与儿子季承断绝了往来，直到13年后，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才重新和儿子恢复了往来。
季羡林先生向北大捐赠个人藏品（资料图）
在父子重归于好之后，季承拿出季羡林写的字条，内容包括：已向北大捐赠120万，今后不再向北大捐赠；以前保存在北大图书馆的文物，是委托保管，不是捐赠；委托季承全权处理他的一切事务。据此，他主张北大返还图书馆内保存的季羡林所藏字画共计649件，估价在一亿元以上。对此，北大则答辩称：季羡林先生未有撤销《捐赠协议》的行为，且《合同法》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可以撤销的规定。季承提出的“返还原物主张”没有依据。
“但当时协议中，没有所捐物品的清单和约定的捐赠时间。”卞宜民说，在附件中的14类捐赠品中，字画在第5类，并没有明确写出字画的名目和性质，标的物不明确，交付的时间也不准确，只是笼统地说半年以后，这在法律上只能认定为是“预约”，而不是《合同法》中的“邀约”，不应以《合同法》来对待。另外，季羡林明确表示要撤换掉身边秘书后，北大归还了季先生保存在秘书手中的身份证、工资卡、存折以及两套房子的钥匙。
2009年6月，季承与北大交割季羡林位于蓝旗营住所物权时，又发现前任秘书李玉洁私藏的72幅珍贵字画，“北大认定这些字画是季家的私人财产，因为一旦认为属于捐赠部分，这就属于盗窃行为，是北大的失职。”卞宜民说，这些文物清点之后交给了北大图书馆代为保管，但时至今日，这72幅作品与已经保存在北大图书馆的另外577件字画一起，现在都被认定为北大所有。此外季承还提出，季羡林在捐赠时并没有考虑到财产属于季羡林夫妇二人共同所有，季羡林夫人彭德华的财产部分应当归还。
父子
1995年初，季羡林发表一篇文章《求仁得仁，又何怨！》。在这篇欲说还休的晦涩文章中，季羡林说自己“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他的这句话是由英国作家哈代的长篇小说《还乡》引起的，书中一位母亲说自己是被儿子遗弃的老婆子。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疑惑。
在现实中，季羡林正在与自己唯一的儿子和整个家庭决裂。季承告诉本刊记者，1994年前后，母亲彭德华病重住院许久，春节前，为了能让母亲回家过年，他和保姆从早晨一直收拾到下午四点，而父亲一如既往地不闻不问，最后因为一盆花找不到了，父子二人吵了起来。“他生气地说，‘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妈！’他觉得我们对母亲比对他更好，这让他很不高兴。”季承说。
季羡林季承父子（资料图）
季羡林当时的秘书李铮劝父子二人和解，季承于是把闷在心里的不满全都发泄出来，“父亲当时承认，他的确对这个家做得不够。但是过了一阵子，他又反悔了，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洗车，他突然跟我说，‘以后你不用来了。’我明白他是要赶我走，从那之后我们就13年再没见过面。”
那时原本就是季家最悲伤的一段日子。季羡林的叔祖母、女儿季婉如接连过世，季羡林夫人病重，父子决裂后不久，彭德华也去世了，几年后，季承的姐夫也因病去世，季承和自己当时的妻子早已貌合神离，三个孙辈都在海外，季家因为父子二人反目分崩离析。
“我和我姐姐都没有感受过父爱。”季承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赴德交换研究生班时，季承只有三个月大，姐姐季婉如只有两岁。此后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11年后才回到国内，季承和姐姐的童年里完全都没有父亲的角色，“我当然跟我母亲更亲近，是她和我的叔祖父、叔祖母把我养大的。”
季羡林在济南的叔父没有儿子，和季羡林的父亲商量，让季羡林到济南生活，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过更好的生活，以后让他在农村老家和济南各娶一房媳妇，哪房媳妇生了孩子，就当成是各自的孙辈。季羡林六岁来到济南，按他自己的话说，从此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叔父严肃，婶母偏心眼，他的堂妹也很嫉妒他，他不但被自己的亲生父母遗弃，眼前的生活又十分委屈。季羡林的婶母去世后，叔父续弦娶了新的太太，季羡林对新的婶母也不认可，为了躲避他们的婚礼，他把赴德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月，躲到了北京去。
1934年，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大学毕业时留影
而这位婶母其实非常善良能干，季羡林回国后才知道，婶母不但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甚至在家境困难的时候，凭着在娘家学过医术的底子当起了郎中，治好了很多人的病，也帮助家里渡过难关。季承告诉本刊，尽管季羡林对叔父婶母心有芥蒂，但在他和姐姐的眼里，两位老人就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尤其是叔祖母，跟他和姐姐感情非常深厚。
季羡林从德国学成归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一双儿女后来陆续到北京读大学、工作，平时在周末去北大看父亲季羡林，但相处之中非常生分。“那时我分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就在中关村，和他离得非常近，在我们办公室的楼上可以看到他书房的灯光。但我一次都没有单独去找过他。每次和姐姐周末去看他，我们除了谈天下大事，他几乎不问我们个人生活如何，未来有什么打算，我们就是陌生的朋友。”
季承的叔祖父去世后，济南老家只剩下叔祖母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季承姐弟俩很惦记两位长辈，经常私下商量要把她们接到北京来一起生活。“但是父亲对我们的冷漠态度，让我们很担心，母亲来了，他是否能够接纳。”季承说。季羡林和母亲彭德华是包办婚姻，彭家是叔祖父的邻居，季羡林原本喜欢的是彭家老二的四小姐，但彭家嫌弃季羡林一身土气同时家世平凡，主事的彭家老二只肯把四弟的女儿彭德华嫁给季羡林。彭德华没有文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家庭妇女，结婚后没几年，季羡林就去了德国，后来又到了北京，夫妻之间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
季承说，他和姐姐曾经向父亲提出，接叔祖母和母亲一同来北京居住，没想到父亲说，“我和你妈没有感情。”严词拒绝。“但是他那时在北大一个人住得很苦，一间朝北的屋子，窗户漏风，吹进来很多沙土，他晚上只能蜷着睡觉，是我帮他在窗户上封了胶条才好了一些。1950年代的困难时期，我和姐姐下定决心要把两位老人接来一起住，如果父亲不同意，就让两位老人和我一起住。”
2008年11月7日，73岁的季承到北京301医院看望97岁的父亲季羡林，父子二人13年未见后首次团聚
季承把老人接来后，跟他一起住在中科院的宿舍里，后来他写信给北大校长，解决了两个人的户口问题，学校分给季家一套四居室的公寓。北大热心的工作人员帮忙把房子安顿好，还买了一张高级的双人弹簧床，摆好了铺盖，没想到季羡林很不高兴，说自己要睡单人床，不然睡不着觉。没办法，只能把床退掉，换成了单人床，季羡林自己住一个屋，彭德华和她的婆婆住在另一间屋里。“我这才知道，他心里对我母亲有多排斥。他是一个不愿意跟人吵架的人，之前他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忍着不说，睡在同一张床上是他无法忍受的最后一步。”
一家团圆之后，季家的生活在外人看起来非常其乐融融。“逢年过节的时候，父亲经常提议全家人一起出去玩。除了我们家，经常还会叫上同在北京的五舅一家，以及父亲的秘书李铮一家人。每次都是他出钱，我来组织，天坛、八达岭、颐和园，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去遍了，各种高级的餐馆，东来顺、全聚德、翠华楼、莫斯科餐厅等等也全都吃遍了。”
但这种表面的和睦其实非常脆弱，李铮的儿子李小军告诉本刊，季羡林尽管是活动的核心，但是和所有人都有种距离感，“我每次去参加聚会，都会有一点不情愿，喊一声‘爷爷’就赶紧跑开。我觉得季先生是一个不适合结婚的人，我整理过他留德时的日记，里面很少提到自己的子女，这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他离开的时候两个孩子都那么小，一般父母会非常惦念，张口闭口都会说到自己的孩子，但是他没有。”
也许季羡林并不愿意沉溺于儿女情长和家庭琐事之中，“文革”后恢复了正常的学术工作之后，他开始孜孜不倦地耕耘自己的事业，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读书，撰写了《糖史》，重新开始了散文写作，参加社会活动，学术地位与日俱增。在儿子季承看来，是家人在背后默默付出，季羡林才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潜心治学。每周末，他和姐姐分别回家中照料一天，“进了屋就立即开始干活。每周末都要组织一次家庭聚会，常常请亲戚和李铮一家来，人最多的时候要做三张桌子，我负责做所有菜，姐姐帮忙打下手。”
但随着叔祖母和母亲年迈，身体每况愈下，姐弟俩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了，除了要照顾三位老人的饮食起居，还要面对季羡林的很多不满，比如不愿意换床单、不能用自来水拖地、不用洗衣机电冰箱等等，季承说，姐姐对自己辛勤付出但却没有换来父亲任何的安慰深感不满，几次想跟父亲“摊牌”，把情绪发泄出来，但都被季承劝住。而父亲听闻女儿对自己非常不满，两人关系搞僵，女儿生病住院期间，季羡林只去看过一次，包括女儿、婶母、妻子三人在内，他们的葬礼季羡林都没有参加，只是分别写了散文作为纪念。
身边人
季承并没有想到，自己与父亲决裂，之后竟然13年未能相见。2002年，季羡林住进了301医院，之后便很少再出来活动。断绝与家人往来之后，东语系的一位教授夫人李玉洁承担起了照顾季羡林的工作。季承与李玉洁最初还算相处融洽，但凡季羡林有什么状况出现，李玉洁都会找季承商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季承感觉李玉洁“开始提防着自己”，比如季羡林做白内障手术，季承在事后才有所耳闻。
等季羡林搬到301医院之后，李玉洁更成为北大委任的季羡林秘书，是外界接触季羡林时的把关人，季承再想见到父亲，均遭到李玉洁的阻挠。季羡林的学生，山东人梁志刚告诉本刊，不止季承本人，很多人都很难接近季羡林，“对方说，季老说了，‘山东是我的老家，如果有山东人说是我的亲属朋友，让你们帮忙办事，你们不许答应。’这让我非常意外。”
这种隔绝的状况一直延续到2008年。围绕在季羡林身边的一位字画商人张衡，声称在拍卖市场上买到了几幅季羡林收藏的字画，由此认为北大保存的字画已经流失到市场上，引起舆论哗然。这场风波最后不了了之，字画真伪的鉴别也没了下文，但正好给了季羡林一个机会，他终于可以表达出希望换掉身边秘书的想法。
当时李玉洁已经因为脑溢血住院，北大教职工杨锐接任了季羡林的秘书一职，季羡林对这位秘书非常不满。通过写信给温总理，北大撤掉了秘书，同时别人告诉他，季承早就想来看他，于是父子二人终于获得了见面的机会。季承还带来了自己的妻子和几个月大的儿子，这位妻子曾经是季羡林的保姆，季承与保姆相爱，也被很多人猜测为父子决裂的原因之一。
2009年1月，季羡林与孙儿在一起
当时陪着季承一起来的一位见证者告诉本刊，见到季羡林时，觉得老人非常紧张，“总说有人要害他，‘捅刀子不会，但会给我下毒，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重新见到了自己的至亲，季羡林当然获得了极大的安全感，于是有了季承拿出的关于重新处置财产的授权文件。
因为张衡所说字画流失的问题，北大开始彻查，结果发现李玉洁私藏了包括苏东坡的《御书颂》在内的72幅珍贵古字画，同时她隐瞒了季羡林账户中的多笔收入。在李铮的儿子李小军看来，当年季羡林就是因为李玉洁从中挑唆，对秘书李铮产生了误解。
“《牛棚杂忆》的一笔稿费收入是20万，但是李玉洁骗季先生说只有2万。我父亲帮季先生编了年谱，季先生决定给我父亲2千元稿费，我父亲当然不会要，李玉洁告诉季先生，说我父亲嫌给的钱少，于是季先生追加到4千元，这根本不是我父亲的本意，但也使得季先生很不满。我父亲知道这其中的隐情，最后揭穿了李玉洁私吞的18万元，但是我父亲也寒心了，决定离开季先生，从此李玉洁成了季先生的秘书。”
据知情人介绍，李玉洁是一个能说会道、爱张罗事的人，季羡林比较喜欢这种性格，于是李玉洁总是围绕在季羡林身边，捞了不少好处。到北大将季羡林房产交还给季承之后，不但发现李玉洁私藏季家文物之事，季羡林旧居中的几千册古籍又突然被人偷走了。季承告诉本刊，警方很快破案，嫌疑人是一个名叫王如的西安女人，她是李玉洁的干女儿，以北大某研究中心主任的名号到处招摇撞骗。
2016年6月7日，王如因涉嫌盗窃季羡林古籍文物案，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入狱5年
王如自称是为北大打抱不平，抢救北大的文物，将古籍搬到了安全的地方，但法院最终认定王如犯盗罪。这个行迹古怪的女子在此之前就曾被媒体报道过，她在季羡林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后，向诸多媒体表示，季先生的死是季承和复旦教授钱文忠的阴谋，并莫名其妙的大喊，钱文忠偷了灵堂上季羡林生前养的两只乌龟，让原本严肃的告慰仪式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闹剧。
而季承获得了季羡林满屋子的古书后，很快就将其以1600万元的价格卖掉了。他的理由是，自己有处置权，而且他的外甥要代替他的姐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而他的外甥何巍在姥爷死后也与舅舅反目。他从加拿大回来向法院起诉，要求季承分其45%的财产。“父亲已经声明，我享有处置权，也就是说我享有他那部分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何巍只能代替他母亲，享有我母亲那部分遗产的1/3。”季承告诉本刊记者，他已经将卖古籍的所得分了一半给何巍，包括季羡林房子的一半价值，共计给了何巍一千万元。
而作为沉默的北大一方，只发布过“季羡林藏品并未发生流失”、“张衡手中字画全系伪作”和“尊重季老家庭事务”等几条声明。而北大哲学系教授赵敦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北大是在替季承背黑锅，因为涉及季老家事，为了保护季老，北大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公布真相。”他认为北大不会阻碍正常的人伦之情，是季承在一些事情上惹怒了季羡林，两人曾经断绝父子关系，季承每次去医院求见，都是要征求季老意见的。2003年季羡林写给北大外国语学院领导吴新英的一封信似乎能作为佐证：“季延宗（季承）此次来301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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