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场灾难之中，“在劫者难逃！”。在毛泽东发表他的：《这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的前三天，亦即下令“收网”的前夕。我被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梦玎“引出洞来”。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头子”、“极右份子”。由此而踏入了这社会主义社会的最最社会底层。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两次入狱，九死一生，尝尽了这人间苦难。二十年啊二十年！！最最美好灿烂的人生二十年啊！！血汗淋漓的艰难挣扎在这人间底层，邓小平把我们“挖”出“坑”来，“坑了二十年”才得以“重见光明”，哥儿几个才“又是一条好汉！”
一九五七年春天，那“乍暖乍寒”的东西南北风丝毫无能吹拂入我的书房，我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书堆，如饥似渴真想狠狠的“啃”尽古今中外圣贤之书。在机关里面有每天读报纸读文件的必不可少的习惯。现在报纸也少看了，对于报纸上每天都大肆鼓吹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实在是十分的冷漠......七月///日下午陈梦玎〔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派驻沙坪坝工作组组长〕到学校来作报告。命令所有的人都必须去听报告。我当时对于这些事已很冷漠，然而任何人不能缺席。班长周鸣旦把宿舍里的每个人都赶了去。我没法逃脱，去了那当时权作“礼堂”的大食堂，八个人围坐一桌，去享受台上陈部长的侃侃而谈。。。。。。陈部长那三寸不烂之舌，真会“煽风点火”。他一再号召党团员带头“帮助党整风”，“北京人民大学一个女同学，真是一代新人！”我已经麻木了的心灵被他点燃得有点蠢蠢欲动......陈梦玎以后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张文澄〔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反党集团”的“骨干份子”......。听过报告之后。为了响应党、团员带头“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心情不能平静。这时候数学科正准备全体集会联合签名请愿，请求延长学制。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数学科学生的心愿，也是全校学生的心愿。我一时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大字报”，只有二十个字：“要求学生会领导全校同学请求进行学制改革！”此“大字报”于当天晚饭前贴在大食堂外边。谁知竟“一石激起千层浪！”，紧接着半小时里，晚饭后一眨眼之间，百十章响应，支持的“大字报”雪片般的贴满在大食堂外边。以后被陈梦玎称我这篇“大字报”掀起了全校的“大鸣大放高潮”。为什么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呢？当时调干学生很多，大多对现行教学制度、教学方法。。。。。。不满，不能容忍。渴望改变现状。“大字报”道出了心声，激起了同感，故而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在此意想不到的快速剧烈反应之中，“刺激’我立即写了一篇：《矛头指向哪里？》的文章，文章里认为在中国的大学里面从苏联去“先搬后化，全盘苏化”是教条主义；全校广大学生对现行教学制度、教学方法。。。。。。不满，当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官僚主义；。。。。。。只是纸上谈兵，毫无改正的具体行动是形式主义。“矛头”应该指向教条主义、指向官僚主义、指向形式主义。。。。。。〔当时毛泽东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的内容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当天晚上我这篇文章在校广播站连续广播，此文以后被称为是“反党集团的纲领”。当时钱伟长也因为“反对硬搬苏联那些不值得学的东西”而被打成了极端右派分子。因为当时宣扬的是：苏联一切都好，一切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谁敢说不的，就是反苏，反苏等同予反党，罪过就大了。。。。。。许多人对于这种“奴气”，敢怒而不敢言，钱伟长敢于“顶撞”，当然罪不容诛。。。。。。第二天，在我们的“督促之下”，学生会主席王文哲〔以后担任过重庆师范学院副院长〕召集了一个“兴趣者座谈会”。会上成立了“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与会者四、五十人都要求王文哲兼任组长，王文哲不干，指定学生会文娱部长钟文江为组长，我被大家推举为副组长。“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声势浩大。下设秘书组、宣传联络组、后勤组......网络遍及校内外。参加各个小组工作的大多是久经操练的调干学生。有的也担任过一定的领导职务，在过去机关工作中训练有素，不仅工作能力强，而且对“学制改革”满怀热情、忠心耿耿、一个个废寝忘食，能量极大。把校广播室作为了“学制改革”的宣传鼓动阵地，白天、夜晚大广播里都是鼓吹“学制改革”的文章，“学制改革”立即成为全校关注的中心。全校师、生、员、工几乎人人都在讨论这件事，关注这件事。人心所向，热情高涨，领导小组开会决定：以领导小组名义召开大会。大家推举我在大礼堂主持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许多教师围绕“学制改革”发表演讲、献计献策、情绪高昂，非常非常的热烈......会上通过成立“请愿团”到北京请愿......大会快要结束时候，受学校党组织指使的几个学生跳上台来呼喊斥责我们“反党”......在全校大多数都热烈的去闹”学制改革”之际，竟敢予如此”明目张胆”的唱对台戏斥责我们反党！！当然使得我敏感到情势不妙。我估计一定背后有硬的后台有所指使.当天午饭之后我紧急召集“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十多人〔大多是“调干学生”〕开会。我提出立即停止“小组”的一切活动，退出“小组”，并草拟了一份“公开声明”，声明退出“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并提出从此以后“小组”的一切活动都与我们无关......十多个人都签名，然后在校广播站广播了几次。从贴出那张二十个字的“大字报”到发表“公开声明”“放下屠刀，洗手不干”，一共也只有两天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公开声明”，弄出去之后，陈梦玎部长却一再要“招见”我，我避而不见，钟文江也躲了。。。。。。第二天，陈部长又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大会上陈部长说：“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是有成绩的，因为掀起了全校的“鸣放”高潮。打破了自“鸣放”以来的沉默局面。看来小组还是“有水平”的。只是有些提法上还可以商磋。比如说“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有正义就有非正义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说成是正当的。当然，这是缺点而已，无伤大雅。。。。。。希望“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继续工作，再一次掀起“鸣放”高潮！。。。。。。”这位陈部长依然很有煽动性，但我已经敏感到了“风向”在转，已经决心坚决“洗手不干”了。这一回，丝毫没有被陈梦玎煽动起来。却偏偏还有一伙“不醒事”者，李万元、钟家原。。。。。。等人又去掀起所谓的“第二次鸣放高潮”，当然只不过是再次被引出洞来的“牛鬼蛇神”而已。。。。。。我既已“出洞”，便再无有退路了！我采取的“紧急退却”的果断措施。完全无济于事。已经被当局紧紧的揪着不放，进而成为了重庆师专反右斗争运动中的重点。“出洞”两天多竟换来了灾难二十年！！！......第二天，毛泽东的“这是为什么？”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公开发表。“反右斗争”便随之展开。然而此时还没打算在学生中打出“右派”，在“鸣，放”初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曾召集重庆市各个大学的学生会干部，在中共重庆市委小礼堂开会交底说：“这一回主要是想看看民主党派人士对党有些什么不满的，你们这些年轻娃娃对党有什么不满的？所以没你们什么事〔有叫大家“知趣”、“识相”的“先打招呼”的意思〕......”可见毛泽东的“阳谋”还是向党内的高层领导交过底的。。。。。。然而不久毛泽东说了一句：“大学生中也有右派分子。”学校得此“上方宝剑”，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了几十个人，收集整理了二十多页一份材料：名之曰：“关于学制改革小组的活动情况”，并发给全校师、生、员、工讨论。讨论中许多人反对；斥问当局，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那一点反党？”，就这些材料“凭什么说反党？”。我自己当然更不认为我干了什么反党的事情。这不明明是响应党的号召，积极的帮助党整风麽。怎么会说是反党呢？此份材料尽管观点不同然而事实俱在。材料把我们的所作、所为、所行、所说都记录在案。而在此材料中，确实找不出一言、一字、一行、一动能够称得上是反党的，有感于此，既是“官方”的“证据”且尚有某种“客观性”存在，我便把这份材料“偷”了两份起来，保存了二十多年，一直到邓小平来“挖”我们出“坑”的时候，这份“证据”都还在我手中。。。。。。我想如果一旦他们真的乱来，把我整错了、整成了什么份子，我也可以根据他们官方搞的这份材料，来向伟大的毛主席党中央去申诉。求得公平。以后学校当局下令全部收回去，因为材料内容不能把我们打成反党，于是把它全部烧掉了。因此我“偷”起来的那两份便成为这世界上仅存的“历史文件”了！不久，当局重新另搞了一份关于我的个人材料，发放给全校讨论。这份材料当然上纲上线，因为不无限上纲不夸大其词是无法把这个“学制改革领导小组”打成反党集团的。当然也就打不出我这个“反党集团头子”来了。这份材料发给全校反覆讨论，而且同时首先向我集中“开炮”。大会、小会向我斗争。我当然据理反驳，岿然不动。第一次全校斗争我的大会竟邀请了重庆市各个大学派代表前来参加。声势浩大。口号声震天，何惧之有？我都是干这行的行家，我主持过的斗争会，大至万人，我站在那台上，谈笑风生，视若无物，实实在在的冥顽不灵，我怕谁呀？。。。。。。“学制改革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一个个相继被斗争，以后凡参与了的，以及支持、同情过这一活动的，都跑不脱。无论教师、学生，都以此“划线”，一时成了重庆师专的反右派标准。但是什么是右派？于全国而言，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行其是。右派分子的标准，是在全国已经把几十万右派分子打出来之后，中央才“马后炮”的制订出来，反右派运动已到尾声才下发给全国的。可见其滑稽程度了。没有标准打出了五十万，规定了要完成百分之一、二、三的任务。之类任务当然都得超额完成，至少要打出个百分之三以上。所以，毛泽东最先说，全国大概有三百名右派分子，很快变成了两三千名右派分子，以后飞涨成几万，一直膨胀到五十万，可见其随意性之大。。。。。。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重庆日报》以很大版面刊登了“曾、钟反党小集团”的材料，不久《四川日报》、《中国青年报》也有报道。于是“反党集团”之说似乎成了“铁案”......虽然被打成了“反党集团”，但对于“反右派运动”的正确性，我依然并没有多大的置疑。因为我依然相信毛主席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英明的。我也还是依然相信真的有那么一些因为不满党的历次社会运动和党的各种政策而对党不满的人，他们猖狂的向党进攻了，予以反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慨念当然是以往受到的教育在头脑中形成的，也是从当时的报纸上得来的，对于报纸，我依然没有什么置疑，因为那时候我还依然是《人民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但是我认为我绝对不是“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那样的一类人，我只不过是被重庆师专这一伙人乱整整错了而已。为了伟大的毛主席、为了伟大的党，自己个人暂时受那么一点委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那时候还不知道以后的右派份子会遭到那么可怜的下场！那么恐怖的命运！会被整的那样的惨！。。。。。。只不过对于“阴谋”、“阳谋”之说，有些想法，说好了“言者无罪”现在却突然变脸来个以言定罪，开始了，仅仅是开始了对于“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有了点“想法”，还远远没有走到“怀疑”的地步。在内心里甚至为之辩解：孙子曰“兵者，诡道也”，“诱敌深入”，“引蛇出洞”这是“战略”、“策略”，为了伟大的“经济建设”去“扫清幛碍”，伟大的毛主席自有他的深谋远虑，战略部署。。。。。。那样的时刻依然是对于毛泽东忠心耿耿，毫无不一之心。。。。。。最后钟文江被处以“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一类处分，受到此一类处分的还有教师任达远，因为他也是“反党集团”的支持者。我则因“在机关一直表现较好”等理由给以从轻处理，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二类处分。但是还有另一个说法：说是上头的决定，在每个高等学校里，都要留下一、二个右派分子作为“样板”，去当“反面教员”，在后来者中去起“警示作用”。颇有点象动物园把猛兽关在笼子里面去供人参观同时吓唬胆小鬼一个样。据说林希翎便是北京人民大学准备留下来作反面教员的。又据说，重庆师专当局认为我也还可以当个“反面教员”，因而把我留下来的。。。。。。后来，又据说，这种做法被认为似乎残酷了点，也可能吓唬不了谁，因而不予付诸实施。。。。。。
一九五八年春，二类处理的十多个右派被遣送到重庆九龙坡区茄子溪农村去“劳动察看”，据说这是为了加速改造。我们一、二十个人去到了一个生产队。被安排住在两间粮食保管室里，墙上还吊满了收获的胡豆，下面一间阴暗潮湿，我们住在上面的一间阁楼上。阁楼有三米多长、两米多宽、一米多高、伸手可触及屋顶，十多个人挤在一起，睡下去便紧紧的一个挨着一个，。。。。。到了夏天这以“三大火炉”著称的重庆，这小阁楼真乃火炉中的“八卦炉”，墙面、地板热得滚烫滚烫。“八卦炉”正当西晒。一扇小小的门小小的窗，又不通风，散不了热，夜间也难以退凉。沉重劳动之后，疲惫不堪的我们走进“八卦炉”来，往那水泥地板上倒头便睡。不多一会，沉睡中的一个个大汗淋漓，汗水湿了地面。无可奈何、忍无可忍、又没有孙猴子的诸般能耐，只得逃离那“八卦炉”，到露天坝去睡大石板，宁肯去“喂蚊子”也无奈那“八卦炉”的熬煎......生产队为了充分利用这二十多个强壮劳动力。特别成立了几个“村办工厂”：肥料厂、咸菜厂、砖厂。这些所谓的“工厂”，全是些又脏、又臭、又苦、又累的苦力的干活。农民二哥〔以“工、农、兵”排行，工人称大哥。。。。。。〕是不屑于也绝对不会干的。那所谓的肥料厂，是把重庆城里的各种垃圾，从长江里用“粪船”运到茄子溪来。我们在茄子溪长江岸边从“粪船”上去把垃圾刨起来，用箩筐装满，一挑一挑的挑回生产队的那些“工厂”里去。那些垃圾实乃奇臭无比，能臭倒人臭死人，堪称天下第一臭！集重庆城污秽恶臭垃圾之大成：臭骨头、死猫死耗子死婴、臭袜臭菜邦子臭月经纸......迄今还有恶心之感。我们把这些臭东西从臭不可档的“粪船”上，一铣一铣的去刨出来装筐挑回去。再堆积成一座小山，让这些臭物继续“沤”烂。“沤”的过程中，更为恶臭之气不停的四外散发。农民过路都只得躲着绕道走。右派份子无法躲，不仅不能躲，还必须如蝇之逐臭“奋勇向前”，和嗡嗡鸣叫的千百头绿头苍蝇为伍，去摆弄那些臭物。把下面“沤”烂了的用铁铲翻到上面来，把上面没有“沤”着的翻到下面去，还得从中挑选出无法“沤”烂的东西，把它扔掉......待到基本上“沤”好了，再拌上又黑又臭的污泥，还必须搅拌均匀，最后再弄成指头大小一颗一颗的，当时被称为“颗粒肥”的东西，给农民用来施肥。整天与恶臭为伍，一天劳累下来，浑身上下从头到脚心肝五脏都奇臭难挡！自己也变成了”颗粒肥“了！农民二哥自然是绝对不会干的！右派，你敢说个不字？你敢不服从改造？咸菜厂其臭次之，也依然臭不可挡，依然一天到晚都与成千上万支绿头苍蝇为伍......如此繁重劳动之后，一天三顿都只能吃稀饭。二十多个右派从中选了一个煮饭的。稀饭装在一个很大的缸里。用一只很大的木勺去捞。一大木勺可以装一大大的搪瓷钵钵。因为一天三顿都吃稀饭，小碗根本不管用，所以市面上很大的搪瓷钵钵很大的搪瓷盅盅一上市就被枪购一空。。。。。。第一个捞的沉在底下的“干”的稀饭，在那木勺上可以堆成很高的尖尖。捞第二个逊之，依次递减，因此第一个捞的比末一个捞的，捞取的“内容”要“丰富”二至三倍。于是便立了个规矩：每天轮流捞第一勺。而且那捞的顺序也依次排列下来，“轮流执政”，谁也不能违反。轮着捞第一勺那天，可以把你胀得来鼓着肚皮，不过得一二十天才能去“享受”一次那种胀得来苦乐相兼的滋味。。。。。。菜则是水煮盐镶的菜邦子。残酷的劳动加上营养不良。一个个很快面黄肌瘦起来......下班后跳下长江去洗个澡，把浑身上下，心肝五脏，令人恶心的臭气，里里外外，彻底的洗个干净，那是每天必不可少，也决不可少的。有时也到茄子溪场上那唯一的小饭馆去“操”一番：一份红烧肉两毛钱，一大碗干饭八分钱，二毛八一顿，如此而已！“调干学生”每个月二、三十块钱的“调干助学金”，那是“国家规定”的。莫名其妙的被学校当局取消了。每个右派分子一个月发给十三块钱，还得从十三块钱中扣去七块伙食费去吃稀饭。剩下六块是零花钱。当时重庆监狱里的“劳改犯人”每个月发五块零花钱。我们的待遇比监狱里的“劳改犯人”还要“优厚”一块钱！然而“劳改犯人”是“穿公家、吃公家、背上褙个红疤疤〔兰色的布衣服上面用红色印的劳动改造四个大字〕！”，我们不“穿公家”，背上虽然没有“红疤疤”，然而头上那顶“帽子”的重压却远远超过了“红疤疤！”。一个个渐渐的麻木了。本来是衣冠楚楚的“文明人”，而今一个个赤身露体，精疲力竭，只穿着一条内裤招摇过市，十多个“野蛮人”就这般模样闯进小饭馆去狼吞虎咽又昂首阔步招摇过市而去。在当年茄子溪场上留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即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如此残酷的劳动条件之下，我依然没有什么怨言，总想着“脱胎换骨”，埋头苦干，尽力而为，好好改造，作一个新人。还期望着早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重新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当然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不少的人不择手段，告密、出卖别人、出卖灵魂。我自然是绝对的完全绝对的不会干这种寡廉鲜耻的勾当。
......阶级斗争的弦越来越拉越紧。毛泽东以前说的：“右派是敌我矛盾不按敌我矛盾处理。”现在变了。以前的“敌、富、反、坏”“四类份子”而今突然变成了“敌、富、反、怀、右”“五类份子”，“右派份子”“上了一个台阶”，公开的被“打入另册”，也就是以前说的“不按敌我矛盾处理”变成了要“按敌我矛盾处理”。如此出尔反尔在那个年代是屡见不鲜的。但这可不能说是言而无信。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叫作马、列主义的“灵活运用”。国事烦人，把这些烦恼加之于阶级敌人身上，那是理所当然的。。。。。。劳动可以改造思想，这是共产党的一贯理论。当时有一个教授为此理论予以阐述，教授曰：“劳动改造思想有其生理基础：残酷劳动使得全身血液充满了肢体的毛细管，大脑的供血便减少。长此以往，大脑因供血不足，脑细胞便退化、木呐，思维活动大大减少，变傻了痴呆了，思想也就改造好了！教授因此理论取得了“右派份子”的头衔。其实以后的林彪副统帅公开拍马屁说的：“毛主席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和“知识越多越反动！”其“司马昭之心，”自然“路人皆晓”。林副统帅要把“知识”斩尽杀绝！要“愚兵愚民”把天下众生都变成傻子呆子。因为只有傻子呆子才相信“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才能“步步紧跟”，跟随他去暗杀毛泽东......当时已经打出了“三面红旗”。要实现他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统一思想，压倒敌对的一切“异端邪说”。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措施是加速改造“五类份子”。也就是加强专政丝毫不得乱说乱动，于是全国以乡为单位成立“五类份子集训大队”。“集中营”是也。全国一声令下，千万个“集中营”立即在全国旮旮角角建立起来。古今中外以罚“苦力”来惩罚他的压迫对象，无一例外，当年的种种手段过之而无不及。。。。。我们那二十多个人里李宗林是教师，调到“集训大队”去当队长。任景光原是学校的团委干部，调到“集训大队”去搞伙食。而我呢，“反党集团”头子，调到“集训大队”成了唯一的“加速改造对象！”只有我一个人“升级”了，其余的学生都依然留在生产队里，继续去干那些又脏又臭的恶臭劳动。似乎能够继续“恶臭”下去也比我这“升级”更为幸运。临行时候“猩猩惜猩猩”，同学们都为我捏着一把汗，悬着一颗心，认为我此一去凶多吉少也！！
“集训大队”实实在在的集中营是也。集中了全观音乡的地、富、反、坏、右有一百多人，设在观音场场上。那是乡政府所在地。有十多个民兵荷枪实弹的，日夜看守着这一百多号囚徒，民兵押着去劳动。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劳动是很残酷的，“份子”们还得自带伙食。那时侯农民的生活都是十分艰难，“份子”们自然更为艰难十分。吃的都是犬彘之食。然而从那可怜的菜金之中，任景光这个混蛋还敢贪污了去吃喝。真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贪污了二十多块钱，弄了个“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下场！实在罪有应得......一天队长李宗林青风黑脸的把我叫了去，板着那张木呐的脸斥问我：“你这几天在干啥？”我说：“没干啥呀！”李说：“哼！看没看大字报啊？”我说：“看了。”李说：“有你一张吗？”哦！明白了，要我写大字报！那时候全国正在搞“交心运动”。“言者无罪”却“以言定罪“，开亘古未有之先河！而今还要你把未言的无言的隐藏在心里的，一齐都老实坦白交代给共产党。这当然是古、今、中、外都闻所未闻，十分古怪的思想统治方法。据说那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向党交了心。心者，无形。看不见模不着，惊魂未定的知识分子交给你真的假的。实乃真假莫辩是也。真乃自欺欺人之举！不过可能也有象在神父面前作忏悔那样的，真的把心中的隐藏的邪念罪恶一鼓脑儿兜出来的确有其人，亦未可知也.......我流览了一遍大字报。“份子”们没那麽傻，名为交心实则胡扯。我亦如法炮制。我看李宗林只有两篇大字报，我一口气写了二十多篇。满纸马、恩、列、斯、毛，也不无自责，然而却与“心”风马牛不相及。那姓黄的公安员文化本来就不高，我又写了二十几篇。占了整个大字报的一半多。把姓黄的搞糊涂了......不几天李宗林又青风黑脸的来叫我说；“黄公安叫你！快点！”。那年月是“有理说不清”的。也不知道什么事发，是不是自己弄巧成拙，那些大字报里有什么被抓住了小辩子，叫去问罪？不无忐忑的快步跟着李宗林来到了黄公安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另一公安，还有两个民兵队长，都雄赳赳的拿着枪站在那里。这种阵势真有点使人生起将大祸临头之感。我不无忐忑强自阵定的站在那里，等候黄公安发话。因为前两天就有一个伪军官排长被“升级”，从“五类分子集训大队”，由民兵用枪押着送进了监狱。。。。。。我正茫然间，黄指着一张凳子，叫我坐下，慢慢的慎重的宣布说：“曾国一表现很好。提起来当集训大队的副大队长，专门管学习，李宗林管劳动。”这种意外，使我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我看李宗林的神色立即也大大变样，我和他都绝对绝对想不到会有如此的大好运道会落到我的头上来。。。。。。黄公安又讲了些要深入开展“交心运动”，要搞好学习，读好报纸之类才叫我们离去......不久要从“五类分子集训大队”抽调几十个精壮劳动力去中樑山搬运矿石。去为中樑山山下一个正热火朝天的“土高炉”炼钢场当突击队。叫李宗林带队去了中樑山。这观音场的“五类分子集训大队”还剩下了百十人。我成了大队长。总管一切。从而摆脱了繁重的劳动。只负责管理指挥，以彝治彝之术也，然而我却也算是因祸而得福！那时候全国大炼钢铁。要“超英赶美”，要年产一零七零万吨钢。全国旮旮角角都在炼纲。这观音场自然也不例外。“集训大队”自然是主角。那时候经常会三天三夜大炼钢铁不下火线。“集训大队”当然是坚持“挑灯夜战”“战斗”的“主力部队”。先是用煤，煤很紧张，象观音场之类不入流的场合当然没有计划。顶多能从民用燃煤中去弄一点点出来“炼钢”，煤完了就用木柴。铁矿石自然是根本没有的，有了也熔不化，熔的是从家家户户搜缴来的铁锅、铁壶、铁铲。。。。。。之类，凡是带铁的都跑不脱，一律收缴，连每家每户家俱上面的金、银、铜、铁、锡之类装饰物也必须抠下来也一律上缴。把这些收缴上来的铁物砸了，然后一起放入一人多高的“土高炉”中，再加入木材，持续烧它个三天、五天就名之曰“钢！”。谁都明白这是“脱了裤子放屁”，“捏着鼻子哄眼睛”，但谁都懂得点“难得糊涂！”。。。。。。此时也，我们还增添了一项夜间任务。由我这个大队长带领二、三十个份子到长江岸边去装船。茄子溪长江岸边有个很大很大的木材加工厂。规模真是非常巨大，因为要把从长江上游很大很大的一个个大“木筏”群漂流水运来的千千万万棵园木。都先运进这木材加工厂来，粗加工成粗材。再往四外调运销售。加工过程当中那些边边角角的废材便扔弃在长江岸边。年复一年，从解放以前迄今，日积月累，这些废材堆积如一座一座的大山。大山连着大山，那些废材有几十万斤或几百万斤谁也不知道。没人管也没人要。而今时来运转，也不知道是那位“伯乐”发现了这处丰富“宝藏”，寻宝者纷至沓来，废柴被派上了大用场！废材要拿去炼钢！！我们被派去为这些炼土钢的用户们装船。也就是爬上那“险恶”难料的高高废柴山上面去。把那些废柴拾起来，再用铁丝捆成一捆一捆的，再扛了上船，一捆一捆的整齐堆放在船上。运去四面八方“大炼钢铁”去也！！我们为这些“土钢铁大王”们装一船废材，可得三十块钱工钱。劳动下来已经深夜两三点了。每个人发三毛钱的加班饭钱。剩下二十多块交给黄公安。几个月下来，那几百万斤或是几千万斤的废木材山便被夷为平地！拿去炼钢去了。全国许多山林被夷为秃顶许多山头变成了和尚头也是拿去炼钢去了。最可怜的是那些大钢铁厂也跟着倒霉。那年重庆钢铁厂出炉的不合格的钢铁堆满了长江岸边。真有点令人惨不忍睹！！那一年把重庆钢铁厂建厂几十年来的积累全部赔光了！愚蠢的大炼钢铁把全国那点可怜的家当，到底被赔进去了多少？！讳莫如深！小老百姓除了暗自痛心之外什么也毫无所知！毛泽东要“超英赶美”计划当年钢铁产量要比前一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报纸上说是“完成”了。而大多数都是“草钢”。今年钢铁产量全国完成了三亿五千万吨。47年之后是当年的三十多倍。当然是毛泽东想也不可能想像得到的。。。。。。还有更为愚蠢的便是深翻土地。残酷的劳动。农民不情愿去干。“份子”们不敢不去干。于是又成了“五类分子集训大队”的主要任务。成了愚蠢的深翻土地运动的“主力部队”。要去把千百年来世代苦心经营的良田沃土翻下去埋在下面，不让它长庄稼了；同时把一米多深下的生荒土翻上来，要在生荒泥土上面去种植庄稼。真不知道是什么“聪明人”想出来的“好”办法。要深翻一米多深，只能用两米长的“钢钎”，无比吃力的蛮干。深翻土地曾一度风靡各地。全国都在推广。老农民看着直淌眼泪：“这么一搞，明年哪来收成哦！明年吃什么哦！！”老农民不幸而言中。苦难的饥荒岁月接踵而至。一年饿死的人以几千万来计算。真是亘古未有骇人听闻！“人民公社”、“大食堂”把每家每户都砸锅毁灶。不准独家开伙作饭，全部强制性的赶进大食堂。全国城乡莫不如是！异想天开的“军事共产主义”，几个月时间不攻而自破，大食堂一个个土崩瓦解，全国的大食堂全部自动垮台！更为悲哀可笑的是那“粮食放卫星”。这里亩产水稻四百斤，那里便五百斤，八百斤......大喊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很赞赏这种说法。于是一下子出了个亩产二千多斤的大大大卫星。。。。。。各级官僚如此胡说八道。全国报纸如此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了可以步步高升。不胡说八道便被斥为跟“大跃进”对着干，背道而驰。连周恩来不胡说八道也为所不容。被赶下台去靠边站站了三年。毛泽东亲自上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律打成“反社会主义份子”，观音乡的乡长就是此时被打下去的。。。。。。当年湖南有个县委书记实事求是的上报说全县粮食减产。“人民日报”竟以头条大标题“社论”：“大跃进中岂能大跃退？”予以鞭挞，如此带头当然是全国群起而攻之！县委书记因实事求是的上报而遭到撤职。上行下效。谁还敢实事求是！谁还不胡说八道？不弄虚作假？如此现实。实在是叫人不得不“难得糊涂”了。。。。。。
“三面红旗”。弄的天怨人怒。但谁也不敢不积极拥护。若有怠慢者。立即被打下台去。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们所在的观音场的乡长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打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许多年以后才知道。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当时也被打下去“靠边站”站了将近三年。.....“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而实际上这些年。与天斗，与地斗，都斗得个一败涂地。一直都在“与人斗争”一途。“三面红旗”不按照客观的科学规律办事。想当然。要把钢铁、粮食、棉花的产量在一年里翻一翻。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周恩来认为这是“冒进”，提出“反冒进”，这就被惹脑了，把周恩来弄去管水利，实则打下去“靠边站”，一站站了三年，〔三年后“三面红旗”一败涂地，不得已又把周恩来推上前台为之收拾烂摊子。。。。。。〕.....。亲自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以强迫命令的方法要“逼”出个“大跃进”来。“逼”的结果当然只有浮夸、虚报、弄虚作假。。。。。。近年来有关统计数字说，“三面红旗”造成的损失在一千二百个亿以上。当时国民生产总值全年也只有近三百个亿。可见其损失之巨大。伴随如此惨重损失，随之而来的工农业生产凋蔽在所难免，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难当然接踵而至。这些巨大的灾难应该说都是违背科学规律，一意孤行造成的。近年来一些稗官野史认为这是诸多大过之一。而依然在“隐恶扬善”把真实的历史隐瞒着、蒙蔽着！
我想在人类去追求真理的弯弯长长路里，走错了一步，走错了一段路，定然是难免的事情。然而走错了，承认错误，告诫来者，是对于未来，对于历史，对于前行者应该的、严肃的、负责的态度。可是隐瞒错误的结果，导致全国上下弄虚作假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遗患无穷哦！！那面“灿烂”“三面红旗”从政治、经济、思想、道德、理念......诸多方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些什么？？谁人曾与评说？？谁人敢与评说？？特别是那些人士。隐恶扬善成了他们的专业。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才能够给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以追求真理的严肃态度，说个清楚道个明白？追思、追问、知耻近乎勇！隐瞒无视历史真实。还有什么真理可言？不去追思，不敢追问。这个民族也就那么点出息了！
......不久我们二十几个人被送到了桐子岭“集训大队”。这是个比观音场乡一级的“集中营”更“高级”的“集中营”，属于市一级的“集中营”之一所。〔其他还有许多所。〕这个“桐子岭集训大队”里集中了二、三百人，全是重庆市市级机关〔政法口〕，和重庆医学院、重庆师专。。。。。。等大学来的“反、坏、右”份子，而以“右派份子”为多。地地道道的“集中营”。之所以地地道道，是有那么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队长。“法西斯”队长规定“集中营”里的这些“份子”，每人每天必须挑运五百斤石灰石。从桐子岭山上、途经十多里崎岖难行的山路，挑着百多斤重的石灰石运到公路上用汽车运走。挑运这五百斤，来回有一百多里地。无论盛暑严寒，不管天晴下雨。山路泥淋、三病两痛、肺结核、肝炎。绝对无价可讲。一斤也不能少。早晨八点全体集合。迟到一分钟就定为迟到。迟到者罚多挑一、二百斤，绝无价可讲。“集中营”里还有几十条“禁令”，也是这法西斯队长订的“私家法规”，谁违反了“集中营”的几十条禁令，也是采用罚多挑的办法，被罚者半夜三更还在那崎岖山路上拼命挣扎。沉重的劳动，吃的依然是犬彘之食，上路时候，因为肩负重担，所以不敢吃得太饱，但是挑上百多斤翻山越岭，到不了下一顿就饿了。饿着肚子是无法再负重的。没有办法，人们只得用一个搪瓷盅盅紧紧的按满一盅盅饭，挑运的中途，肚子饿了，便用那冷饭就着山溪流水当作干粮充饥。挑运这五百斤石灰石来回一百多里地，许多人都必须用十多个小时才能完成。早出晚归，中午根本不敢稍事休歇。一个个正如牛马般的搬运机器一样，”脱胎换骨，重新作人”变成了一条条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你，驱赶着你没命的奔跑，精疲力竭也不敢稍事休歇。。。。。。我们去的时候。那些老“集中营”。一个个被残酷的沉重的苦役折磨得没了人形。个个沉默寡言。面黄肌瘦。那时候，这些人都相信只有认真的老老实实的改造好了，才能够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才能够回到人民行列。若有不顺从者。那个“法西斯”队长随时都可以罗织罪名把你弄去劳改劳教。所以都逆来顺受，没有人抗拒的。殊不知，这一套“软中代硬的”“统治手段”，把好些人折磨至死都回不到那个“人民行列”。。。。。。后来得知这个“法西斯”队长是国民党的狱卒。本想使用这种残酷手段来表现他的“革命立场坚定”，殊不知弄巧反拙，这些被他当作牛马般折磨的右派份子，忍无可忍，一再反映。上面只得以“历史反革命”罪送之去劳动教养去了。消息传来个个拍手称快！不过那时我们已经离开了桐子岭。。。。。。象重庆桐子岭这样的“右派分子集中营”，全国为数众多，而且其处境之残酷远远超过予监狱。据《上海文学》2000年连载的一部纪实文学《夹边沟记事》叙述的“夹边沟右派分子集中营”，里面有四千多名右派分子，多半数被活活的饿死在那里，一个个被活活饿死的境况都十分悲惨，令人惨不忍睹，而那些暂时还没有被饿死的也都一个个奄奄一息，以致一堆堆的死人、一屋屋的死人死在那里，根本没有人有力气去掩埋。。。。。。这样残酷的事情被当时国家监察部部长钱正英知道了，亲自过问，始下令解散了这样一处地狱般的右派分子集中营，把尚未被饿死的少数右派分子弄离开了那个夹边沟，真是死里逃生啊！为了掩盖那饿死人的真象，最后那集中营的头头，特意留下了一个医生，叫这个医生在每一具尸体上面去编造一个“病历”来说明其“死因”，真是欲盖弥彰。。。。。。从我亲身经历过的重庆桐子岭右派分子集中营〔官名是五类分子集训大队〕和《上海文学》上面叙述的这个夹边沟右派分子集中营，可以窥见全国那些众多的右派分子集中营的残酷状况。特别是当全国饿死四千万人的可怕岁月里，这些挣扎在集中营里的右派分子是怎样的可怜，怎样的恐怖，怎样的残酷。。。。。。可想而知。
......一九五九年大年三十那天。学校来人叫我们全体回校。“集中营”那天春节大聚餐，杀猪、宰羊、还有鸡、鱼、兔，抽了许多人去帮厨。厨房内外都到处摆放着食物，忙个不停......从未有过的丰盛。几年未见过的真是令人馋涎的美餐。那队长叫我们聚餐后再走。好长时间都是以犬彘之食裹腹，好长时间都没有吃过如此令人馋涎的那么丰盛的猪、牛、羊、鸡、鱼、兔了！不吃实在是太舍不得。但吃过晚饭，今夜便不能成行了，而且距离学校还得翻山越岭走好几十里路，那得等到“明年”大初一才能离开这个恐怖的“集中营”了。在这“集中营”里虽然只“关”了两个多月，但是那种压抑的、束缚的、恐怖的心情，似乎连气也喘不过来，渴望飞出这可怕的“牢笼”去获取一点自由的心情越来越加的强烈。。。。。。权衡之后，决定放弃了这顿美餐。连平时最“猪八戒”的都同意放弃。十多个右派分子反复“磋商”。既经大家决定，便快速行动，谁也不想在这恐怖的“集中营”里多呆上一分钟。大家确实舍不得然而又一致下定决心放弃这顿丰盛的聚餐。赶快打被盖卷连夜连晚的回到了学校。。。。。回校已经夜深了，连晚饭也没有捞得上吃，但是大家的心情还是很轻松，似乎是“自由”的多了。因为桐子岭“集中营”里除了我们这十多个右派学生之外，没有放走任何一个右派回去过春节的，包括其他大学里的右派学生。连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也毫无“恩赐”，全部关押在那集中营里。因此我们心里还不免有那么几分对学校的感激之情。春节过后我们才知道，回校一点也不值得庆幸。原来学校想利用这二十多个廉价劳动力。兴办了一个砖厂。春节假期只有三天，三天以后，我们全部去了砖厂。学校聘用了一个农民〔转业军人〕来当厂长。据说转业之前当过排长，是个共产党员，那厂长对于这些右派分子实行军事化管理。把我们视作可以听凭他指挥、管辖、不敢抗命的“敌人”，依然是沉重的苦役。这位厂长被学校顾用了不到一年，以后回农村去被饿死了......那时候作砖完全是手工操作，在学校最后面的山坡半山腰，靠近小溪旁边，筑了一座砖窑。小溪旁边几千米长的一溜山便是我们取土作砖的砖场。小溪对面便是“沙坪公园”。我们十多个右派份子，一人划拨给你一块“地盘”。在你的“地盘”里面，各自先搭上一个“挞砖”的“工作台”：也就是半人高，字台大小的一个土堆，表面必须是一块很平而且光滑的硬石板。因为要在那石板上面用力的去“挞砖”，得用力的“挞”它个千次、万次。这种手工制作的全过程完全是沉重的苦力的干活。第一工序是找好一块三、四平方米大小的“泥塘”。首先挖出几大堆泥，再把它“堑”成乒乓球大一坨一坨的，泼上水，赤着脚去把这堆浠泥踩“融”，“融”得来既沾具粘，有如“糍粑”。因此你必须赤着双脚在那堆浠泥上面去用力的跳、用力的踩，得千遍、万遍的跳和踩。太干了不行，太浠了也不行，干了得再泼水，浠了得再加泥。踩过一遍，得用铁铲一铲一铲的把浠泥翻过堆，然后在新堆上面继续再踩。再翻堆，再上去继续踩。如此摆弄一堆泥得一天功夫，特别是到了冬天，赤着双脚去和那又冷又粘的浠泥摆弄一天，双脚冻得麻木冻得青红紫绿，而你还必须继续踩下去。。。。。。第二道工序是“挞砖”：在你备好的既沾且粘的泥堆上，用“泥弓”去“割”下二、三十来斤一大坨，把它抱上你的“工作台”。台上备有一个“砖盒子”，你割下一坨泥，双手高高举与头齐，再用力使劲把泥“挞”入砖盒子里面去。“挞”的时候必须用力，不然，泥就塞不满那砖盒子的边边角角，那就不成其为一块砖。如此使劲“挞”一天下来，双臂酸软疼痛的都举不起来了。“挞”好了的砖，你得一块一块的码在你各自的一条“嵊子”上面。收工之前，有个右派份子组长要来清点数目，而且记录在案。到了月底评比“算总帐”。砖“挞”得多的就是改造得好，少的就改造得不好。这就是当时的“改造观”、“功利观”、“是非观”，以“挞”砖的多少来论断你改造的好坏。那时候每天“挞”得最多的是蒋慕尧，他一天能“挞”三百多坯子，一个月上万坯子。我、刘大模、段敦溥每天只有两百多坯子，一个月下来七千多，则处于末流。因为蒋慕尧一直领先，那个〔农民〕厂长就视之为改造的好。不久就指定蒋慕尧担任右派组长。组长管这些右派是管不了的，谁也不会听组长管。当了组长就被大家视之为“狗”。因为组长既然管不了大家，他就只得去向上头回报，大家自然也就视之为监视大家的“狗”，也就自然存有了戒心。组长是上头指定的“狗”，还有一等自己钻营削尖脑袋去当“狗”的。那是许多右派份子都有一等侥幸心理，认为被学校当局认定是改造好了的就能提前摘掉帽子，变成好人。“靠拢组织”去回报旁人，经常去告密就是立功表现，就有好处可捞。这是当年那个岁月里当权的大小统治者所提倡的惯用的统治手法，可以说凡是中国人统治中国人的任何角落都长于此道。机关、工厂、农村、居民、学生、监狱、军队。。。。。。无处不长于此道。这是“孙子兵法”在中国两千多年发展的“丰硕成果”。积极靠拢组织，自愿充当免费“线人”。使得统治者能够知己知彼而百战不殆。于是那些不愿意当“狗”的，也不能不心存戒备，夹起尾巴做人。因为怕狗咬。记得这二十来个右派份子中，右派组长先后更换了四个，因为他咬人，还另有想“立功”的人去咬他，于是被咬下去了。勾心斗角，自己主动去充当“线人”，无处不再。我则总是被狗咬，无中生有的被告密，因为我是反党集团头子，众矢之的，谁都认为可以从我身上捞点好处。我这一辈子，已走向耄耋之年，从未去靠拢、乞怜、出卖过灵魂，我很珍视我这根人的脊樑。还记得在重庆师范学院学校里的时候派来管右派的一个助教，人很矮，不超过一米五，男性，左得很可爱！每一次给我们训话时候都要说：“你们这些人，说得形象点，就是必须把头低下来。”可能在他的眼睛里我们这些人都高高在上吧！去你妈的，老子凭什么要把头低下来？士可杀，不可辱，我特意要昂首挺胸、高视阔步、衣冠楚楚、旁若无人。当时调干学生也好普通学生也好，基本上都只有棉布衣服穿，穿毛呢服装的极少极少。首长才穿，我在机关里有一套美国麦尔登呢料制作的中山服，那时候堪称高级服装了。首长穿的也不过是国产的毛呢。特意拿出来穿起。我穿的上海制造的三接逗尖头皮鞋在全校是唯一的一双。因为反右斗争之后不久全国各地四处都在排演话剧《右派百丑图》。学校里排演话剧的人来给我借那双三接逗尖头皮鞋时候，借的人很诚恳的说：全校只此一双。而且很客气的希望我“支持”他们的演出。我本来就是大方之人，也就借了。。。。。。这本来就是上海什么赶浪头的“作家”赶浪头的东西，上演过几场，从此销声匿迹，化为乌有，稍后的人们，听也没有再听说过还有如此一场话剧！。。。。。。我当然早已经是全校“天下何人不识君”的“头头”了。为了不“辜负”“观众”的视线，所以每当外出之际，特意的要穿着出衣冠楚楚、头发弄光、眼镜擦亮。还特意要昂首挺胸、高视阔步、旁若无人。于是当时学校的人事处长李光奇，每次训话时候都要点名：曾国一这个这个，这个老先生，总要把头一昂起，你把头昂得那么高，是干什么？当时，互相都称“同志”，称“先生”便表明你是“异类”，不象而今称你为“先生”是尊重你的意思。赋予“先生”以“褒义”是在解放之前。中华民族几千年间对于先生的称谓都是尊重，褒意.因为要反封建，所以到了解放之后对于“先生”的称谓便只有“贬义”和恶意。到了邓小平时代才又恢复了“先生”的“褒义”。但是，我这只有二十多岁的“老先生”，偏不吃那一套，谁也无奈我何。偏要昂首挺胸、高视阔步，就这一条从不“低头认罪”！以后竟也被定为送去劳动教养的罪状之一，因为在左派的头脑中，右派分子就应该是獐头鼠目，青面獠牙，猥猥猸猸，衣衫滥偻，蓬头垢面。。。。。。诸如此类的嘴脸，而你偏偏是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光辉形象”。他们就可以订你一条“从不低头认罪”的罪名。。。。。。砖坯“挞”好之后，得让它自然的“风干”，还不能被太阳照晒，晒了会裂口；砖坯“风干”之后再装窑去烧。第三道工序是“装窑”，我们只去搬运砖坯，“装”是专业的工人干。第四道工序是“出窑”，大家都得去干，那是残酷的干活，“窑”里摄氏六、七十度的高温，二十分钟更换一次进“窑”的顺序，一站进“窑”里去就汗流浃背，令人眩晕，得进“窑”里去把还滚烫滚烫的烧了几天的砖取出来。虽然带着厚厚的布手套，那砖依然炙手。特别是暑天去“出窑”，那真是太残酷的干活。那些专业工人因为这干活太残酷，所以工资高，还有各种补贴之类。右派份子则还是那一个月十三块钱，还得扣去七块钱交伙食费，真是太廉价的劳动。学校当局对于右派份子没有任何“表现”，没有任何的“恩宽”，残酷的、麻木的、把我们当成劳改犯人一样的看待，残酷的剥削着我们的剩余劳动价值。年复一年，有的右派份子在那砖厂干了十来年！！承受着沉重的苦力劳动，承受着残酷的剥削。。。。。。只是在劳动之余，稍微多了一点点可以自我掌握的时间，可以借一点书来看看，这比在“集中营”多少好了一点。其实在沉重苦役之后，大多疲惫不堪，还能够去借书来看的也甚寥寥。。。。。。
......那时候每个月要写一次“思想总结”。每一次我都必不可少的要写上一段“开场白”：“我认为我这个‘右派’和全国任何的右派都不相同，我没有片言只字攻击过党的任何政策法令，在历次社会运动中我都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更没有片言只字攻击过这些社会运动。我提出的学制改革是真心诚意帮助党整风，丝毫也不反党。而今重庆师专已经被教育部正式改为重庆师范学院。这不说明我们的那些活动是有收效的。”每个月如此这般的“开场白”宣言，当然是对于被打成右派份子的内心不满的表白，也是一种变相的抗议。不过这种表白和抗议大多的右派份子已经不采用了，已经逆来顺受了，表面上已经低头认罪了。至少也已沉默了，对于象我这样还敢于如此表白和抗议的顽固不化的右派份子，已经为数不多了.自然被认为“拒不认罪”，“拒不接受改造”。于是我这个“反党头子”便被定为重点监管对象。
......那时候。新入校的女生之中。不乏花容月貌的窈窕叔女。我们住在二楼最边的一间。楼下是女生进出食堂的来往通道，站在二楼窗户旁是较近距离的居高临下的观光欣赏的最佳角度。我们这一群二、三十岁的囚徒，无论心灵和胴体都在走向性渴求的高峰期，然而被剥夺了自由，被剥夺了青春，被剥夺了人性。那种被压抑的冲动，冲动的被压抑是很易逼向疯狂的〔其中就有一个被逼成了单相思而近于疯狂。〕。。。。。。我尚能自持。此中有个邹俊。是“最可爱的人”“志愿军”转业的。考上大学几个月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原因是闲谈中吹了一些朝鲜战场上的真实。被同学检举揭发......集中了全校几十个“志愿军”来斗争。邹俊说：眼见为实。我亲眼所见，你们是瞎子，你们没看见？这等顽固不化对抗到底。给了个二类重处分。邹俊不只当兵三年。“淮海战役”时候在国民党军队里是个小小勤务兵。被俘虏。被称为“解放战士”，当时象这种被俘虏过来，掉转枪口而成为“解放战士”的，非常之多，以后便随解放大军参加了“渡江战役”。。。。。。以后“志愿”去了朝鲜战场。当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战争结束转业回国以后，考入了重庆师专。前后加起来已经当兵十年。可以称为“老革命”了。自然更“老母猪当貂禅了！”每天晚饭过后伏在那窗户前“打牙祭”，可望而不可及，望梅止渴而已！......观赏之余，右派分子们免不了评头品足。对出众者免不了给以命名，给个代号、绰号之类。然都不伦不类。当时正在上演老“苏”的《静静的顿河》。叔女中有一特别出众的，高佻身材、鹤立鸡群、丰满匀称，若以今日标准来评判，定是一名超级模特无疑！鸭蛋脸儿、黑黑的头发、红红的面庞、人面桃花、高高的鼻樑、大大的眼睛、顾盼而生辉，端庄而又活泼。右派分子们在这窗户旁边一至推举为“校花”！！然而不知其姓不知其名，更不准给她一个不伦不类的的代号。我说我来命名。我庄重的举起一根手指头，慎重的说：“阿克西伲娅！”右派们欢呼起来！神了。不仅形似而且神似。那种丰满！那种性感！绝了！绝了！从此阿克西伲娅成了我们最最关注的偶像！我们尊重我们的偶像，再也不允许谁伤害她。污言秽语不允许，任何有损她光辉形象的语言都不允许。我们都伏在窗前，等待她优雅的走过来、优雅的走过去。那条小道变成了t形台。我们全神贯注的那短短几分钟，成了我们每天最最幸福的时候。被那些残酷的泥土、砖块加之于我们的一切劳乏忧愁都一挥而去了！阿克西伲娅今天穿的鹅黄色上衣。真美！阿克西伲娅今天穿的粉红上衣，真美！阿克西伲娅今天面代笑容，我们心里便愉快。阿克西伲娅似乎代着淡淡的哀愁，我们心里便不愉快。久久地放心不下！被苦役折磨得筋疲力尽的这群奴隶们。被那些砖坯枯萎了灵与肉的这群囚徒们，麻木了的心灵！麻木了的胴体！真有点象高尔基写的《二十六个和一个》中的那《二十六个》。虽然每天我们没有能拿得出那“最好的面包卷”来奉献给她。然而这群奴隶们的心灵和胴体却在此一时刻被她点燃了！照亮了！灵与肉都复苏了！我们每天以如此纯洁的赞美，如此纯洁的爱慕，注目于她迎来送往，若她心灵有所感应，应该是欣慰的......奴隶们哦！那样崇高的苦恋着！那样崇高的可怜！！......还有一位叔女。走起来富有特色。全身优美的轻轻摇动着，双臂轻轻的飘动着，双脚轻盈的轻轻跳动着。有人给了个“浑身扭”、“秧歌妞”之类不伦不类的名字。我说我来命名。当时有首很流行的歌曲：“......小妹子儿好来实在是好！走起来好像水上飘！”我命名之：“水上飘！”自然也绝了！由我命名的只此二位。别无他人。然而就是因为取了两个如此“动情”的美好的绰号。如此两个雅而不俗的赞美的雅号。也被定为送去劳动教养的罪状之一！右派之间也相互起绰号。我亦命名了二人。其一是中学毕业，十八岁考入大学的名叫杨建华，来校几个月便被打成了右派。小子好夸夸其谈，地下的全知，天上的晓得一半。我命名之曰“万能博士”。还有一个陈嗣渊。小子那付德性！我命名之曰“泼留希金”。绝对的绝了，没看过俄国。果戈里的《死魂灵》的专门去借了来看。看后高呼绝了。也有人给我起绰号，一是“吴用”，一是“老狐狸”。当面无人敢叫，背后叫不起来。自然淘汰，不久销声匿迹。起绰号也是要有点学问，难道不是。其实不过苦中作乐，在那囚徒般的苦力折磨之中，灵与肉几乎都已经完全死灭，还有那么一点点残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已！
不久，我这“拒不认罪”，“据不接受改造”的“反党集团头子”。为了杀鸡给猴看，招了个“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升级处分。“劳动教养”三年，那是它的最高年限。李万元亦在其中。当然对此灾难降临，心中不无恐惧，然而在那斗争会上依然神态自若，侃侃而谈，昂昂然旁若无人，高谈阔论谈笑风生的反击那些斗争我的缪论。下来后右派们高举大姆指说：“佩服！佩服！”我上了一个台阶。第一次被送进了监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能奈何？？当时叫作“宽、严结合”，右派分子们已经被改造两三年了，死气沉沉，得给点刺激，给了两个表现好的，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予以“复学”；给我和李万元加重处分，送去劳动教养，叫作分别指明出路。
一九五七年春天，那“乍暖乍寒”的东西南北风丝毫无能吹拂入我的书房，我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书堆，如饥似渴真想狠狠的“啃”尽古今中外圣贤之书。在机关里面有每天读报纸读文件的必不可少的习惯。现在报纸也少看了，对于报纸上每天都大肆鼓吹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实在是十分的冷漠......七月///日下午陈梦玎〔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派驻沙坪坝工作组组长〕到学校来作报告。命令所有的人都必须去听报告。我当时对于这些事已很冷漠，然而任何人不能缺席。班长周鸣旦把宿舍里的每个人都赶了去。我没法逃脱，去了那当时权作“礼堂”的大食堂，八个人围坐一桌，去享受台上陈部长的侃侃而谈。。。。。。陈部长那三寸不烂之舌，真会“煽风点火”。他一再号召党团员带头“帮助党整风”，“北京人民大学一个女同学，真是一代新人！”我已经麻木了的心灵被他点燃得有点蠢蠢欲动......陈梦玎以后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张文澄〔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反党集团”的“骨干份子”......。听过报告之后。为了响应党、团员带头“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心情不能平静。这时候数学科正准备全体集会联合签名请愿，请求延长学制。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数学科学生的心愿，也是全校学生的心愿。我一时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大字报”，只有二十个字：“要求学生会领导全校同学请求进行学制改革！”此“大字报”于当天晚饭前贴在大食堂外边。谁知竟“一石激起千层浪！”，紧接着半小时里，晚饭后一眨眼之间，百十章响应，支持的“大字报”雪片般的贴满在大食堂外边。以后被陈梦玎称我这篇“大字报”掀起了全校的“大鸣大放高潮”。为什么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呢？当时调干学生很多，大多对现行教学制度、教学方法。。。。。。不满，不能容忍。渴望改变现状。“大字报”道出了心声，激起了同感，故而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在此意想不到的快速剧烈反应之中，“刺激’我立即写了一篇：《矛头指向哪里？》的文章，文章里认为在中国的大学里面从苏联去“先搬后化，全盘苏化”是教条主义；全校广大学生对现行教学制度、教学方法。。。。。。不满，当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官僚主义；。。。。。。只是纸上谈兵，毫无改正的具体行动是形式主义。“矛头”应该指向教条主义、指向官僚主义、指向形式主义。。。。。。〔当时毛泽东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的内容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当天晚上我这篇文章在校广播站连续广播，此文以后被称为是“反党集团的纲领”。当时钱伟长也因为“反对硬搬苏联那些不值得学的东西”而被打成了极端右派分子。因为当时宣扬的是：苏联一切都好，一切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谁敢说不的，就是反苏，反苏等同予反党，罪过就大了。。。。。。许多人对于这种“奴气”，敢怒而不敢言，钱伟长敢于“顶撞”，当然罪不容诛。。。。。。第二天，在我们的“督促之下”，学生会主席王文哲〔以后担任过重庆师范学院副院长〕召集了一个“兴趣者座谈会”。会上成立了“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与会者四、五十人都要求王文哲兼任组长，王文哲不干，指定学生会文娱部长钟文江为组长，我被大家推举为副组长。“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声势浩大。下设秘书组、宣传联络组、后勤组......网络遍及校内外。参加各个小组工作的大多是久经操练的调干学生。有的也担任过一定的领导职务，在过去机关工作中训练有素，不仅工作能力强，而且对“学制改革”满怀热情、忠心耿耿、一个个废寝忘食，能量极大。把校广播室作为了“学制改革”的宣传鼓动阵地，白天、夜晚大广播里都是鼓吹“学制改革”的文章，“学制改革”立即成为全校关注的中心。全校师、生、员、工几乎人人都在讨论这件事，关注这件事。人心所向，热情高涨，领导小组开会决定：以领导小组名义召开大会。大家推举我在大礼堂主持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许多教师围绕“学制改革”发表演讲、献计献策、情绪高昂，非常非常的热烈......会上通过成立“请愿团”到北京请愿......大会快要结束时候，受学校党组织指使的几个学生跳上台来呼喊斥责我们“反党”......在全校大多数都热烈的去闹”学制改革”之际，竟敢予如此”明目张胆”的唱对台戏斥责我们反党！！当然使得我敏感到情势不妙。我估计一定背后有硬的后台有所指使.当天午饭之后我紧急召集“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十多人〔大多是“调干学生”〕开会。我提出立即停止“小组”的一切活动，退出“小组”，并草拟了一份“公开声明”，声明退出“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并提出从此以后“小组”的一切活动都与我们无关......十多个人都签名，然后在校广播站广播了几次。从贴出那张二十个字的“大字报”到发表“公开声明”“放下屠刀，洗手不干”，一共也只有两天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公开声明”，弄出去之后，陈梦玎部长却一再要“招见”我，我避而不见，钟文江也躲了。。。。。。第二天，陈部长又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大会上陈部长说：“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是有成绩的，因为掀起了全校的“鸣放”高潮。打破了自“鸣放”以来的沉默局面。看来小组还是“有水平”的。只是有些提法上还可以商磋。比如说“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有正义就有非正义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说成是正当的。当然，这是缺点而已，无伤大雅。。。。。。希望“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继续工作，再一次掀起“鸣放”高潮！。。。。。。”这位陈部长依然很有煽动性，但我已经敏感到了“风向”在转，已经决心坚决“洗手不干”了。这一回，丝毫没有被陈梦玎煽动起来。却偏偏还有一伙“不醒事”者，李万元、钟家原。。。。。。等人又去掀起所谓的“第二次鸣放高潮”，当然只不过是再次被引出洞来的“牛鬼蛇神”而已。。。。。。我既已“出洞”，便再无有退路了！我采取的“紧急退却”的果断措施。完全无济于事。已经被当局紧紧的揪着不放，进而成为了重庆师专反右斗争运动中的重点。“出洞”两天多竟换来了灾难二十年！！！......第二天，毛泽东的“这是为什么？”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公开发表。“反右斗争”便随之展开。然而此时还没打算在学生中打出“右派”，在“鸣，放”初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曾召集重庆市各个大学的学生会干部，在中共重庆市委小礼堂开会交底说：“这一回主要是想看看民主党派人士对党有些什么不满的，你们这些年轻娃娃对党有什么不满的？所以没你们什么事〔有叫大家“知趣”、“识相”的“先打招呼”的意思〕......”可见毛泽东的“阳谋”还是向党内的高层领导交过底的。。。。。。然而不久毛泽东说了一句：“大学生中也有右派分子。”学校得此“上方宝剑”，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了几十个人，收集整理了二十多页一份材料：名之曰：“关于学制改革小组的活动情况”，并发给全校师、生、员、工讨论。讨论中许多人反对；斥问当局，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那一点反党？”，就这些材料“凭什么说反党？”。我自己当然更不认为我干了什么反党的事情。这不明明是响应党的号召，积极的帮助党整风麽。怎么会说是反党呢？此份材料尽管观点不同然而事实俱在。材料把我们的所作、所为、所行、所说都记录在案。而在此材料中，确实找不出一言、一字、一行、一动能够称得上是反党的，有感于此，既是“官方”的“证据”且尚有某种“客观性”存在，我便把这份材料“偷”了两份起来，保存了二十多年，一直到邓小平来“挖”我们出“坑”的时候，这份“证据”都还在我手中。。。。。。我想如果一旦他们真的乱来，把我整错了、整成了什么份子，我也可以根据他们官方搞的这份材料，来向伟大的毛主席党中央去申诉。求得公平。以后学校当局下令全部收回去，因为材料内容不能把我们打成反党，于是把它全部烧掉了。因此我“偷”起来的那两份便成为这世界上仅存的“历史文件”了！不久，当局重新另搞了一份关于我的个人材料，发放给全校讨论。这份材料当然上纲上线，因为不无限上纲不夸大其词是无法把这个“学制改革领导小组”打成反党集团的。当然也就打不出我这个“反党集团头子”来了。这份材料发给全校反覆讨论，而且同时首先向我集中“开炮”。大会、小会向我斗争。我当然据理反驳，岿然不动。第一次全校斗争我的大会竟邀请了重庆市各个大学派代表前来参加。声势浩大。口号声震天，何惧之有？我都是干这行的行家，我主持过的斗争会，大至万人，我站在那台上，谈笑风生，视若无物，实实在在的冥顽不灵，我怕谁呀？。。。。。。“学制改革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一个个相继被斗争，以后凡参与了的，以及支持、同情过这一活动的，都跑不脱。无论教师、学生，都以此“划线”，一时成了重庆师专的反右派标准。但是什么是右派？于全国而言，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行其是。右派分子的标准，是在全国已经把几十万右派分子打出来之后，中央才“马后炮”的制订出来，反右派运动已到尾声才下发给全国的。可见其滑稽程度了。没有标准打出了五十万，规定了要完成百分之一、二、三的任务。之类任务当然都得超额完成，至少要打出个百分之三以上。所以，毛泽东最先说，全国大概有三百名右派分子，很快变成了两三千名右派分子，以后飞涨成几万，一直膨胀到五十万，可见其随意性之大。。。。。。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重庆日报》以很大版面刊登了“曾、钟反党小集团”的材料，不久《四川日报》、《中国青年报》也有报道。于是“反党集团”之说似乎成了“铁案”......虽然被打成了“反党集团”，但对于“反右派运动”的正确性，我依然并没有多大的置疑。因为我依然相信毛主席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英明的。我也还是依然相信真的有那么一些因为不满党的历次社会运动和党的各种政策而对党不满的人，他们猖狂的向党进攻了，予以反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慨念当然是以往受到的教育在头脑中形成的，也是从当时的报纸上得来的，对于报纸，我依然没有什么置疑，因为那时候我还依然是《人民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但是我认为我绝对不是“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那样的一类人，我只不过是被重庆师专这一伙人乱整整错了而已。为了伟大的毛主席、为了伟大的党，自己个人暂时受那么一点委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那时候还不知道以后的右派份子会遭到那么可怜的下场！那么恐怖的命运！会被整的那样的惨！。。。。。。只不过对于“阴谋”、“阳谋”之说，有些想法，说好了“言者无罪”现在却突然变脸来个以言定罪，开始了，仅仅是开始了对于“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有了点“想法”，还远远没有走到“怀疑”的地步。在内心里甚至为之辩解：孙子曰“兵者，诡道也”，“诱敌深入”，“引蛇出洞”这是“战略”、“策略”，为了伟大的“经济建设”去“扫清幛碍”，伟大的毛主席自有他的深谋远虑，战略部署。。。。。。那样的时刻依然是对于毛泽东忠心耿耿，毫无不一之心。。。。。。最后钟文江被处以“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一类处分，受到此一类处分的还有教师任达远，因为他也是“反党集团”的支持者。我则因“在机关一直表现较好”等理由给以从轻处理，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二类处分。但是还有另一个说法：说是上头的决定，在每个高等学校里，都要留下一、二个右派分子作为“样板”，去当“反面教员”，在后来者中去起“警示作用”。颇有点象动物园把猛兽关在笼子里面去供人参观同时吓唬胆小鬼一个样。据说林希翎便是北京人民大学准备留下来作反面教员的。又据说，重庆师专当局认为我也还可以当个“反面教员”，因而把我留下来的。。。。。。后来，又据说，这种做法被认为似乎残酷了点，也可能吓唬不了谁，因而不予付诸实施。。。。。。
一九五八年春，二类处理的十多个右派被遣送到重庆九龙坡区茄子溪农村去“劳动察看”，据说这是为了加速改造。我们一、二十个人去到了一个生产队。被安排住在两间粮食保管室里，墙上还吊满了收获的胡豆，下面一间阴暗潮湿，我们住在上面的一间阁楼上。阁楼有三米多长、两米多宽、一米多高、伸手可触及屋顶，十多个人挤在一起，睡下去便紧紧的一个挨着一个，。。。。。到了夏天这以“三大火炉”著称的重庆，这小阁楼真乃火炉中的“八卦炉”，墙面、地板热得滚烫滚烫。“八卦炉”正当西晒。一扇小小的门小小的窗，又不通风，散不了热，夜间也难以退凉。沉重劳动之后，疲惫不堪的我们走进“八卦炉”来，往那水泥地板上倒头便睡。不多一会，沉睡中的一个个大汗淋漓，汗水湿了地面。无可奈何、忍无可忍、又没有孙猴子的诸般能耐，只得逃离那“八卦炉”，到露天坝去睡大石板，宁肯去“喂蚊子”也无奈那“八卦炉”的熬煎......生产队为了充分利用这二十多个强壮劳动力。特别成立了几个“村办工厂”：肥料厂、咸菜厂、砖厂。这些所谓的“工厂”，全是些又脏、又臭、又苦、又累的苦力的干活。农民二哥〔以“工、农、兵”排行，工人称大哥。。。。。。〕是不屑于也绝对不会干的。那所谓的肥料厂，是把重庆城里的各种垃圾，从长江里用“粪船”运到茄子溪来。我们在茄子溪长江岸边从“粪船”上去把垃圾刨起来，用箩筐装满，一挑一挑的挑回生产队的那些“工厂”里去。那些垃圾实乃奇臭无比，能臭倒人臭死人，堪称天下第一臭！集重庆城污秽恶臭垃圾之大成：臭骨头、死猫死耗子死婴、臭袜臭菜邦子臭月经纸......迄今还有恶心之感。我们把这些臭东西从臭不可档的“粪船”上，一铣一铣的去刨出来装筐挑回去。再堆积成一座小山，让这些臭物继续“沤”烂。“沤”的过程中，更为恶臭之气不停的四外散发。农民过路都只得躲着绕道走。右派份子无法躲，不仅不能躲，还必须如蝇之逐臭“奋勇向前”，和嗡嗡鸣叫的千百头绿头苍蝇为伍，去摆弄那些臭物。把下面“沤”烂了的用铁铲翻到上面来，把上面没有“沤”着的翻到下面去，还得从中挑选出无法“沤”烂的东西，把它扔掉......待到基本上“沤”好了，再拌上又黑又臭的污泥，还必须搅拌均匀，最后再弄成指头大小一颗一颗的，当时被称为“颗粒肥”的东西，给农民用来施肥。整天与恶臭为伍，一天劳累下来，浑身上下从头到脚心肝五脏都奇臭难挡！自己也变成了”颗粒肥“了！农民二哥自然是绝对不会干的！右派，你敢说个不字？你敢不服从改造？咸菜厂其臭次之，也依然臭不可挡，依然一天到晚都与成千上万支绿头苍蝇为伍......如此繁重劳动之后，一天三顿都只能吃稀饭。二十多个右派从中选了一个煮饭的。稀饭装在一个很大的缸里。用一只很大的木勺去捞。一大木勺可以装一大大的搪瓷钵钵。因为一天三顿都吃稀饭，小碗根本不管用，所以市面上很大的搪瓷钵钵很大的搪瓷盅盅一上市就被枪购一空。。。。。。第一个捞的沉在底下的“干”的稀饭，在那木勺上可以堆成很高的尖尖。捞第二个逊之，依次递减，因此第一个捞的比末一个捞的，捞取的“内容”要“丰富”二至三倍。于是便立了个规矩：每天轮流捞第一勺。而且那捞的顺序也依次排列下来，“轮流执政”，谁也不能违反。轮着捞第一勺那天，可以把你胀得来鼓着肚皮，不过得一二十天才能去“享受”一次那种胀得来苦乐相兼的滋味。。。。。。菜则是水煮盐镶的菜邦子。残酷的劳动加上营养不良。一个个很快面黄肌瘦起来......下班后跳下长江去洗个澡，把浑身上下，心肝五脏，令人恶心的臭气，里里外外，彻底的洗个干净，那是每天必不可少，也决不可少的。有时也到茄子溪场上那唯一的小饭馆去“操”一番：一份红烧肉两毛钱，一大碗干饭八分钱，二毛八一顿，如此而已！“调干学生”每个月二、三十块钱的“调干助学金”，那是“国家规定”的。莫名其妙的被学校当局取消了。每个右派分子一个月发给十三块钱，还得从十三块钱中扣去七块伙食费去吃稀饭。剩下六块是零花钱。当时重庆监狱里的“劳改犯人”每个月发五块零花钱。我们的待遇比监狱里的“劳改犯人”还要“优厚”一块钱！然而“劳改犯人”是“穿公家、吃公家、背上褙个红疤疤〔兰色的布衣服上面用红色印的劳动改造四个大字〕！”，我们不“穿公家”，背上虽然没有“红疤疤”，然而头上那顶“帽子”的重压却远远超过了“红疤疤！”。一个个渐渐的麻木了。本来是衣冠楚楚的“文明人”，而今一个个赤身露体，精疲力竭，只穿着一条内裤招摇过市，十多个“野蛮人”就这般模样闯进小饭馆去狼吞虎咽又昂首阔步招摇过市而去。在当年茄子溪场上留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即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如此残酷的劳动条件之下，我依然没有什么怨言，总想着“脱胎换骨”，埋头苦干，尽力而为，好好改造，作一个新人。还期望着早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重新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当然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不少的人不择手段，告密、出卖别人、出卖灵魂。我自然是绝对的完全绝对的不会干这种寡廉鲜耻的勾当。
......阶级斗争的弦越来越拉越紧。毛泽东以前说的：“右派是敌我矛盾不按敌我矛盾处理。”现在变了。以前的“敌、富、反、坏”“四类份子”而今突然变成了“敌、富、反、怀、右”“五类份子”，“右派份子”“上了一个台阶”，公开的被“打入另册”，也就是以前说的“不按敌我矛盾处理”变成了要“按敌我矛盾处理”。如此出尔反尔在那个年代是屡见不鲜的。但这可不能说是言而无信。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叫作马、列主义的“灵活运用”。国事烦人，把这些烦恼加之于阶级敌人身上，那是理所当然的。。。。。。劳动可以改造思想，这是共产党的一贯理论。当时有一个教授为此理论予以阐述，教授曰：“劳动改造思想有其生理基础：残酷劳动使得全身血液充满了肢体的毛细管，大脑的供血便减少。长此以往，大脑因供血不足，脑细胞便退化、木呐，思维活动大大减少，变傻了痴呆了，思想也就改造好了！教授因此理论取得了“右派份子”的头衔。其实以后的林彪副统帅公开拍马屁说的：“毛主席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和“知识越多越反动！”其“司马昭之心，”自然“路人皆晓”。林副统帅要把“知识”斩尽杀绝！要“愚兵愚民”把天下众生都变成傻子呆子。因为只有傻子呆子才相信“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才能“步步紧跟”，跟随他去暗杀毛泽东......当时已经打出了“三面红旗”。要实现他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统一思想，压倒敌对的一切“异端邪说”。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措施是加速改造“五类份子”。也就是加强专政丝毫不得乱说乱动，于是全国以乡为单位成立“五类份子集训大队”。“集中营”是也。全国一声令下，千万个“集中营”立即在全国旮旮角角建立起来。古今中外以罚“苦力”来惩罚他的压迫对象，无一例外，当年的种种手段过之而无不及。。。。。我们那二十多个人里李宗林是教师，调到“集训大队”去当队长。任景光原是学校的团委干部，调到“集训大队”去搞伙食。而我呢，“反党集团”头子，调到“集训大队”成了唯一的“加速改造对象！”只有我一个人“升级”了，其余的学生都依然留在生产队里，继续去干那些又脏又臭的恶臭劳动。似乎能够继续“恶臭”下去也比我这“升级”更为幸运。临行时候“猩猩惜猩猩”，同学们都为我捏着一把汗，悬着一颗心，认为我此一去凶多吉少也！！
“集训大队”实实在在的集中营是也。集中了全观音乡的地、富、反、坏、右有一百多人，设在观音场场上。那是乡政府所在地。有十多个民兵荷枪实弹的，日夜看守着这一百多号囚徒，民兵押着去劳动。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劳动是很残酷的，“份子”们还得自带伙食。那时侯农民的生活都是十分艰难，“份子”们自然更为艰难十分。吃的都是犬彘之食。然而从那可怜的菜金之中，任景光这个混蛋还敢贪污了去吃喝。真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贪污了二十多块钱，弄了个“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下场！实在罪有应得......一天队长李宗林青风黑脸的把我叫了去，板着那张木呐的脸斥问我：“你这几天在干啥？”我说：“没干啥呀！”李说：“哼！看没看大字报啊？”我说：“看了。”李说：“有你一张吗？”哦！明白了，要我写大字报！那时候全国正在搞“交心运动”。“言者无罪”却“以言定罪“，开亘古未有之先河！而今还要你把未言的无言的隐藏在心里的，一齐都老实坦白交代给共产党。这当然是古、今、中、外都闻所未闻，十分古怪的思想统治方法。据说那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向党交了心。心者，无形。看不见模不着，惊魂未定的知识分子交给你真的假的。实乃真假莫辩是也。真乃自欺欺人之举！不过可能也有象在神父面前作忏悔那样的，真的把心中的隐藏的邪念罪恶一鼓脑儿兜出来的确有其人，亦未可知也.......我流览了一遍大字报。“份子”们没那麽傻，名为交心实则胡扯。我亦如法炮制。我看李宗林只有两篇大字报，我一口气写了二十多篇。满纸马、恩、列、斯、毛，也不无自责，然而却与“心”风马牛不相及。那姓黄的公安员文化本来就不高，我又写了二十几篇。占了整个大字报的一半多。把姓黄的搞糊涂了......不几天李宗林又青风黑脸的来叫我说；“黄公安叫你！快点！”。那年月是“有理说不清”的。也不知道什么事发，是不是自己弄巧成拙，那些大字报里有什么被抓住了小辩子，叫去问罪？不无忐忑的快步跟着李宗林来到了黄公安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另一公安，还有两个民兵队长，都雄赳赳的拿着枪站在那里。这种阵势真有点使人生起将大祸临头之感。我不无忐忑强自阵定的站在那里，等候黄公安发话。因为前两天就有一个伪军官排长被“升级”，从“五类分子集训大队”，由民兵用枪押着送进了监狱。。。。。。我正茫然间，黄指着一张凳子，叫我坐下，慢慢的慎重的宣布说：“曾国一表现很好。提起来当集训大队的副大队长，专门管学习，李宗林管劳动。”这种意外，使我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我看李宗林的神色立即也大大变样，我和他都绝对绝对想不到会有如此的大好运道会落到我的头上来。。。。。。黄公安又讲了些要深入开展“交心运动”，要搞好学习，读好报纸之类才叫我们离去......不久要从“五类分子集训大队”抽调几十个精壮劳动力去中樑山搬运矿石。去为中樑山山下一个正热火朝天的“土高炉”炼钢场当突击队。叫李宗林带队去了中樑山。这观音场的“五类分子集训大队”还剩下了百十人。我成了大队长。总管一切。从而摆脱了繁重的劳动。只负责管理指挥，以彝治彝之术也，然而我却也算是因祸而得福！那时候全国大炼钢铁。要“超英赶美”，要年产一零七零万吨钢。全国旮旮角角都在炼纲。这观音场自然也不例外。“集训大队”自然是主角。那时候经常会三天三夜大炼钢铁不下火线。“集训大队”当然是坚持“挑灯夜战”“战斗”的“主力部队”。先是用煤，煤很紧张，象观音场之类不入流的场合当然没有计划。顶多能从民用燃煤中去弄一点点出来“炼钢”，煤完了就用木柴。铁矿石自然是根本没有的，有了也熔不化，熔的是从家家户户搜缴来的铁锅、铁壶、铁铲。。。。。。之类，凡是带铁的都跑不脱，一律收缴，连每家每户家俱上面的金、银、铜、铁、锡之类装饰物也必须抠下来也一律上缴。把这些收缴上来的铁物砸了，然后一起放入一人多高的“土高炉”中，再加入木材，持续烧它个三天、五天就名之曰“钢！”。谁都明白这是“脱了裤子放屁”，“捏着鼻子哄眼睛”，但谁都懂得点“难得糊涂！”。。。。。。此时也，我们还增添了一项夜间任务。由我这个大队长带领二、三十个份子到长江岸边去装船。茄子溪长江岸边有个很大很大的木材加工厂。规模真是非常巨大，因为要把从长江上游很大很大的一个个大“木筏”群漂流水运来的千千万万棵园木。都先运进这木材加工厂来，粗加工成粗材。再往四外调运销售。加工过程当中那些边边角角的废材便扔弃在长江岸边。年复一年，从解放以前迄今，日积月累，这些废材堆积如一座一座的大山。大山连着大山，那些废材有几十万斤或几百万斤谁也不知道。没人管也没人要。而今时来运转，也不知道是那位“伯乐”发现了这处丰富“宝藏”，寻宝者纷至沓来，废柴被派上了大用场！废材要拿去炼钢！！我们被派去为这些炼土钢的用户们装船。也就是爬上那“险恶”难料的高高废柴山上面去。把那些废柴拾起来，再用铁丝捆成一捆一捆的，再扛了上船，一捆一捆的整齐堆放在船上。运去四面八方“大炼钢铁”去也！！我们为这些“土钢铁大王”们装一船废材，可得三十块钱工钱。劳动下来已经深夜两三点了。每个人发三毛钱的加班饭钱。剩下二十多块交给黄公安。几个月下来，那几百万斤或是几千万斤的废木材山便被夷为平地！拿去炼钢去了。全国许多山林被夷为秃顶许多山头变成了和尚头也是拿去炼钢去了。最可怜的是那些大钢铁厂也跟着倒霉。那年重庆钢铁厂出炉的不合格的钢铁堆满了长江岸边。真有点令人惨不忍睹！！那一年把重庆钢铁厂建厂几十年来的积累全部赔光了！愚蠢的大炼钢铁把全国那点可怜的家当，到底被赔进去了多少？！讳莫如深！小老百姓除了暗自痛心之外什么也毫无所知！毛泽东要“超英赶美”计划当年钢铁产量要比前一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报纸上说是“完成”了。而大多数都是“草钢”。今年钢铁产量全国完成了三亿五千万吨。47年之后是当年的三十多倍。当然是毛泽东想也不可能想像得到的。。。。。。还有更为愚蠢的便是深翻土地。残酷的劳动。农民不情愿去干。“份子”们不敢不去干。于是又成了“五类分子集训大队”的主要任务。成了愚蠢的深翻土地运动的“主力部队”。要去把千百年来世代苦心经营的良田沃土翻下去埋在下面，不让它长庄稼了；同时把一米多深下的生荒土翻上来，要在生荒泥土上面去种植庄稼。真不知道是什么“聪明人”想出来的“好”办法。要深翻一米多深，只能用两米长的“钢钎”，无比吃力的蛮干。深翻土地曾一度风靡各地。全国都在推广。老农民看着直淌眼泪：“这么一搞，明年哪来收成哦！明年吃什么哦！！”老农民不幸而言中。苦难的饥荒岁月接踵而至。一年饿死的人以几千万来计算。真是亘古未有骇人听闻！“人民公社”、“大食堂”把每家每户都砸锅毁灶。不准独家开伙作饭，全部强制性的赶进大食堂。全国城乡莫不如是！异想天开的“军事共产主义”，几个月时间不攻而自破，大食堂一个个土崩瓦解，全国的大食堂全部自动垮台！更为悲哀可笑的是那“粮食放卫星”。这里亩产水稻四百斤，那里便五百斤，八百斤......大喊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很赞赏这种说法。于是一下子出了个亩产二千多斤的大大大卫星。。。。。。各级官僚如此胡说八道。全国报纸如此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了可以步步高升。不胡说八道便被斥为跟“大跃进”对着干，背道而驰。连周恩来不胡说八道也为所不容。被赶下台去靠边站站了三年。毛泽东亲自上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律打成“反社会主义份子”，观音乡的乡长就是此时被打下去的。。。。。。当年湖南有个县委书记实事求是的上报说全县粮食减产。“人民日报”竟以头条大标题“社论”：“大跃进中岂能大跃退？”予以鞭挞，如此带头当然是全国群起而攻之！县委书记因实事求是的上报而遭到撤职。上行下效。谁还敢实事求是！谁还不胡说八道？不弄虚作假？如此现实。实在是叫人不得不“难得糊涂”了。。。。。。
“三面红旗”。弄的天怨人怒。但谁也不敢不积极拥护。若有怠慢者。立即被打下台去。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们所在的观音场的乡长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打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许多年以后才知道。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当时也被打下去“靠边站”站了将近三年。.....“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而实际上这些年。与天斗，与地斗，都斗得个一败涂地。一直都在“与人斗争”一途。“三面红旗”不按照客观的科学规律办事。想当然。要把钢铁、粮食、棉花的产量在一年里翻一翻。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周恩来认为这是“冒进”，提出“反冒进”，这就被惹脑了，把周恩来弄去管水利，实则打下去“靠边站”，一站站了三年，〔三年后“三面红旗”一败涂地，不得已又把周恩来推上前台为之收拾烂摊子。。。。。。〕.....。亲自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以强迫命令的方法要“逼”出个“大跃进”来。“逼”的结果当然只有浮夸、虚报、弄虚作假。。。。。。近年来有关统计数字说，“三面红旗”造成的损失在一千二百个亿以上。当时国民生产总值全年也只有近三百个亿。可见其损失之巨大。伴随如此惨重损失，随之而来的工农业生产凋蔽在所难免，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难当然接踵而至。这些巨大的灾难应该说都是违背科学规律，一意孤行造成的。近年来一些稗官野史认为这是诸多大过之一。而依然在“隐恶扬善”把真实的历史隐瞒着、蒙蔽着！
我想在人类去追求真理的弯弯长长路里，走错了一步，走错了一段路，定然是难免的事情。然而走错了，承认错误，告诫来者，是对于未来，对于历史，对于前行者应该的、严肃的、负责的态度。可是隐瞒错误的结果，导致全国上下弄虚作假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遗患无穷哦！！那面“灿烂”“三面红旗”从政治、经济、思想、道德、理念......诸多方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些什么？？谁人曾与评说？？谁人敢与评说？？特别是那些人士。隐恶扬善成了他们的专业。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才能够给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以追求真理的严肃态度，说个清楚道个明白？追思、追问、知耻近乎勇！隐瞒无视历史真实。还有什么真理可言？不去追思，不敢追问。这个民族也就那么点出息了！
......不久我们二十几个人被送到了桐子岭“集训大队”。这是个比观音场乡一级的“集中营”更“高级”的“集中营”，属于市一级的“集中营”之一所。〔其他还有许多所。〕这个“桐子岭集训大队”里集中了二、三百人，全是重庆市市级机关〔政法口〕，和重庆医学院、重庆师专。。。。。。等大学来的“反、坏、右”份子，而以“右派份子”为多。地地道道的“集中营”。之所以地地道道，是有那么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队长。“法西斯”队长规定“集中营”里的这些“份子”，每人每天必须挑运五百斤石灰石。从桐子岭山上、途经十多里崎岖难行的山路，挑着百多斤重的石灰石运到公路上用汽车运走。挑运这五百斤，来回有一百多里地。无论盛暑严寒，不管天晴下雨。山路泥淋、三病两痛、肺结核、肝炎。绝对无价可讲。一斤也不能少。早晨八点全体集合。迟到一分钟就定为迟到。迟到者罚多挑一、二百斤，绝无价可讲。“集中营”里还有几十条“禁令”，也是这法西斯队长订的“私家法规”，谁违反了“集中营”的几十条禁令，也是采用罚多挑的办法，被罚者半夜三更还在那崎岖山路上拼命挣扎。沉重的劳动，吃的依然是犬彘之食，上路时候，因为肩负重担，所以不敢吃得太饱，但是挑上百多斤翻山越岭，到不了下一顿就饿了。饿着肚子是无法再负重的。没有办法，人们只得用一个搪瓷盅盅紧紧的按满一盅盅饭，挑运的中途，肚子饿了，便用那冷饭就着山溪流水当作干粮充饥。挑运这五百斤石灰石来回一百多里地，许多人都必须用十多个小时才能完成。早出晚归，中午根本不敢稍事休歇。一个个正如牛马般的搬运机器一样，”脱胎换骨，重新作人”变成了一条条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你，驱赶着你没命的奔跑，精疲力竭也不敢稍事休歇。。。。。。我们去的时候。那些老“集中营”。一个个被残酷的沉重的苦役折磨得没了人形。个个沉默寡言。面黄肌瘦。那时候，这些人都相信只有认真的老老实实的改造好了，才能够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才能够回到人民行列。若有不顺从者。那个“法西斯”队长随时都可以罗织罪名把你弄去劳改劳教。所以都逆来顺受，没有人抗拒的。殊不知，这一套“软中代硬的”“统治手段”，把好些人折磨至死都回不到那个“人民行列”。。。。。。后来得知这个“法西斯”队长是国民党的狱卒。本想使用这种残酷手段来表现他的“革命立场坚定”，殊不知弄巧反拙，这些被他当作牛马般折磨的右派份子，忍无可忍，一再反映。上面只得以“历史反革命”罪送之去劳动教养去了。消息传来个个拍手称快！不过那时我们已经离开了桐子岭。。。。。。象重庆桐子岭这样的“右派分子集中营”，全国为数众多，而且其处境之残酷远远超过予监狱。据《上海文学》2000年连载的一部纪实文学《夹边沟记事》叙述的“夹边沟右派分子集中营”，里面有四千多名右派分子，多半数被活活的饿死在那里，一个个被活活饿死的境况都十分悲惨，令人惨不忍睹，而那些暂时还没有被饿死的也都一个个奄奄一息，以致一堆堆的死人、一屋屋的死人死在那里，根本没有人有力气去掩埋。。。。。。这样残酷的事情被当时国家监察部部长钱正英知道了，亲自过问，始下令解散了这样一处地狱般的右派分子集中营，把尚未被饿死的少数右派分子弄离开了那个夹边沟，真是死里逃生啊！为了掩盖那饿死人的真象，最后那集中营的头头，特意留下了一个医生，叫这个医生在每一具尸体上面去编造一个“病历”来说明其“死因”，真是欲盖弥彰。。。。。。从我亲身经历过的重庆桐子岭右派分子集中营〔官名是五类分子集训大队〕和《上海文学》上面叙述的这个夹边沟右派分子集中营，可以窥见全国那些众多的右派分子集中营的残酷状况。特别是当全国饿死四千万人的可怕岁月里，这些挣扎在集中营里的右派分子是怎样的可怜，怎样的恐怖，怎样的残酷。。。。。。可想而知。
......一九五九年大年三十那天。学校来人叫我们全体回校。“集中营”那天春节大聚餐，杀猪、宰羊、还有鸡、鱼、兔，抽了许多人去帮厨。厨房内外都到处摆放着食物，忙个不停......从未有过的丰盛。几年未见过的真是令人馋涎的美餐。那队长叫我们聚餐后再走。好长时间都是以犬彘之食裹腹，好长时间都没有吃过如此令人馋涎的那么丰盛的猪、牛、羊、鸡、鱼、兔了！不吃实在是太舍不得。但吃过晚饭，今夜便不能成行了，而且距离学校还得翻山越岭走好几十里路，那得等到“明年”大初一才能离开这个恐怖的“集中营”了。在这“集中营”里虽然只“关”了两个多月，但是那种压抑的、束缚的、恐怖的心情，似乎连气也喘不过来，渴望飞出这可怕的“牢笼”去获取一点自由的心情越来越加的强烈。。。。。。权衡之后，决定放弃了这顿美餐。连平时最“猪八戒”的都同意放弃。十多个右派分子反复“磋商”。既经大家决定，便快速行动，谁也不想在这恐怖的“集中营”里多呆上一分钟。大家确实舍不得然而又一致下定决心放弃这顿丰盛的聚餐。赶快打被盖卷连夜连晚的回到了学校。。。。。回校已经夜深了，连晚饭也没有捞得上吃，但是大家的心情还是很轻松，似乎是“自由”的多了。因为桐子岭“集中营”里除了我们这十多个右派学生之外，没有放走任何一个右派回去过春节的，包括其他大学里的右派学生。连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也毫无“恩赐”，全部关押在那集中营里。因此我们心里还不免有那么几分对学校的感激之情。春节过后我们才知道，回校一点也不值得庆幸。原来学校想利用这二十多个廉价劳动力。兴办了一个砖厂。春节假期只有三天，三天以后，我们全部去了砖厂。学校聘用了一个农民〔转业军人〕来当厂长。据说转业之前当过排长，是个共产党员，那厂长对于这些右派分子实行军事化管理。把我们视作可以听凭他指挥、管辖、不敢抗命的“敌人”，依然是沉重的苦役。这位厂长被学校顾用了不到一年，以后回农村去被饿死了......那时候作砖完全是手工操作，在学校最后面的山坡半山腰，靠近小溪旁边，筑了一座砖窑。小溪旁边几千米长的一溜山便是我们取土作砖的砖场。小溪对面便是“沙坪公园”。我们十多个右派份子，一人划拨给你一块“地盘”。在你的“地盘”里面，各自先搭上一个“挞砖”的“工作台”：也就是半人高，字台大小的一个土堆，表面必须是一块很平而且光滑的硬石板。因为要在那石板上面用力的去“挞砖”，得用力的“挞”它个千次、万次。这种手工制作的全过程完全是沉重的苦力的干活。第一工序是找好一块三、四平方米大小的“泥塘”。首先挖出几大堆泥，再把它“堑”成乒乓球大一坨一坨的，泼上水，赤着脚去把这堆浠泥踩“融”，“融”得来既沾具粘，有如“糍粑”。因此你必须赤着双脚在那堆浠泥上面去用力的跳、用力的踩，得千遍、万遍的跳和踩。太干了不行，太浠了也不行，干了得再泼水，浠了得再加泥。踩过一遍，得用铁铲一铲一铲的把浠泥翻过堆，然后在新堆上面继续再踩。再翻堆，再上去继续踩。如此摆弄一堆泥得一天功夫，特别是到了冬天，赤着双脚去和那又冷又粘的浠泥摆弄一天，双脚冻得麻木冻得青红紫绿，而你还必须继续踩下去。。。。。。第二道工序是“挞砖”：在你备好的既沾且粘的泥堆上，用“泥弓”去“割”下二、三十来斤一大坨，把它抱上你的“工作台”。台上备有一个“砖盒子”，你割下一坨泥，双手高高举与头齐，再用力使劲把泥“挞”入砖盒子里面去。“挞”的时候必须用力，不然，泥就塞不满那砖盒子的边边角角，那就不成其为一块砖。如此使劲“挞”一天下来，双臂酸软疼痛的都举不起来了。“挞”好了的砖，你得一块一块的码在你各自的一条“嵊子”上面。收工之前，有个右派份子组长要来清点数目，而且记录在案。到了月底评比“算总帐”。砖“挞”得多的就是改造得好，少的就改造得不好。这就是当时的“改造观”、“功利观”、“是非观”，以“挞”砖的多少来论断你改造的好坏。那时候每天“挞”得最多的是蒋慕尧，他一天能“挞”三百多坯子，一个月上万坯子。我、刘大模、段敦溥每天只有两百多坯子，一个月下来七千多，则处于末流。因为蒋慕尧一直领先，那个〔农民〕厂长就视之为改造的好。不久就指定蒋慕尧担任右派组长。组长管这些右派是管不了的，谁也不会听组长管。当了组长就被大家视之为“狗”。因为组长既然管不了大家，他就只得去向上头回报，大家自然也就视之为监视大家的“狗”，也就自然存有了戒心。组长是上头指定的“狗”，还有一等自己钻营削尖脑袋去当“狗”的。那是许多右派份子都有一等侥幸心理，认为被学校当局认定是改造好了的就能提前摘掉帽子，变成好人。“靠拢组织”去回报旁人，经常去告密就是立功表现，就有好处可捞。这是当年那个岁月里当权的大小统治者所提倡的惯用的统治手法，可以说凡是中国人统治中国人的任何角落都长于此道。机关、工厂、农村、居民、学生、监狱、军队。。。。。。无处不长于此道。这是“孙子兵法”在中国两千多年发展的“丰硕成果”。积极靠拢组织，自愿充当免费“线人”。使得统治者能够知己知彼而百战不殆。于是那些不愿意当“狗”的，也不能不心存戒备，夹起尾巴做人。因为怕狗咬。记得这二十来个右派份子中，右派组长先后更换了四个，因为他咬人，还另有想“立功”的人去咬他，于是被咬下去了。勾心斗角，自己主动去充当“线人”，无处不再。我则总是被狗咬，无中生有的被告密，因为我是反党集团头子，众矢之的，谁都认为可以从我身上捞点好处。我这一辈子，已走向耄耋之年，从未去靠拢、乞怜、出卖过灵魂，我很珍视我这根人的脊樑。还记得在重庆师范学院学校里的时候派来管右派的一个助教，人很矮，不超过一米五，男性，左得很可爱！每一次给我们训话时候都要说：“你们这些人，说得形象点，就是必须把头低下来。”可能在他的眼睛里我们这些人都高高在上吧！去你妈的，老子凭什么要把头低下来？士可杀，不可辱，我特意要昂首挺胸、高视阔步、衣冠楚楚、旁若无人。当时调干学生也好普通学生也好，基本上都只有棉布衣服穿，穿毛呢服装的极少极少。首长才穿，我在机关里有一套美国麦尔登呢料制作的中山服，那时候堪称高级服装了。首长穿的也不过是国产的毛呢。特意拿出来穿起。我穿的上海制造的三接逗尖头皮鞋在全校是唯一的一双。因为反右斗争之后不久全国各地四处都在排演话剧《右派百丑图》。学校里排演话剧的人来给我借那双三接逗尖头皮鞋时候，借的人很诚恳的说：全校只此一双。而且很客气的希望我“支持”他们的演出。我本来就是大方之人，也就借了。。。。。。这本来就是上海什么赶浪头的“作家”赶浪头的东西，上演过几场，从此销声匿迹，化为乌有，稍后的人们，听也没有再听说过还有如此一场话剧！。。。。。。我当然早已经是全校“天下何人不识君”的“头头”了。为了不“辜负”“观众”的视线，所以每当外出之际，特意的要穿着出衣冠楚楚、头发弄光、眼镜擦亮。还特意要昂首挺胸、高视阔步、旁若无人。于是当时学校的人事处长李光奇，每次训话时候都要点名：曾国一这个这个，这个老先生，总要把头一昂起，你把头昂得那么高，是干什么？当时，互相都称“同志”，称“先生”便表明你是“异类”，不象而今称你为“先生”是尊重你的意思。赋予“先生”以“褒义”是在解放之前。中华民族几千年间对于先生的称谓都是尊重，褒意.因为要反封建，所以到了解放之后对于“先生”的称谓便只有“贬义”和恶意。到了邓小平时代才又恢复了“先生”的“褒义”。但是，我这只有二十多岁的“老先生”，偏不吃那一套，谁也无奈我何。偏要昂首挺胸、高视阔步，就这一条从不“低头认罪”！以后竟也被定为送去劳动教养的罪状之一，因为在左派的头脑中，右派分子就应该是獐头鼠目，青面獠牙，猥猥猸猸，衣衫滥偻，蓬头垢面。。。。。。诸如此类的嘴脸，而你偏偏是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光辉形象”。他们就可以订你一条“从不低头认罪”的罪名。。。。。。砖坯“挞”好之后，得让它自然的“风干”，还不能被太阳照晒，晒了会裂口；砖坯“风干”之后再装窑去烧。第三道工序是“装窑”，我们只去搬运砖坯，“装”是专业的工人干。第四道工序是“出窑”，大家都得去干，那是残酷的干活，“窑”里摄氏六、七十度的高温，二十分钟更换一次进“窑”的顺序，一站进“窑”里去就汗流浃背，令人眩晕，得进“窑”里去把还滚烫滚烫的烧了几天的砖取出来。虽然带着厚厚的布手套，那砖依然炙手。特别是暑天去“出窑”，那真是太残酷的干活。那些专业工人因为这干活太残酷，所以工资高，还有各种补贴之类。右派份子则还是那一个月十三块钱，还得扣去七块钱交伙食费，真是太廉价的劳动。学校当局对于右派份子没有任何“表现”，没有任何的“恩宽”，残酷的、麻木的、把我们当成劳改犯人一样的看待，残酷的剥削着我们的剩余劳动价值。年复一年，有的右派份子在那砖厂干了十来年！！承受着沉重的苦力劳动，承受着残酷的剥削。。。。。。只是在劳动之余，稍微多了一点点可以自我掌握的时间，可以借一点书来看看，这比在“集中营”多少好了一点。其实在沉重苦役之后，大多疲惫不堪，还能够去借书来看的也甚寥寥。。。。。。
......那时候每个月要写一次“思想总结”。每一次我都必不可少的要写上一段“开场白”：“我认为我这个‘右派’和全国任何的右派都不相同，我没有片言只字攻击过党的任何政策法令，在历次社会运动中我都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更没有片言只字攻击过这些社会运动。我提出的学制改革是真心诚意帮助党整风，丝毫也不反党。而今重庆师专已经被教育部正式改为重庆师范学院。这不说明我们的那些活动是有收效的。”每个月如此这般的“开场白”宣言，当然是对于被打成右派份子的内心不满的表白，也是一种变相的抗议。不过这种表白和抗议大多的右派份子已经不采用了，已经逆来顺受了，表面上已经低头认罪了。至少也已沉默了，对于象我这样还敢于如此表白和抗议的顽固不化的右派份子，已经为数不多了.自然被认为“拒不认罪”，“拒不接受改造”。于是我这个“反党头子”便被定为重点监管对象。
......那时候。新入校的女生之中。不乏花容月貌的窈窕叔女。我们住在二楼最边的一间。楼下是女生进出食堂的来往通道，站在二楼窗户旁是较近距离的居高临下的观光欣赏的最佳角度。我们这一群二、三十岁的囚徒，无论心灵和胴体都在走向性渴求的高峰期，然而被剥夺了自由，被剥夺了青春，被剥夺了人性。那种被压抑的冲动，冲动的被压抑是很易逼向疯狂的〔其中就有一个被逼成了单相思而近于疯狂。〕。。。。。。我尚能自持。此中有个邹俊。是“最可爱的人”“志愿军”转业的。考上大学几个月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原因是闲谈中吹了一些朝鲜战场上的真实。被同学检举揭发......集中了全校几十个“志愿军”来斗争。邹俊说：眼见为实。我亲眼所见，你们是瞎子，你们没看见？这等顽固不化对抗到底。给了个二类重处分。邹俊不只当兵三年。“淮海战役”时候在国民党军队里是个小小勤务兵。被俘虏。被称为“解放战士”，当时象这种被俘虏过来，掉转枪口而成为“解放战士”的，非常之多，以后便随解放大军参加了“渡江战役”。。。。。。以后“志愿”去了朝鲜战场。当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战争结束转业回国以后，考入了重庆师专。前后加起来已经当兵十年。可以称为“老革命”了。自然更“老母猪当貂禅了！”每天晚饭过后伏在那窗户前“打牙祭”，可望而不可及，望梅止渴而已！......观赏之余，右派分子们免不了评头品足。对出众者免不了给以命名，给个代号、绰号之类。然都不伦不类。当时正在上演老“苏”的《静静的顿河》。叔女中有一特别出众的，高佻身材、鹤立鸡群、丰满匀称，若以今日标准来评判，定是一名超级模特无疑！鸭蛋脸儿、黑黑的头发、红红的面庞、人面桃花、高高的鼻樑、大大的眼睛、顾盼而生辉，端庄而又活泼。右派分子们在这窗户旁边一至推举为“校花”！！然而不知其姓不知其名，更不准给她一个不伦不类的的代号。我说我来命名。我庄重的举起一根手指头，慎重的说：“阿克西伲娅！”右派们欢呼起来！神了。不仅形似而且神似。那种丰满！那种性感！绝了！绝了！从此阿克西伲娅成了我们最最关注的偶像！我们尊重我们的偶像，再也不允许谁伤害她。污言秽语不允许，任何有损她光辉形象的语言都不允许。我们都伏在窗前，等待她优雅的走过来、优雅的走过去。那条小道变成了t形台。我们全神贯注的那短短几分钟，成了我们每天最最幸福的时候。被那些残酷的泥土、砖块加之于我们的一切劳乏忧愁都一挥而去了！阿克西伲娅今天穿的鹅黄色上衣。真美！阿克西伲娅今天穿的粉红上衣，真美！阿克西伲娅今天面代笑容，我们心里便愉快。阿克西伲娅似乎代着淡淡的哀愁，我们心里便不愉快。久久地放心不下！被苦役折磨得筋疲力尽的这群奴隶们。被那些砖坯枯萎了灵与肉的这群囚徒们，麻木了的心灵！麻木了的胴体！真有点象高尔基写的《二十六个和一个》中的那《二十六个》。虽然每天我们没有能拿得出那“最好的面包卷”来奉献给她。然而这群奴隶们的心灵和胴体却在此一时刻被她点燃了！照亮了！灵与肉都复苏了！我们每天以如此纯洁的赞美，如此纯洁的爱慕，注目于她迎来送往，若她心灵有所感应，应该是欣慰的......奴隶们哦！那样崇高的苦恋着！那样崇高的可怜！！......还有一位叔女。走起来富有特色。全身优美的轻轻摇动着，双臂轻轻的飘动着，双脚轻盈的轻轻跳动着。有人给了个“浑身扭”、“秧歌妞”之类不伦不类的名字。我说我来命名。当时有首很流行的歌曲：“......小妹子儿好来实在是好！走起来好像水上飘！”我命名之：“水上飘！”自然也绝了！由我命名的只此二位。别无他人。然而就是因为取了两个如此“动情”的美好的绰号。如此两个雅而不俗的赞美的雅号。也被定为送去劳动教养的罪状之一！右派之间也相互起绰号。我亦命名了二人。其一是中学毕业，十八岁考入大学的名叫杨建华，来校几个月便被打成了右派。小子好夸夸其谈，地下的全知，天上的晓得一半。我命名之曰“万能博士”。还有一个陈嗣渊。小子那付德性！我命名之曰“泼留希金”。绝对的绝了，没看过俄国。果戈里的《死魂灵》的专门去借了来看。看后高呼绝了。也有人给我起绰号，一是“吴用”，一是“老狐狸”。当面无人敢叫，背后叫不起来。自然淘汰，不久销声匿迹。起绰号也是要有点学问，难道不是。其实不过苦中作乐，在那囚徒般的苦力折磨之中，灵与肉几乎都已经完全死灭，还有那么一点点残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已！
不久，我这“拒不认罪”，“据不接受改造”的“反党集团头子”。为了杀鸡给猴看，招了个“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升级处分。“劳动教养”三年，那是它的最高年限。李万元亦在其中。当然对此灾难降临，心中不无恐惧，然而在那斗争会上依然神态自若，侃侃而谈，昂昂然旁若无人，高谈阔论谈笑风生的反击那些斗争我的缪论。下来后右派们高举大姆指说：“佩服！佩服！”我上了一个台阶。第一次被送进了监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能奈何？？当时叫作“宽、严结合”，右派分子们已经被改造两三年了，死气沉沉，得给点刺激，给了两个表现好的，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予以“复学”；给我和李万元加重处分，送去劳动教养，叫作分别指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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